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制品界著名专家、医学博士、民国任中央西北防疫处处长、河北大学医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武汉生物制品所所长、河南医学院副院长：杨永年

150 八五品

仅1件

上海闵行

作者不详

年代建国后 (1949至今)

页数2页

尺寸26.5 × 18.8 cm

上书时间2016-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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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八五品

商品描述: 杨永年先生是中国生物制品界著名老专家，一生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曾担任民国中央西北防疫处处长。
杨永年先生1901年出生于辽宁凤城，医学博士。1921年5月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1922年6月任满洲医科大学讲师及助教。后赴日本东京庆应医科大学研究院，在日本学习研究细菌学四年。1928年10月，提出细菌学论文七篇，被日本文部省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7月任河北大学医学院教授。1930年4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简任技正兼防疫检验系主任，1931年，卫生署派赴欧洲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及瑞士等国考察生物学，并在英国皇家医学院研究生院、美国中央卫生研究院研修生物制品二年。1934年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1935年5月，福建龙岩鼠疫大流行，8月民国中央卫生署派杨永年带技术人员赴闽指导防治。1937年5月，福建省卫生防疫总所在晋江成立，杨永年兼任总所所长。1937年10月任中央卫生实验所所长，兼任麻醉药品经理处主任。1931年经考试院铨叙部甄别审查简任一级，民国二十五年经铨叙部铨叙简任六级。
1938年1月，杨永年担任西北防疫专员，带领国际联盟防疫团来西北进行考察，驻守在西安。期间，曾以国际联盟防疫第一团中方团长身份，率领防疫小分队护送国际联盟赠送的药品和物资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叶剑英的宴请。
1938年5月，民国中央卫生署委派杨永年为西北防疫处处长。6月，蒋中正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与副司令长官朱绍良发布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字第237号指令：令代理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遵于6月20日在兰州就职视事。杨永年遂来兰州，在时寄住西北防疫处的蒙绥防疫处处长齐长庆的监督下，从杨守绅手中接管了西北防疫处的管理工作，以李希珍医师代拆代行处长事务。杨守绅继续担任技正，主管兽医方面的工作。1938年底，国际联盟防疫团退出中国。杨永年自当年1月担任的西北防疫专员自行解职，回到兰州亲自主持处务。
杨永年在主政西北防疫处工作期间，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而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满足战时军民卫生防疫工作需要，杨永年先生着重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广泛招徕技术人才。随着国际联盟防疫团退出中国，当时配属于国际联盟防疫团的防疫大队亦自行解散。当时在防疫大队工作的黄璞、应锡洪、晏宗固、张慧卿、鲁先乾、马光礼、顾秀甲、陶祖望、郝士海、范承履、潘文志等生物制品界的技术人才，应杨永年处长的邀请，来西北防疫处工作。加上当时先后来西北防疫处工作的张查理、汪美先、马馥庭、洪超明、何观清、周景中、谢毓晋、赵树萱、邝荣禄、马凌云、李本汉、刘纬通等，使西北防疫处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生物制品界的人才荟萃之地，为我国早期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和战时军民防疫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是扩大生产规模。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我国唯一正规制造生物制品的民国中央防疫处，因随战局迁徙，制品量减少，已不足以供应战时防疫的需要，西北防疫处遂奉命从事生物制品制造。为了扩大生产规模，1939年西北防疫处在甘肃省平凉设立制造所，制造牛痘苗和牛瘟疫苗。（平凉制造所于1941年撤销。）同时，还在成都筹建规模较大的生物制品制造所，该所由四川省卫生处拨地84.2亩，于1940年开始建设，1942年底建成投产。成都制造所的主要任务是制供长江流域及重庆军民防疫所需制品，并兼办西北防疫处成品的分装及转运、营销事宜。
