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文集:第十六卷:文论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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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识途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45490
出版时间2017-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180元
货号9228227
上书时间202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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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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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马识途著的《马识途文集(第16卷文论讲话)》是作者一生创作的集中展示。作品大多记述革命斗争故事，真实而鲜明地再现了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构成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讴歌了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抗争和牺牲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独特而厚重的篇章。文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具有重要得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对坚持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倡导先进文化得正确方向，有着重大意义，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和社会价值。该文集搜集详尽，精装打造，以长篇小说为主，兼及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回忆录等。对现代文学史的史料补充、作家作品研究具极高的价值。
作者简介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有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靠前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靠前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目录
文论信念红岩挺立在人间——祝小说《红岩》再版《红岩》——革命英雄的丰碑祝科学与文艺的结合——《科学文艺》代发刊词解放思想，繁荣科学文艺创作学习创作的体会说情节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现实主义管见马识途给周永年的复信科学文艺创作一议——为《科学文艺》创刊三周年而作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大有进步还要努力——祝《青年作家》创刊两周年文学的目的——真善美：记一次和艾芜老人的谈话杂文杂言且说我追求的风格我们的希望——文学第三梯队谈国统区的抗战文学——兼说读陈文的小说《深情》后文学对于现实不能无动于衷《清江壮歌》的历史背景竹海笔会拾言学习写作寄语我说学生作文我是这样学习语文的要重视通俗文学走自己的路——祝《青年作家》创刊十周年也说现实主义纪念郭沫若，学习郭沫若——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和青年朋友谈读书从中华民族文化研究说到儒学研究万里云天一片情——祝贺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院成立十周年应该重新阅读《甲申三百年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与韩小蕙书——《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坛学什么》读后散文要反映现实关注人生散文杂言研究“郭沫若现象”文艺随谈谈灾难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网络文学一议文学有用讲话在《科学文艺》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红领巾》创刊三十周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在四川省职工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在南斯拉夫国际作家会议上的发言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组织起来，开创郭沫若研究新局面——在全国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开幕词在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讲话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立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讲话在万县地区部分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集成会上的讲话《三国演义》与历史小说——在“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人才思想——在全省市、地、州文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在绵阳市文学艺术工作者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涉外经济干部培训班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深入一步开展郭沫若研究——在“郭沫若传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写作，作为一种事业——在四川省大、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授奖会上的讲话谈谈雅文学与俗文学——在《华子良传奇》