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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与书籍史(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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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景中 名誉主编 章晖、王剑 主编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ISBN9787547934098

出版时间2024-09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4-10-24

藏书阁艺术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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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名】:美术史与书籍史(第一辑)

【作者】:范景中 名誉主编 章晖、王剑 主编

【开本】:16开

【页数】:264页

【字数】:180千字

【版次】:一版

【印次】:一印

【书号】:978-7-5479-3409-8

【定价】:168.00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装帧】:平装空背

【尺寸】:190*270

【内容简介】:

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开始,便揭示了美术史与书籍史渊源。在西方,文艺复兴艺术家追求古希腊艺术便是通过书籍,中国古籍在艺术史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美术史与书籍史》作为首本专注于探讨美术史与书籍相互关系的学术集刊,分为“专论”“札记”“资料”三大版块。其目的在于深入挖掘并揭示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以促进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

本书为《美术史与书籍史》第一辑,三篇研究聚焦法国藏书家格罗烈,分析其藏书对欧洲书籍装帧影响,并公布新发现旧藏以及介绍格罗烈藏书,展现其书籍美学追求与文化传承。另文探讨古籍版本仿真,明中叶后宋刻本稀少,古籍仿真复制成风,影响深远;南宋《唐人绝句》研究揭示其价值,对中日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中国山水画树法图式演变,提出四种类型;唐宋书籍发行与印刷繁荣,一文探讨本草古籍动物分类与图像生成;一文探讨文人题画与装潢制式关系,反映宋代以来文人风尚。一文概述李宣龚生平及雅集活动,反映动荡年代文人心态。

【作者简介】:

章晖,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毕业,艺术史博士,独立学者,编著有《古典的复兴》等图书。王剑,编审,编著《图书中国文明》等图书。

【编辑推荐】:

《美术史与书籍史》集刊首次深入聚焦美术史与书籍两大主题,同时将西方的藏书文化与中国古籍的收藏传统进行比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跨文化视角下的崭新研究。

【目录】:

3 发刊词 范景中

专论

11 格罗烈和他的书籍装帧 范景中

34 格罗烈在意大利

——格罗烈的第一批藏书及其藏书标记(截至 1540 年)[法]伊莎贝尔·德·科尼乌着  

刘保云译

97 论古籍版本的仿真 陈先行

107 日藏宋版《唐人绝句》初探 金程宇

119 中国山水画中树法图式演变的一种推测(上) 杨柳 杨崇和

153 指鹿爲犀——唐宋本草古籍中的动物分类与图像生成 林煜斌

179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轶事传说与早期文献 [英]赫尔伯特·霍恩着 张茜译

札记

190 文人题画与装潢制式之关系考 潘文勰

资料

212 硕果亭里的三次雅集 梁颖

234 格罗烈旧藏经眼录——《寻爱绮梦》(1499)和拉丁诗人三家集《卡图鲁斯、提布鲁斯、

普罗佩提乌斯》(1515) 贝立文 

259 《美术史与书籍史》征稿启事 

260 《美术史与书籍史》文稿技术规范

【精彩书摘】:

發刊詞

范景中

中国美术史之父张彦远(815—907)《历代名画记》在历述各代能画人名之前,专立一节关于书籍的“古之秘画珍图”。由于那些书籍人间罕遇,于是他粗举领袖,既有我们今天已不得其解的《浸谭泥图》,也有诡爲隐语的《孝经谶图》,还有我们能览其仿佛的各种本草图。有的大概是短卷,像《灵命本图》;有的则洋洋大观,《古今艺术图》《汉明帝画宫图》皆五十卷,《区宇图》竟一百二十八卷。张彦远最后说:“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虽说如此,九十七部书出自美术史家的遴选,可说是世界上第一份艺术典籍的书单。

中国早期的书籍多以卷轴形式出现,《历代名画记》所述当亦是卷轴装潢,如此,虞龢《论书表》中的文字:“大凡秘藏所录,锺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锺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不妨看作年代更古老的艺术书籍着录。

西方美术史之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没有给出相应的书单,不过有几位书籍艺术家也进入了他的《名人传》,例如巴托罗梅奥(Bartolommeo della Gatta,1448—1502)、盖拉尔多(Gherardo di Giovanni del Fora,1445—1497)和阿塔凡特(Attavante degli Attavanti,1452—约 1525)。他们生活在手抄本和印刷本交替的时代,像阿塔凡特既画手抄本中的细密画,又爲印刷本做装饰。瓦萨里在赞美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约 1400—1455)绘制的两部大书之后,还对阿塔凡特的一部书籍装帧做了非常动人的描述。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能读到的绘画论著,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中国那样多。尔时,他们如饥似渴想弄明白的东西,只好求助于普林尼(23/24—79)编纂的百科全书《博物志》。我们事后来看,《博物志》主要从三个方面鼓动起艺术家的灵感盘旋:一、古希腊的重要艺术家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二、逼真地再现大自然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三、艺术家的才能和作品属于博雅的艺术。据此,文艺复兴时期有抱负的艺术家觉得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Hic litterae latinae gracaeque restauratae, mutae artes excultae, Platonica philosophia restituta[拉丁和希腊学术得到恢复,视觉艺术得到培养,柏拉图哲学得到复苏]。

