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期刊（总第84辑）【正版新书】

编后

《鲁迅·左联成立·〈北斗〉》一文梳理了“左联”的成立、《北斗》的编辑出版以及鲁迅的积极参与过程，认为：“《北斗》是‘左联’*个以发表创作为主的刊物，广泛地吸引各类作家投稿发表文章，它注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并发表翻译作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它使得‘左联’真正在文化上形成一条战线，真正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上发挥自己特殊的战斗功能，带动左翼文学运动摆脱低迷走向高潮，体现和实践了鲁迅的三点建议。”《〈前哨〉再识》重新梳理了《前哨》杂志的缘起，编辑和印刷过程，并再次细读了其文本，该文末回顾“左联”资料研究云：“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事迹，*早的资料汇集，应该就是《前哨》之‘被难同志传略’栏。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是比较完备的资料集（1981年出版增订版），以后的相关研究都建立在这个编目基础之上的。可喜的是至2000年代初期‘左联’五烈士相关研究已经基本充分。

当然，关于他们的作品研究还是有待加强。除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之外，至今没有权威的、结合*研究成果的‘左联’五烈士资料、年表、著译作品集的出版物，是令人遗憾的事。若不再结集出版，那么以往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有被重新埋没之虞。”《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根据《申报》的相关报道、广告，对合记教育用品社的情况作一介绍，并对王方仁与朝花社的关系作一些探讨”，文章依据史料对朝花社的前因后果以及关键人物的去向都有极为详尽的分析，是为朝花社史料研究之集大成。

《鲁迅与〈文学〉月刊》是一篇史料长篇：“鲁迅虽未首倡《文学》，但他从杂志创刊开始就出钱出力，满腔热情写文投稿，以自己的名望为杂志撑腰，获取读者的支持，因‘同人暗算’而暂时离开时，他也未停止关注《文学》，因为很多在其上投稿的作家，‘是我们这边的’，他关注杂志的动向，担心其能不能维持原先的编辑方针继续生存，化名为其译文，源源不断地提供杂文，甚至不惮审查，以‘鲁迅’之名发表文章，力挺《文学》。他不遗余力地推荐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文学》发文，将木刻青年们的作品投到《文学》发表，可以说，鲁迅对于《文学》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也无愧于《文学》。

”《鲁迅与广州报刊之“文学革命”》梳理了鲁迅与《广州民国日报》《少年先锋》和《做什么？》等刊物的关联，认为“鲁迅离开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不是他进行新文化运动的终止，而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进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文化运动、思想革命”。《从〈越铎日报〉看鲁迅早期的“报刊观”》认为“《越铎日报》不仅使鲁迅在《新生》时期的报刊观念得以付诸实践，同时他这一时期将报刊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高地与培养后辈青年重要园地的观念对其日后的编辑生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越铎日报》既是我们向前追溯鲁迅《新生》时期萌芽状态‘报刊观’的关键节点，也是我们向后梳理鲁迅‘报刊观’时的一个重要源头”。

《鲁迅〈风波〉细读》和《在报章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之间——论鲁迅〈阿Ｑ正传〉的叙事艺术》等都是颇有新意的文章，而《重读〈故事新编〉札记》渗透了鲁迅研究前辈李春林先生的*思考，给予我们以后的鲁迅作品研究以启示。《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与传播》《2001—2015年周作人与外国文化研究综述》和《鲁迅与张梓生交往研究拾遗》都显示了作者较为坚实的资料汇集、分析以及探讨能力，读来令人颇有所得。《辨识“鲁迅先生的遗札三封”》和《浅析〈鲁迅史料考证〉的方法论》令人耳目一新。《鲁迅关于格罗斯的漫画“漫画而又漫画”的评价是褒义的吗？——关于〈外国美术简史〉在评述格罗斯时的一则史料失误》颇为专业。总体而言，史料辨识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依史实作断言，应为基础。

鲁迅研究前辈董大中的自述，如其研究文章，行文质朴、史实清楚，对我们后辈研究者来说有启迪意义。刘杨烈老先生回忆徐中玉的文章也是如此，要言不烦，平淡中见真情。此外，《朝鲜半岛*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李明善的鲁迅译介与研究》一文对于我们中国研究者了解鲁迅的海外传播，以及海外研究很有帮助。

本辑的“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刊登了《连续出版社物在鲁迅生平展陈中的特色》等文章，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对于如何利用纪念馆这个重要场地进行鲁迅宣传的探索的重要成果。上海鲁迅纪念馆同仁很希望专家们能够对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陈列等提出建议，以利于更好地宣传和弘扬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