作品讨论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和正确评价鲁迅——在鲁迅研究现状及其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谈谈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努力创作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俗文学学会四川分会成立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首届文学翻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杂文学会成立会上的书面发言在《巴金》首映式上的讲话文学的一点思考——在西南五省区作家龙宫笔会上的发言从文化撞击中深化郭沫若研究——在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四川省首届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四川文学奖发奖大会上的致辞“郭沫若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在四川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在《红岩》发行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在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研究沙汀，学习沙汀——在祝贺沙汀创作六十周年暨沙汀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总结首届川剧学国际研讨会开幕致辞在四川省首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颁奖大会上的致辞四川郭沫若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郭沫若与中国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迎接新世纪的黎明——纪念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写作学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在意大利第十九届蒙代罗国际文学奖发奖仪式上的祝词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暨儒、佛、道三个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通俗文艺研究会届第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讲话继往开来深入开展郭沫若研究工作——在“郭沫若与抗战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摘要)应该好好研究李劼人——在李劼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在成都市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倡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在《图书事业志》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马安信长诗《公仆》首发式上的发言我说杂文创作——在四川省杂文学会第八次年会上的发言在四川作家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在四川省散文学会1997年年会上的发言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在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隐蔽战线工作的体会——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座谈会上的发言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巴蜀文化大典》首发式上的讲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二十周年四川省文艺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第二十四届年会暨第七届四次理事会上的发言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在“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作家协会五届三次全委会上的讲话在四川省第二次青年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四川省杂文学会2000年年会上的发言边沿的话——在《中华儿女》新千年西部大开发作家笔会上的发言说阿来和魏明伦——在四川省文学艺术创作杰出贡献表彰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代表——在郭沫若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在巴金百年华诞庆祝会上的发言九十寿书法展答谢词文学三问——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六届四次全委会上的讲话白首寄语——在西南联大校友会北京聚会上的讲话马识途创作七十周年暨《马识途文集》出版座谈会答谢词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四川行座谈会上的欢迎词文学创作要追求真善美——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六届五次全委会上的讲话何为“红岩精神”？——和中央电视台记者谈话在何其芳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在四川文艺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七次全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在与洪雅县文艺界人士见面会上的讲话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上的发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马识途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四川省马识途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郭沫若是有争议的人物吗？——在郭沫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在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词百岁书法展答谢词在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四届理事会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内容摘要
