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俟堂专文杂集》(线装 全1册 文物出版社)1960年一版一印 500册 少见★精品★[影印古籍善本 中国书法史 汉代隶书汉隶 六朝石刻碑刻 古代砖文 古砖拓本 拓片][可参照“鲁迅全集 1938 1958 1973 1981版、呐喊 彷徨 野草、坟 热风 华盖集 三闲集、朝花夕拾、日记 书信集、辑校石刻手稿、辑录古籍丛编、嵇康集、藏拓本全集 砖文卷 画像石、中国砖铭文字征、四川汉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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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
仅1件
作者鲁迅 (周树人,宴之敖者,浙江绍兴会稽古越;与:周作人、羽太信子 八道湾兄弟失和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被迫搬家所藏拓片尽失,仅余“大同十一年”一枚)遗编;北京鲁迅博物馆 藏
出版人文物出版社 (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代1960-03
纸张竹纸
刻印方式影印
装帧线装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尺寸37 × 27.3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21-11-3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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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俟堂专文杂集》为文物出版社1960年一版一印,8开特大本,线装本全1册,绢面包角,做工考究,印制精美。
//众所周知,鲁迅酷嗜金石拓本,此《杂集》即为先生多年来与弟弟周作人,孜孜不倦收集古代砖文拓片之合集,并准备出版——但因1923年意料之外的变故(与周作人一夕兄弟失和),所藏拓片尽失。此书反成了鲁迅最痛苦之回忆,著名的笔名“宴之敖者”即首见于此书,同一时期鲁迅先生因为苦闷而创作出了他最深刻的作品《野草》,故此书与《野草》一隐一显,互为表里,可说都代表了先生精神世界中最幽微隐秘的部分。
总之,因为特殊的原因,虽然鲁迅先生非常看重此书,其生前始终没有出版,并且连1938年的《鲁迅全集》在内,民国时期的各种鲁迅著作都未收录此书——时移物换,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60年,文物出版社才从故纸堆中,将这本尘封多年的稿本首次刊行,世人从此知晓了它的存在。故本书之版本价值与纪念意义,无可估量。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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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年代久远,整体保存平整。美中不足的是封面有水痕稍多(水迹较淡,仅在封面表层,完全不影响内页,见图9-11)。
此外书名签条部分有缺损,封底右上角略有灰迹,封底下端亦有一处水痕,书口有点泛黄,见图12-16。
内页干净,无字迹、划线、印章;末空白页左上角有少许似是书店标签揭除的痕迹,见图30。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上下艰难度日,此书仍旧能以如此高规格问世,不但体现了出版社“埋头苦干”的毅力,更象征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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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1〕(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鲁迅全集·序跋集》)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2〕,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
迁徙以后,忽遭寇劫〔3〕,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4〕出,余悉委盗窟中。
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5〕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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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原无标题、标点。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〇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2〕《越中专录》鲁迅拟编的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按《俟堂专文杂集》所收不以越中为限。
〔3〕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一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由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启孟,即周作人。
〔4〕大同十一年者一枚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的古砖或其拓本。(《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拓大同专二分。”
〔5〕宴之敖者鲁迅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
‘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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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二: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所用过的物品中,有一个用“大同十一年砖”制成的砚台……这个砖砚还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并搬出位于八道湾的家,在砖塔胡同赁屋居住。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新买的西三条新居之中,并在1924年6月11日返回八道湾的家中准备取出个人的一些图书和物品,不料却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有“然终取书、器而出”的记载,鲁迅当天所带出的少量图书和物品中,就包括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但是,鲁迅当时收藏的其他古砖都遗留在八道湾的家中,没有能够带出。
鲁迅后来整理多年所收藏的古砖拓片,编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并在1924年9月21日夜写下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鲁迅在这篇“题记”中使用了隐语来写他在返回八道湾家中搬个人物品时的遭遇:“俟堂”是鲁迅自取的别号;“寇劫”是指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盗窟”是指八道湾的周作人的家;“宴之敖者”是鲁迅的笔名,是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即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逐出的人。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回忆:“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公式,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从这篇“题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夫妇的愤怒和对遗留在八道湾周作人家中的20多块古砖的痛惜。(鲁迅收藏的“大同十一年砖”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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