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旅课牍【丙寅年/1926年/中共革命家浙江浦江张纪恩先生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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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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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纪恩
出版社不详
出版时间1926
装帧线装
上书时间202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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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240112PJ 画架三层四列内 稀见首现画册,从第五个筒子页起,前面是二张题辞,无标页码,内至27个筒子页,差22号筒子页,请书友仔细看图,认可品相下单,谢谢!
1907年9月出生,浙江浦江人,192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习时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
1928年,正在读书的张纪恩同志奉命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和夫人张越霞一起住在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张纪恩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 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1934年10月,张纪恩出狱了。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共党员张世民接头。 [6]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7]
轶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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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4]
感情生活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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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1927年10月,张越霞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
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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