要重视通俗文学这几年来，在我国出现了一股低级庸俗读物充斥市场的逆流。一时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楼酒肆，到处兜售这种宣扬、凶杀、斗殴的下流书刊。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污染，虽经政府几度采取行政措施，以至使用专政手段，断然查，但是至今似乎查而不绝，而未止。大家都为这种精神垃圾不能清除而担忧。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我国会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有人说这是在开放改革、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某些文化商人投机骗钱的缘故；有人说这是由于海一开，台港的庸俗读物偷入大陆，大家乘机仿效的结果；还有人说是在“”之后，民族文化水平低落，新一代青年只能欣赏这种精神产品，如此等等。也许都可以言之成理吧。但是我在这里从我们文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我们以向群众提供精神粮食为职责的文学家们，是不是真正完美地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为他们所欢迎的精神粮食？我不否认近十年来，作为文学正宗的雅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也以为在文学创作上应该努力探索新的形式，表现新的思想。但是却也出现了一种远离生活、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作家一心只想超凡脱俗，成仙成道，去攀登那虚无缥缈的艺术高峰，俯视下界患了精神饥渴症嗷嗷待哺的“下里巴人”，慨然不顾，这种倾向如果形成时髦，势必造成作家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作家如果抛弃人民，人民自然有理由抛弃作家，那就是不买你的账。于是一些雅文学刊物销路日蹙，几乎要“雅”不下去，以至有的提出“以俗养雅”的对策来。另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要求一切文学作品追求政治效果，从来不容许或不重视娱乐性和消遣性的文学作品的存在。过去那些满纸公然或隐然说教的“劝世文”，如果在强力推行之下还一时行得通的话，现在的读者却头脑清醒得多，不理会灌输的那一套了。现在是商品经济，他们花钱只买他们喜欢读的书刊。看看，过于高雅的文学作品，他们读不懂，政治说教的文学作品他们不想读。然而任何人都需要文化享受，需要精神食粮。而且在他们劳动之余，需要娱乐和休息，以恢复体力。再没有人愿意去干那种“一天等于二十五小时”的傻事了。他们在看戏、听音乐、看电影电视、打球、下棋、打牌、进行体育活动，旅游、跳舞之外，还想在公余之暇，旅游途中，阅读一些轻松愉快的文学书刊，即所谓“软性读物”。这样的需求，不仅那些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有，就是那些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等所谓精华人物，何尝就没有？如果作家只能给他们提供“硬性读物”或“未来文学”，他们便宁肯去寻求低档次然而又对他们味儿的读物。可以说，充斥市场的那些庸俗读物，以至那些必须取消的精神鸦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大走红运的。幸喜这时有一些有心者，包括一些作家，在汹汹洪流面前，并没有躲进象牙之塔，或远遁山林，而是面对“下里巴人”精神饥渴的现实，创作一些合于他们阅读能力和欣赏能力的作品，也就是大家说的“通俗文学”“传奇文学”之类。或许，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是不高的，这些作家也难登入文学殿堂，然而，他们正干着严肃的工作，抵制了庸俗读物，甚至维护了雅文学。而且现在开始为文学界一部分人所注目，在《人民日报》上辟了讨论通俗文学的专栏了。然而我觉得还很不够。虽然这种通俗文学书刊事实上在和庸俗读物竞争，占领了相当大的读者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是好的，但是在雅文学的殿堂里似乎还没有他们应有的地位，那些作家似乎还被人“打入另册”。他们的事业亟须支持和指教，他们的作品亟须提高其艺术水平，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应该进行总结，许多通俗文学理论应该进行研究。特别重要的是很希望有一批雅文学的作家，与他们为伍，以更好的艺术表现能力，创作出大批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说实在的，就是有本事的作家，要写出像老舍、张恨水和海外某些消遣性流行小说作家的同样水平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放下架子，而且要重新学习。更重要的我以为在文学界要树立一种思想：不要小视通俗文学。这便是我所呼吁的主旨。《写作》1988年0期走自己的路——祝《青年作家》创刊十周年《青年作家》创刊十周年了。我祝它更加健康成长，繁荣昌盛。回想起编辑部邀请沙汀、艾芜两老和其他一些作家在王建墓茶园里热烈讨论，要办一个刊物为青年作家提供创作园地的事，恍如昨日。然而已经十易寒暑，这个刊物已经从呱呱坠地成长为一个绰约多姿、生机勃勃的少年了。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不算很长，对于一个世纪，更是短暂，然而对于一个在波谲云诡、风雨交加、潮流多变的文林里，能够保持自己认定的宗旨和特有的风格，十年一以贯之的刊物《青年作家》来说，却是一个难熬的长时间。这真是难为了编辑部。我很想用我很近祝贺成都画院的两句诗来移送他们：“十年辛苦岂寻常？春夏秋冬雨雪霜。”甚至我还要加一句，岂止是雨雪霜，四川的酸甜苦涩麻辣烫，他们大都尝过了。而销数锐减，经费短拙，和全国的正路文学刊物大概一样。然而他们好像并没有用各种抓拿骗吃的办法去捞钱，也没有为了加大保险系数而砍掉《刺梨儿》讽刺文学这个栏目，正如《现代作家》始终保留《乱弹》这个杂文阵地一样。这都是在全国具有特色，难能可贵的事。我不敢说这两个栏目办得很出色，已经成为正宗川味。但是坚持下去，积以时日，终会出现出色的作品和出色的作家的。事实上已经有些颇可一读的，可惜评论界正忙着别的，没有顾上向墙角的野草丛中看上一眼。且不管它，何必要别人来鼓掌，照自己认定的方向走下去就是了。