本辑编辑过程中，编辑部获悉在鲁迅史料方面用功甚勤的纪维周先生于2019年7月10日病逝，纪先生曾是《上海鲁迅研究》的作者，同仁特别悼念纪先生曾给予的支持！又，在看本书校样时候，惊闻张恩和先生于2019年11月10日不幸去世，《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翻译》（总第82辑）刚刊发先生的《我的鲁迅研究》一文，编辑部同仁扼腕叹息，沉痛悼念，谨寄哀思。

编者

2019年9月

2019年11月补记

鲁迅与《文学》月刊

施晓燕

1933年7月1日，《文学》月刊创刊，在《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期刊《萌芽》《北斗》等纷纷被查禁，国内文坛缺少一流期刊的情况下，《文学》被寄予了厚望，聚集了文艺界当时*为知名的作家，因此甫一问世便大受欢迎，创刊号甚至重版五次，杂志一直出版到1937年11月，因上海沦陷而停刊。

《文学》月刊是当时*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有关它的研究，有些围绕刊物的编辑者，如徐文娟的硕士论文《茅盾与〈文学〉月刊》以及马金玲的硕士论文《〈文学〉月刊研究》都将重点放置于茅盾是《文学》月刊的隐形主编。有些论述《文学》月刊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比如冀友丽的硕士论文《〈文学〉月刊上的小说研究》对《文学》月刊上的小说进行定位，诠释了其对1930年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王燕双的硕士论文《〈文学〉月刊与三十年代文学》以《文学》作为考察线索来把握30年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林秋颖的《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寻《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意义与地位。

有些是讨论《文学》某个局部，比如黄艺红的《论〈文学〉月刊的“文学论坛”栏目》，概括“文学论坛”的主题和内容倾向，李倩倩的《论〈文学〉月刊创刊号封面与封面设计者》考证了创刊号的设计者。从上述大致可以看出，《文学》月刊的研究，偏重于其文学史地位和编辑者，对于在《文学》上发表二十几篇创作及译作的鲁迅，相关研究比较少。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文学》由郑振铎与茅盾发起，大部分时间的编辑是傅东华，由生活书店发行，鲁迅后来与生活书店因《译文》停刊事件造成龃龉，停止给《文学》写稿，甚至鲁迅自己还说过“其实《文学》和我并无关系”的话，看上去鲁迅似乎在这杂志中的作用不显，所以专门研究鲁迅与《文学》关系的文章不多，偶尔有的，也都散落在章节和背景中。但从材料上看，从《文学》创刊前一直到《译文》停刊后，鲁迅的日记、书信、创作都有跟《文学》相关的信息，鲁迅与《文学》，也不仅仅只有替刊物写稿的单一联系，由此想检索梳理这些信息，借以拼凑出鲁迅与《文学》月刊的关系，为鲁迅史料增添一点细碎的考证，以便抛砖引玉，使得这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

1933年4月6日，郑振铎从北平南下上海，由周建人带领去拉摩斯公寓拜访鲁迅，并邀请他在会宾楼参加晚宴，鲁迅日记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①同席十五人中包括有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洪深、傅东华、徐调孚、夏丏尊、谢六逸等，这个宴会上确定了要创办《文学》，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名单共九人，即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沈雁冰，鲁迅不公开具名。

从名单的职业上看，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傅东华、叶圣陶、徐调孚、谢六逸都是或曾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叶圣陶、徐调孚、夏丏尊时任开明书店编辑，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自由写作，洪深是大学教授。从文学团体看，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夏丏尊、胡愈之、徐调孚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从政治立场看，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都是左联成员，文学研究会成员基本不入左联，但在场都是左翼人士。

《文学》是郑振铎提议发起，这主要是为了接续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茅盾、郑振铎先后主编过《小说月报》，但它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停刊，一直没有恢复；胡愈之主编过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后来被撤职。因此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对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都是有所不满。《小说月报》在茅盾、郑振铎的打造下，是全国性的进步文艺月刊，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之一，《小说月报》的停刊，使得全国缺少一流的文学期刊。从郑振铎等来看，他们想要重新缔造一个脱离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文学杂志，找回文学创作的前沿阵地。

从“左联”方面来看，“左联”一系列刊物《萌芽》《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北斗》由于政治倾向被查禁，证明了用意识形态较为鲜明的刊物在当时的上海难以生存。左联早期开执委会时，曾经有过一种意见：“……主张放开手，办一个公开合法的刊物，内容可以灰色一些，多样化一些，约稿的对象可以广一些，找一个同情‘左联’而又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人来作名义上的主编。”②这个意见当时被否定，后来出版的是《前哨》此类秘密杂志，事实证明，这种杂志不能广泛发行，无法起到宣传*化的作用，由于内容激进，缺乏隐蔽性，非常容易被查禁。《文学》的定位，不仅能提供一个面向大众的舆论阵地，也使左翼进步作家有发挥作用的舞台，因此他们也是赞成的。