在莱奥纳尔多·达·芬奇(1452—1519)眼里,视觉艺术是基于宇宙“神圣设计”(divine design)原理的对自然认知的最高形式。

相信制言者(word-men)胜过制像者(image-men)的人绝不会这么看。20世纪牛津的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这位《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的作者,濡笔修史,一骑绝尘,落墨尺牍也才隽惊人。1956 年 4 月 13 日他写信给大名鼎鼎的美术史家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说:“我有时想,在人类历史中,在图像和书籍之间的对照上有一个很好的变革。中世纪相信图像,宗教改革者相信书籍。16 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则印刷了更多的书籍——书籍在指责图像——因而天主教会发明了《禁书目录》,并焚烧这些书籍,以制作更多的图像。改革者因而被杀头、打败和摧毁。

启蒙运动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因此天主教的普及主要依赖感官,而非智力。”(周运先生译文)他说自己虽是一个天生的新教徒,也不得不遗憾新教徒对书籍的崇拜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衹信仰一本书的教派!

贝伦森的答复如何,囿于见闻,不得而知。在中国古代,尽管永远是书籍胜过图像,制言者胜过制像者,但是我们却可以驰骋一下想象:当文献被尘封,书籍被遗忘,在人们眼前昂然屹立的永远是古迹、废墟和断柱残墻。因此,像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和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那样了不起的制言者,已深切意识到视觉图像对我们接触文明、感受历史的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人文主义者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1405—1464),政务虽繁忙,却不废写诗、写喜剧、写历史。他也是最早接触印刷书籍的人,看到古腾堡印刷的四十二行本《圣经》,便在 1455 年写信给维也纳的一位枢机主教,说这部书“清晰、工整,毫无差错,不戴眼镜也读来轻松”。在崇尚古希腊艺术清莹秀澈的年月,他从印刷本中看出了古典的美。更重要的,皮科洛米尼还留下一笔引人入胜的遗産,和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有关,那就是位于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图书馆(Biblioteca Piccolomini)。图书馆不只建筑的本身华美,平图里奇奥(Bernardino Pinturicchio,1454—1513)的 墻湿壁画晶晖夺人,穹顶画更是云起霞蔚,色跃光沈,一仰望即心动神飞;手抄本乐谱,陈列庄严, 纸琬琰,似有珠玉环佩之音,绮丽如锦明色丝,水碧云漪;还有屹立于中央的古罗马美惠三女神雕塑,大理石肌肤白洁明艳,点缀出灿烂中的优雅。各种艺术门类在图书馆中渊渟泽汇,美得令人目悦心醉。人们对于文艺复兴文明的想象,皮科洛米尼图书馆具体而微。

中国正德年间也有一座图书馆横绝文林,它稍晚于皮科洛米尼图书馆,坐落于无锡,即华夏(生活在成化至嘉靖年间)的“真赏斋”。文征明(1470—1559)爲它绘画,丰坊爲它作赋,罗列的周秦汉魏之书、晋唐宋元之绘,盈几压栋。书法如锺元常《季直表》,贞观所藏;王右军《袁生帖》,祐陵所题。绘画如王右丞《辋川图》,珍声万代;郭恕先《雪江图》,宝着前朝。碑帖如坛山大篆,鸿都石经。书籍如刘氏《史通》《玉台新咏》,上有“建业文房”之印,惊艳的奇书。器物如紫桑小几,宝晋旧物,下有“芾”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时诸侯所用。

印章如东汉杨彪文,雕刻精工,旁皆碾花;“三槐之裔”印,螭钮刻深而奇,温润无比。馆中所藏,皆远有端绪。古人对艺术的看法不类今人,别有洞见,难怪在王国维(1887—1927)眼中,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都是美术,都以其技艺精妍体现了古雅之美。

所以,我们编辑此集刊,讨论美术史和书籍史,则大可跨过书籍与艺术斗争得“难解难分”的界限,不去比试谁高谁低,而是探索其中隐含的一些有趣而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张彦远论述的传授、笔法、品味与山水树石的技术问题,或者瓦萨里提出的 le cause e radici delle maniere[风格起因和根源]的问题。这些美术史的问题,同样可供书籍史借鉴,反之亦然。

从这两类历史的研究中,人们大概会看到,真正的史学家要能做出堪称历史精髓的评价,鉴别出什么是平平之作,什么是佳作,什么是杰作,都离不开久已被人们漠视的 ars 即技术;风格之谜就潜藏在这些令人激动的秘密之中。当然,不能奢望这些问题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是需要有人对此提出大胆的解释,学术才能进展。因此,一位学术前辈的告诫或许对我们有益:“人到中年,越是意识到以前有时间学习而却漏学了那么多东西,才越会感到编辑古希腊文献的古典学者或者精擅花草的画家,他们的技能多么令人赞叹。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与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取得某种新的联系来弥补这种缺憾。这个世界里的学者,虽然不总是一个褒义词,但却没有人会怀疑,重要的是去寻找,去探索,去冒险从事实验。

在这方面,学术总是能从艺术创造的精神中获益,去开拓未知,而不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已做之事。”我们一旦进入这个艺术世界,也就可以借重皮科洛米尼调解制言和制像之争的一句名言:Amantenim se artes hae ad invicem[学科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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