1940年5月，因生产规模扩大，经商请甘肃省政府批准，拨给临洮迤南黄岘沟一带熟地1，048亩，半荒地86亩，荒地2，332亩，总计3，466亩，开办洮南牧场，建筑计有马厩、牛舍、羊舍、猪圈、鸡舍等房屋30间，主要饲养马、牛、羊、猪、鸡等，以供牛痘苗、牛瘟疫苗及血清生产用。1943年春天，将洮南牧场由临洮迁址兰州小西湖碱沟沿，占地71亩，饲养马、骡、牛、羊、猪及部分实验动物如豚鼠等以供牛痘苗及马匹免疫等生产使用。
1941年2月，西北防疫处奉命将原来的兽疫防治执掌与蒙绥防疫处组成西北兽疫防治处，划归农林部领导。自此，西北防疫处专职致力于军民防疫用生物制品的研究与制造。
据统计资料，抗战时期西北防疫处已能生产的生物制品有：
疫苗类：有伤寒混合疫苗、霍乱疫苗、霍乱伤寒及副伤寒混合疫苗、脑膜炎疫苗、鼠疫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犬用狂犬病疫苗、牛痘苗、牛瘟疫苗、牛败血症疫苗、炭疽疫苗等。
血清类：有白喉抗毒素、浓缩白喉抗毒素、脑膜炎血清、猩红热血清、破伤风抗毒素、牛瘟血清等。
类毒素类：有白喉类毒素、白喉沉淀类毒素、猩红热毒素等。
诊断用品类：有诊断菌液、结核菌素、锡克氏毒素、狄克氏毒素、福氏赤痢血清、志贺氏痢疾血清、Y型痢疾血清、多价痢疾血清、伤寒血清、副伤寒甲、乙、丙型血清，肺炎Ⅰ、Ⅱ、Ⅲ型血清、霍乱血清、羊血球溶血素、马鼻疽菌素等。
1942年，西北防疫处根据工作需要及西北土产资源，成立化学制药部，炼制各种诊疗医药用品。生产的西药及中草药产品有：
医疗药品类：有当归精、麻黄素、葡萄糖、氯化钠、硫酸钠、碳酸钠、碳酸钾、硼酸、乙醚、亚硝酸二烷醑、杏仁水、升华硫磺、马铃薯淀粉、纯酒精、兽炭、苏打片、阿斯匹林片等。
此外，还利用各种土产草药制成各种酊剂膏剂，计有：番木鳖酊、姜酊、番椒酊、复方大黄酊、复方龙胆酊、远志酊、复方豆蔻酊、橙皮酊、斑蝥酊、桂皮酊、当归浸膏、枸杞膏、党参膏、甘草流浸膏等。
其他类：有灭菌生理盐水、灭菌蒸馏水等。
抗战时期，西北防疫处所造制品供应区计有陕、甘、宁、青、新、晋、绥、鄂、豫、皖、苏、川、康、黔等十余省，达半个中国。
1941年8月，杨永年赴香港考察，原蒙绥防疫处处长齐长庆陪同杨永年参观了由他主持的协和药品公司血清厂。杨永年在香港为西北防疫处购置了电力冰箱、研磨机、孵卵箱、远心机和显微镜等所需器材，于次年2月返回兰州。
1944年8月，《西北防疫处组织条例》公布。条例分为14条20款，使西北防疫处的组织系统及科研与生产趋于完善。当时西北防疫处设立两科四室十九个组。另有牧场、驻渝和驻西安门市部以及成都制造所。
三是重视流行病学调查。西北防疫处加强同邻近各省卫生处、医疗单位和其他卫生机构的联系，互通疫情，派员直接做预防注射和接种工作，及时了解制品使用后的情况，加强防疫效果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统计传染病发病率、宣传卫生常识、改善环境卫生等工作，有效降低了流行于西北伤寒、癍疹伤寒、痢疾、天花等传染病的发病率。
1942年初，绥远发生鼠疫，蔓及宁夏，经由战区主任长官联合有关机关，设置绥宁防疫委员会，下设绥宁临时防疫处，由杨永年主持处务。他带领西北防疫处技术人员，赶往疫区进行防治，短时间内便控制住了疫情。嗣疫势停止，绥宁临时防疫处即行结束，杨永年回兰州主持处务。
四是根据需要拓宽经营范围。当时西北防疫处所在地兰州，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物资器材供应困难。杨永年处长决定自己动手，解决西北防疫处所遇到的困难。为了适应生物制品研究和制造的需要，先于1939年2月在兰州设立了料器厂（即玻璃厂），熔制科学研究上需用的各种玻璃管瓶及生物制品制造需要的玻璃容器；后又于7月增设了修械厂（即铁工部），修造本处各部门应用的医疗器械。本处附设的料器厂、修械厂生产的主要产品：
医疗器械类：有高压蒸汽消毒锅、干热灭菌器、蒸馏器、煮沸消毒锅、整形外科器具、普通外科手术刀、镊子、剪刀、产钳、产科用器械等。
环境卫生用具类：有抽水机、淋浴器、水龙头等。
料器类：有试验管、三角瓶、烧瓶、广口瓶、细口瓶、各种疫苗血清瓶、量杯、各式安瓿、各种漏斗、毛细管、玻璃棒、玻璃管及其他各种化学试验玻璃用具。
上述产品，除满足本处科研和生产必须外，还解决了社会上一些单位的需要。
五是重视职员福利设施建设。在杨永年主政西北防疫处时期，是西北防疫处稳定发展的时期。随着生产发展，人员增加，西北防疫处在兰州小西湖碱沟沿、梁家庄修建了职员家属宿舍、食堂、运动场和图书馆，还联合西北中央医院、护士学校共同开办了俱乐部、幼儿园、小学校和消费合作社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防疫处大部分人员被派赴长春、沈阳及天津、上海等地参加接收工作。处长杨永年亦奉命于当月离开兰州，赴上海筹设中央生物学化学制药实验处。杨永年担任的西北防疫处处长及于1945年5月17日所兼任的西北卫生实验院院长职务，均交托李永昌代拆代行。1946年杨永年出任上海中央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处处长，兼善后救济总署制药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后，杨永年先生历任中南武汉生物制品所所长、河南医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杨永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批判。“文革”后恢复名誉，调任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顾问、主任技师。1987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