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痕迹:戏剧、电影、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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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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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献文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26028
出版时间2013-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2元
货号7994842
上书时间202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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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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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宗白华曾说过：田汉“顶好还去做一个感伤的诗人，左倾的作品没有他的分”。这话也可能有其偏颇，但我们不得不说，田汉在转向后一味追求宣传性和鼓动效应，又严重地损害了他剧作的艺术性。他紧跟时代，踩着政治的钢丝走，发挥他敏锐快捷的“突击手”特点，无暇顾及艺术的精雕细琢，因而他这时期的剧作少有经得起时间无情淘洗的人物形象，少有感人至深的传世经典，大部分都是在时代的大火中“烧”过即完，剩下的只有他那可爱的“热情”。
田汉剧作的第三大特点是女性崇拜。田汉几乎所有的剧作都写到女性，不少甚至作为主人公，某种意义上说，田汉的剧作是由女性构成的。若抽掉女性，田汉的剧作会一盘散沙，空洞干瘪。但田汉笔下的女性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而更多的是其政治态度与美学理想的载体。他笔下的女性尽管思想、性格各异，但大都美丽善良，纯洁坚贞，为所爱的人不惜牺牲一切。这种女性崇拜情结使得田汉一般不把人类恶打在她们身上。男性形象中有负心汉、恶少、流氓，轻薄浮浪不学无术的花哥，有汉奸，但女性则都幽娴贞静，纯洁善良，美丽多情。只有当男主人公是作者的精神自传，而她们又与男主人公作对时，田汉才把她们打到恶的一边。如《水银灯下》中那位跟导演私奔、红得发紫、看见前夫却装作不认识的电影女明星。《名优之死》中喜好虚荣、主动倒向纨绔子弟的女伶刘凤仙。但即便这样，田汉也没有把她们剥得体无完肤，还是留有余地。如当刘凤仙的师傅刘振声被恶少“扬大爷”活活气死时，作者还是让她良心发现，表现出真诚的忏悔。《丽人行》中的梁若英在丈夫赴内地进行革命活动，与她失去了联系，为寻找生活的庇护，她带着女儿与一位在她看来还算“进步”的银行家同居，由战士之妻一变而为笼中的“金丝雀”。但旧情未泯，时有苦闷。当革命者丈夫潜回上海时，她主动要求破镜重圆。但当她被误抓人狱而难忍其苦时，又向银行家丈夫求救，与其姘妇争风吃醋。最后当那位“银行家”撕下进步、“中立”的伪装，与日本人勾结投敌卖国时，她觉醒了，在革命者李新群的帮助下，重新去找那被遗忘的人生之路。
如上所述，田汉转向后的剧作一直围绕着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母题展开。如果说早期的女性更多地体现着要求个性解放和反封建礼教的五四时代精神和传统的价值尺度的话，那么，转向后的剧作，女性则清一色地是民族和阶级的代表。一句话，田汉是随着时代的变换而不断变换着他塑造女性的内在尺度的。但不管是早期五四时代精神的尺度还是转向后的阶级民族的尺度，它们又都是传统价值尺度的位移。田汉剧中正面歌颂的女性都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正因为传统的道德规范的支撑，她们才成为正面歌颂的对象。然而，我们不得不说，田汉转向后在塑造女性形象所取的这种阶级民族的价值尺度，往往又损害了其笔下女性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她们往往是用来表达某种概念、观念，带有明显的先验理性痕迹，缺乏早期剧作中女性身上那种诗的灵性。
然而，除此之外，田汉剧中的“女性崇拜”后面还有一些更隐秘内在的心理动因：田汉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除受制于左翼的价值尺度外，还受制于他生活中的女性原型。田汉对她们的情感态度直接间接地左右着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田汉一生先后与五位女性发生过爱情关系，最早的是表妹易漱瑜，他舅舅易梅臣的女儿，血缘亲情，青梅竹马，两心相知。他们一起东渡扶桑，回国后又一起创办《南国》半月刊，易漱瑜后因病早夭。漱瑜的去世对田汉以巨大的打击。她在田汉心中留下的美好回忆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当然我们不能一一指明漱瑜与其笔下的哪些女性相近或对应，但他笔下的女性纯洁、对爱情坚贞不贰，为了所爱的人的事业甘愿牺牲一切的品质肯定得之于易漱瑜的潜在影响。倘大胆点儿说，漱瑜为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打上了一层厚重的底色，决定了他在创作上对女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漱瑜去世后，田汉与漱瑜的好友黄大琳结婚，但婚后生活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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