我在《青年作家》上写过不少文章，在编辑部说过不少话。我不会为我在这刊物上说过什么而失悔，也不认为我向文学青年说的全是胡说八道。比如我说文学是有用的。不管有人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无用的，说文学有用就是玷辱圣堂，我仍然认为文学是有用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有所为而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不是无用的。因此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目前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乃是天经地义。从这个根本点延伸出去，文学就应该以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作为主旨，就应该以反映时代英雄作为主调(这英雄自然是文学意义上的)。那么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人民生活是多样化的，是绚丽多彩的，那么，要求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是多样化的，应该坚持百花齐放，应该提倡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自然也应有之义。因此之故，我们对文学应该有一种能够兼收并容的宽阔胸怀，不拒绝接收新的表现形式，也不拒绝从旧的形式中去推陈出新，特别是弘扬自己民族的很好文化，提倡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此等等。这便是我曾经在《青年作家》上说过的一些话的部分内容。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些主张。或者有人会说，你这些主线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规范，而现实主义据说早已落伍了。也许是的吧，而且这也许正是有人给我作某种评语的根据。但是我至今不悔标榜自己为现实主义者。我觉得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比梦游病患者的呓语要好得多。前几年现实主义在我们文坛上备受冷落和揶揄，而现实主义背起时代附加于它的种种标签和沉重负担，的确越来越步履艰难，形象不佳。然而这是现实主义之过吗？如果我们冷静地考察一下现实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会看到现实主义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产生过无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随着时代的前进，现实主义事实上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创造，出现了种种新的现实主义流派，产生了许多好作品，那么现在的现实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抛弃外加于它的种种标签和功能，充分发扬本身内在的长处，并且吸收新的表现方法以丰富自己，成为表现我们伟大时代和人民的有力艺术形式呢？过去曾经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说法，其实那不过是现实主义吸收浪漫主义的某些长处而已。现在听说又有主张现代现实主义的，我看那也不过是现实主义吸收现代主义的某些长处以丰富自己罢了。听说已经取得某些新的成果。可见现实主义并不是应该加以贬斥以至加以抛弃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仍然有生命力的。出新的现实主义，也是我在《青年作家》上主张过的，我至今不悔，不悟，也不改。我说了这么一大篇，也许不过是借酒浇垒，那么打住吧。我仍然希望《青年作家》照自己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祝它长命百岁。1991年1月也说现实主义前两年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人民文学》编辑向我要稿，并且指定要讽刺小说。我虽然知道他对我的确是出于一番诚意，当时我却感到有点惶然。许多老作家的名字多年不见于《人民文学》了，我的作品还能登上这个大雅之堂吗？特别是我这些老一套的现实主义讽刺文学作品，还能邀当代读者一顾吗?几年以前，我曾经在本地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组十二篇讽刺小说，每月一篇。可怜得很，除开少数和我相濡以沫的朋友和我认同外，无人评论。后来在当地一份评论刊物上发过一篇评论文章，那恐怕也不过是替我遮面子的文章。这种冷落，是够难堪的。但是我终于明白了，我的作品大概是很不入时流，真的落伍了。不仅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落后的，而且老是不肯跟上新潮，既不愿“淡化”，也不想“远离”，却偏要执着地然而是拙劣地反映生活现实，针砭时弊，追求社会效果。这和当时颇为风行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高格在于“无用”的种种新奇宏论，自然大相径庭。然而我自己觉得，我既然被卷入作家的行列，总受一个作家良心的驱使，想写作品，想用自己很能驾轻就熟的形式来写作品，不想朝秦暮楚地不断改换门庭。也不想过“家而不作”的安闲生活。于是自己除开写点容易惹是生非的杂文外，还继续写点小说，甚至还写点讽刺小说。但是自己看看，老是没有长进，还是老一套的现实主义。不敢送出去，害怕忍受吃闭门羹的痛苦。连本地的刊物也不敢投，人贵有自知之明嘛。可怜的是，自己偏又不甘寂寞，在马克思的或者阎王的报到通知书没有收到以前，总不想放下自己手中的笔，而几十年不平凡的生活积累起来的素材中的那些可歌可泣、可喜可笑、可悲可鄙、可恨可恼的人和事，却总是那么鲜活，常常在夜中来打扰我，许多人物在责备我，呼吁他们出世的权利，不愿意随我的骨灰盒埋入地下。于是我又拿起笔来，一篇两篇、一本两本地写下去，即使永远不得出世，终将沦为虫蠹鼠啮之资，也顾不得了。1990年3月号的《人民文学》的编者话中，我忽然发现有这么几句话，“遗憾的是，这一回我们未能拿到老一辈小说家的新篇什”，我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自思自量，我算不算是老一辈小说家呢?我年逾古稀，“老”总是算得的，是不是那“一辈”的“家”，就大可怀疑，虽然我的抽屉里的确可以找到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但是总算可以得到一个信息，《人民文学》到底还没有忘记老一辈小说家，还欢迎他们的投稿，只是“未能拿到”，而且引为“遗憾”呢。这么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即使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上，仍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呢。