从鲁迅来看，从1932年起，由于《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担任主编后，强力支持鲁迅，使得《自由谈》成为鲁迅评论时事纵横捭阖的阵地，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申报》施加压力，到1933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在《自由谈》上发表启事，要求作者们“多谈风月”。《自由谈》的被压制，使得鲁迅也亟须另找一个舆论战斗的阵地。所以郑振铎的提议，得到了在座人士的一致支持。

黄源回忆说：“郑振铎从北京来上海，他创议恢复《小说月报》，改名为《文学》。他的创议得到茅盾、胡愈之的支持，鲁迅和左联的赞助，因而创办起来。”③这是对整件事的归纳总结。纵观总体形势，此事的主要推动者和进行者是郑振铎及茅盾，鲁迅不涉及具体操作事务，他作为左联的文学盟主以及在青年中的影响力，颇有以“招牌”的身份出现的意味，而他本人为《文学》赞助，也说明了他的态度。

黄源说《文学》得到鲁迅和“左联”的赞助，现在不知道赞助金额和形式，但“左联”显然是把这本杂志当作自己的地盘，郑振铎回到北平后，朱自清4月29日日记写道：“晚赴梁宗岱宴，振铎谓傅东华来信，左联方面拟将杂志拿去，而以他为挡箭牌，编辑会加至九人，左联方面约五人。又在*期，要登一文曰《九一八后之反帝文学》，批评小说三篇，茅公主不署名，又将北平圈去若干人，此事颇难办，又不便宣布，后大概提出讨论，拟写一信至上海，并举余为平社书记。

”④这可能是“左联”之前办《前哨》等刊物的习气又出现了，但我们知道7月1日《文学》创刊后，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可见从4月议定到7月出版之间，在文学研究会与左联之间大概有一些博弈，*终大家对做一个面向大众的杂志达成了共识。《文学》从1933年7月创刊一直到1937年11月停刊，维持了四年多时间，*卷署文学社编，第二至第四卷署郑振铎、傅东华编，第五至第六卷署傅东华编，第七至第九卷第二期署王统照编，第九卷第三、四两期署傅东华编。傅东华听郑振铎与茅盾的意见，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文学》的主编权始终都掌握在*初的核心群，没有旁落。

胡愈之在1931年起就跟韬奋过从甚密，常常一起讨论《生活》周刊的发表内容，他虽然没有加入生活书店，却相当于生活书店的隐形元老，《文学》的出版发行也由他负责与生活书店联系，在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的主持下，确定了《文学》月刊的生产模式：《文学》*卷署文学社编，由生活书店发行。《文学》创刊号有一则启事：“本月刊由文学社负责编辑，凡关于投稿，接洽编辑上各种事务，及交换寄赠书报等，均请与上海拉都路敦和里五号文学社接洽。惟关于零售、定阅、批购等发行及广告等种种事务，请向上海陶尔斐司路中生活书店接洽。”⑤这是生活书店从1933年起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生活书店与创作界、各类团体合作出版刊物，组稿、编辑由对方负责，生活书店负责印刷发行。

在《文学》月刊上，生产者即是分为了文学社和生活书店，这是徐伯昕的一个创举，在此之前，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生活》周刊，是以韬奋为主的内容生产方式，但这样方式显然不能持久，当时韬奋因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受到国民政府迫害，有被暗杀的危险，不得不流亡国外。在韬奋流亡期间，生活书店用这种合作方式，在几年内相继出版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等重磅杂志，开发了广阔的作者和编者资源。

在一众文艺界头面人物的支持下，《文学》月刊不负众望，创刊号初版售出万册，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一连再版，达到5次之多，可以说完全达到了郑振铎、茅盾等再造一本国内一流文学期刊的预期。

《文学》的一炮打响基于许多因素。首先，《文学》的作者群非常强大，创刊号在出版之前，曾在《生活》周刊打广告，特约撰稿员名单如下：丁玲、冰心、王统照、王伯祥、王鲁彦、方光焘、巴金、田汉、白薇、朱自清、老舍、杜衡、沈起予、周建人、周作人、周予同、金兆梓、施蛰存、俞平伯、胡秋原、胡仲持、耿济之、夏丏尊、陆侃如、陆志韦、张天翼、陈受颐、梁宗岱、许地山、郭绍虞、冯沅君、杨丙辰、郑伯奇、赵万里、适夷、黎烈文、刘廷芳、樊仲云、鲁迅、谢六逸、谢冰莹、戴望舒、丰子恺、穆时英、穆木天、魏建功、严既澄、顾颉刚。⑥这几乎将当时国内*流的作家都一网打尽，对于读者来说，吸引力非常巨大。其次，在《小说月报》停刊之后，《文学》的出现，填补了这一块的空白，自然有极大的市场。

