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车间

写在前面的话

2020 年、2021 年，我先后花了八十多天去东莞的流水线、日结工市场打工，写下了这部八万多字的作品。同时，我的耳边也不断传来这样的质疑：你只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怎么可能写出打工人真正的痛苦？再说了，你只是一个局外人，又不是真正的流水线工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命运感同身受。

在此之前，我们接触过的打工文学皆出自打工作家之手。打工作家们写的正是自己的命运。二十年前，当打工文学席卷中国文坛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大体上呈现了这样的格调：苦难，像牲口一样超负荷工作，毫无尊严，备受摧残的肉身与灵魂，绝望，贫困，压抑，以及看不到希望的人生，流逝在机台上的青春，无法申诉的不公待遇，被歧视，被粗暴对待，被强制绝对服从，等等。
人们对打工文学的这个印象根深蒂固，基本无出其右。
我在广东二十多年，非常熟悉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可以说，我是深入地、正面地接触了这个群体。
他们之中，真正拥有中等学历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没有初中毕业，还有很大的比例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他们皆来自外省贫困的乡村，没有任何技能，如一张白纸，结伴来到城市，兴奋，紧张，随着时代的大流进入工厂的洪荒中。
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国有三亿农民工。在当时，这三亿人中，能成为打工作家的人，能发表诗歌、能在电脑上打字、能发电子邮件的人，就是这三亿人中的佼佼者——比大熊猫稀罕得多，可谓凤毛麟角。

可想而知，在这个小小群体中，已触及文学这一殿堂的打工者是多么不甘，况且他们已经尝到了文学带来的荣誉感与优越感。他们是多么渴望用手中的笔改变命运，渴望尽快离开这“鬼地方”。而事实上，他们最后也确实如愿，改变了命运，逃离了流水线，成了真正的作家、诗人。
所以，他们笔下的文字带有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一直存疑。但是，当我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相信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不公是真的，灰暗是真的，压抑是真的，苦难也是真的。憋屈与不满，当然也是真的。
但是，所有的打工者都因想要改变命运而整天活在愤怒与不甘中吗？
这是我最质疑的一个点。
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群体中时，我发现，极少有人想过要改变命运。他们皆安于此命。或者说，从第一次背井离乡来到广东，他们就已经改变过了一次命运。
他们的改变，无非是从这个厂跳到另一个厂。
他们极少想过去做生意，去深造，去学技术，去从事工厂以外的行当。更不会想到去做一个作家。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工厂学到了技术，比如最后成了模具师傅、车工师傅、线长、品检或者领班。但是他们皆不可能完成阶层的越级。
绝大多数的打工者安于此阶层的命运。完成不了越级，也少有尝试。所以，他们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太多来自所谓命运的愤怒以及强烈想要改变命运的意念。
那么，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处在一个平衡的生态中。跟精英阶层并无不同。因为，安于此。
我在工厂里真正接触到的不是什么打工作家，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工人。相比农村的农活，工厂的流水线工作并没有更繁重。否则，三亿人都会重返农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

因为没有对命运的妄念，所以他们的人生所表现出的种种也只能是眼前的，我们能看到的，具体的，毫无形而上的，那种落地的，直接关乎一块肉、一杯牛奶的真实事件。一切的情绪都只是换了一个场景，这是真实的众生，它不属于拥有翅膀的人。
所以，由不是打工作家的我来写，恰恰是公允的。反正又不是我的命运，我急什么呢？对所见之人、之事，因无私心、无偏见，所以我能平静地写出它。

东莞是知名的制造业城市，这里林立着成千上万家工厂，无数的产品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同时这里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打工人。
作家塞壬于2020年、2021年间，走进东莞的工厂，前后耗时八十余天，深入一线，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等，与做工的人同吃同住，写下这本《无尘车间》，记录下打工者的真实身影——很多人抱怨“996”，他们却关心是否有班可加；他们看重自己的劳动，会为应得的报酬据理力争；下了班的烧烤摊上，他们也会谈梦想、谈家乡、谈爱情。
恰恰是这些隐身于城市的打工者们托起了城市，成为其坚实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