于是我大受鼓舞，跃跃欲试。但是我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能用现实主义作家”，却使我嘿然嗒然。原来现实主义这几年被批得一无是处之外，还有“作家”这一条罪状。幸喜文章的很后说的是“不能用现实主义作家”，可见作者是说有的领导用现实主义了作家，而不是说现实主义了作家。回顾过去，领导用这样那样的方法，这样那样的手段，提这样那样的口号，以作家的事，的确是有的。是否有用现实主义来作家的事，我孤陋寡闻，不得而知。既然非常不错之论说是有，大概是有的吧。不过从我这个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切身体会看来，却以为这许多年来，在中国的文坛上，不是现实主义压迫了其他各种主义，了作家，而是现实主义饱受某些新潮作家和评论家的贬抑、揶揄、嘲笑和冷落。他们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斥为一种落后的以至荒谬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是很背时不过的了。许多刊物上曾经为那些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主义”大肆宣扬。不管是看来的，听来的，“倒”来的西方各种“主义”的模仿之作，以至几个人在沙龙里想出来的各种“主义”的尝试之作，都被一窝蜂地介绍，推崇备至，让这些作品占有刊物上优选的版面，给作者戴上各种桂冠，以为只有这些“主义”的作品，才可以矫现实主义之弊，才能开启新的创作时代。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文坛上就难以立足，更不用说那些老一代的作家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了。这难道不是前几年的事实吗?不是现实主义在压迫谁，也不是谁在用现实主义来压迫作家，倒是有些作家、评论家在压迫现实主义。有些现实主义作家在受到种种非议和种种之余，不得不发出“给现实主义以文坛一席之地”的呼吁。我以为文学创作并不是商品社会中的商品，必须时时赶行市，必须随时做广告，宣称自己是“誉满优选”，“领导时代新潮流”的。明明是一个皮包公司，内里货色不多，却要挂出大得吓人的中华的、环球的、太空的、宇宙的招牌，或者自吹是少见的、未来的、21世纪的新潮产品，招徕顾客，以求取优选经济效益。我以为在文学创作方法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无所谓保证的新或旧、好与坏，也没有多少争论的价值。每个作家都有权而且必要用他认为很能表现他的思想感情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创作。还是多样化一点为好，哪怕是墙角一株小花，一棵野草，也可以为文学百花园增添光彩，不应受到贬斥和嘲弄。平心而论，有些人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弊，其实不是现实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表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加于它的要求。在我国历史的过程中，作家们用现实主义这个有力的武器参加革命斗争，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赋予它较多的政治主题和政治色彩，要发挥宣传和号角的作用，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内容”。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难以逃避的历史的责任感。但是如果要求太多太切，只强调其宣传教育的作用，而忽视其审美的功能和娱乐的作用，以至于损害了文学本质特征的审美特性，必然出现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概念化、公式化，图解政策和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这既害了文学，也达不到宣传教育的作用。这样做过头的事是有过的，这就妨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给文学带来一些桎梏。然而这是现实主义之过吗?这些是外加于现实主义的东西，并非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实在是现实主义之累。如果说做过头对文学有害的话，现实主义也是受害者。我以为现实主义如果能减轻它不应背负的负担，充分发挥自己反映现实的长处和审美特性，是能够产生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而且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还远没有发展到它的高峰。在和各种新的创作方法并行发展中，还可以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使自己更富于表现当代现实生活。在过去世界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现实主义曾经产生过无数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加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要出现在新中国。我这样说，绝不是故步自封，不赞成引入世界上各种新的文学流派进行试验，不赞成从世界上一切很好文化中吸取营养，不赞成各种文学创作方法百花齐放，各呈异彩。我们不赞成现实主义独霸文坛的愚蠢做法，正如不赞成用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的做法一样；我们不赞成过分强调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而损害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娱乐作用，从而也取消了宣传教育作用，正如不赞成过分强调文学的本体性而导致文学上所谓“淡化”和“远离”倾向一样。任何文学作品不可能脱离政治和远离生活，不管作家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只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其中包括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内。《文艺报》199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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