这些作者中，像鲁迅、茅盾、郁达夫、楼适夷、沈起予、张天翼、艾芜、沙汀、曹靖华等都是左联作者，其他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也有顾颉刚、周作人等政治倾向不明显人士，在总体上显示的是一个较为多元的作者群，使得读者选择面也较大。总体来说，茅盾希望《文学》“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⑦这基本上都做到了。在价格上《文学》创刊号244页，零售4角5分，第二期开始160页到180页左右，定价3角，这个价格不能说便宜，当时市面上类似篇幅的期刊，价格为2角左右，但比起如《人间世》半月刊，50页定价1角5分，它又不是太贵。相比起作者阵容，这个定价还是物有所值的。

《文学》的热销，除了大名鼎鼎的作者群，还在于生活书店有一张强大的销售网络。生活书店的发家，靠的是《生活》周刊，在发展订户时，生活书店推出很多有效的推广方式，比如“一人介绍满五位新订户，订者即可享受赠阅一年”的方法，使得老订户介绍新订户形成了滚雪球的效应，《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十几万份时，长期订户占了五万多份。除了固定的订户，生活书店在外埠大量发展代销书店和特约经销所，在1931年7月，《生活》周刊在全国各地的代销书店就达到300多家，海外远达香港、棉兰、新加坡等地。

⑧1933年5月20日，《生活》周刊8卷20期用整版刊登了《文学》即将出版的广告，标示了9人编辑委员会名单及48人特约撰稿员名单，6月17日8卷24期又出整版《文学》创刊号要目预告。当时《生活》周刊发行量已经达到15万份，试想起码有15万人在一个月前就知道生活书店将发行《文学》杂志，再加上作者名单实力雄厚，创刊号文章题目预告上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都被一一列明，要购买也非常方便，直接使用生活书店的网络，可以邮购也可以在门市部买，因此《文学》月刊一创刊就大卖是可以料想的事，到1934年10月，《文学》一期销量约在12000份，订户约6000，可谓销量良好。⑨

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期刊”“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辨证”“鲁海漫谈”“读书杂记”“海外鲁研”“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3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目 录

鲁迅与期刊

鲁迅·左联成立·《北斗》 乐融（1）

《前哨》再识 李浩（15）

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 乔丽华（34）

鲁迅与《文学》月刊 施晓燕（50）

鲁迅与广州报刊之“文学革命” 高方英（73）

从《越铎日报》看鲁迅早期的“报刊观” 任金刚（83）

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鲁迅《风波》细读 管冠生（89）

在报章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之间——论鲁迅《阿Ｑ正传》的叙事艺术 虞知乐（105）

重读《故事新编》札记 李春林（114）

论鲁迅“责编自觉”时期下的自编杂感集 黄恩恩（126）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鲁迅与张梓生交往研究拾遗 孙兴武（138）

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邱夏子 符晓（153）

2001—2015年周作人与外国文化研究综述 魏丽 林会娟（166）

史料·辨证

辨识“鲁迅先生的遗札三封” 丁言模（190）

浅析《鲁迅史料考证》的方法论 韦黄丹（204）

鲁迅与日本文求堂交往二三事 吴萍莉 张翔（211）

口述与笔谈（十） 裘士雄（218）

鲁迅关于格罗斯的漫画“漫画而又漫画”的评价是褒义的吗？——关于《外国美术简史》在评述格罗斯时的一则史料失误 林会娟（237）

我与鲁迅

我的鲁迅研究 董大中（243）

纪念

鲁迅与徐中玉——怀念中玉师 刘扬烈（259）

鲁海漫谈

《暹罗野史》——至今仍在每天被放映的鲁迅看过的电影 丁佳园（262）

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 顾农（270）

《野草·雪》：诗人孤独体验的结晶 崔绍怀（286）

读书杂记

在同情理解中照亮历史幽微处——读人民版《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 乔世华（291）

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的新收获——简评施晓燕《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 侯桂新（299）

“《野草》学”史论者的知止进退——评《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 王初薇（302）

海外鲁研

朝鲜半岛*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李明善的鲁迅译介与研究 王艳丽（311）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

连续出版物在鲁迅生平展陈中的特色 顾音海（325）

关于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物”的使用刍议 邹晏清（334）

1956年鲁迅新墓建筑图纸解读 童煜（338）

试论产品分类对文创工作的重要性——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张健（345）

编后（351）

本书创刊于1979 年，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