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京华通览-张家湾 9787200134506 孙连庆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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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

作者孙连庆编著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34506

出版时间2018-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9281153

上书时间2026-04-30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概述
这是一本介绍张家湾历史情况的小册子。
张家湾镇是北京市通州区所辖11个乡镇之一，位于通州区中部偏北，镇政府驻地张家湾村，北距通州城区8公里。张家湾镇东隔北运河与西集镇相望，西邻台湖镇，南面与漷县镇、于家务回族乡接壤，北与梨园镇、永顺镇为邻。镇域面积105.4平方公里，辖57个行政村，户籍人口5.77万，常住人口8.93万。
张家湾镇域地势平坦、水系丰富、交通便利。大运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四河贯穿全境，另有京沈公路、京津公路、北京六环、京津二通道、张采路、宋梁路6条主要公路穿境而过，也是城市轻轨八通线的东端起点，形成通往华北、东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枢纽。从张家湾驱车至市中心或首都机场只需半个小时，到天津新港也只需90分钟。镇域北部有与京秦铁路相连的铁路货运站，年吞吐能力60万吨以上，为张家湾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家湾村形成于元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始设张家湾乡，1929年为通县第六区。1949年3月通县人民政府迁驻张家湾镇村，次年6月再迁通州城内。当时张家湾地区属通县第五区（区政府驻牛堡屯）管辖，1950年6月为通县第六区（区政府驻张家湾，区以下设张家湾乡、土桥乡、施园乡、马营乡、里二泗乡、梁各庄乡等），1958年4月建立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乡，9月建立张家湾人民公社。1983年3月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恢复设立张家湾乡，1990年改设张家湾镇。2001年12月牛堡屯镇并入，形成现在的镇域。
张家湾镇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古镇。据历史记载，自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瑄试行海运起到1900年漕运停止的近800年间，张家湾以商贾云集、水运发达和战略地位重要而闻名天下，有“大运河*码头”之称，皇家所需的漕粮物资、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建筑材料以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都是由水路经张家湾运往北京的。民间流传的“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即来源于此。在封建时代，张家湾在南北、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存的北京市一级保护文物通运桥、佑民观、600多年的古槐、明代的千斤石板、水路运输的花斑巨石、清代作家曹雪芹笔下的花枝巷、十里街、曹家当铺、盐店等遗址以及曹雪芹本人的墓刻葬石等，见证了张家湾的悠久历史。
张家湾镇是通州地区古镇之一，这里保留着战国时期和汉代先民繁衍生息的遗迹。由于张家湾曾经是白河（今北运河）、通惠河、浑河（古永定河分派——凉水河）、萧太后河四水汇流之地，同时由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需要江浙经济区粮食和各类物资的供应，在元明清三代，张家湾与通州同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在元代至明代中期，张家湾承担了漕运中心、客运中心、商运中心的历史重任，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漕御史吴仲主持将通惠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运河，漕运中心北移至通州城以后，张家湾依然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护卫漕运和客运、货运的重要码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在此期间，有多少万石漕粮经由张家湾码头运到北京城及周边地区，又有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商贾行旅经由张家湾码头往来于京杭大运河之上，有多少种类的物资，举凡江南丝绸、茶叶、瓷器、香料、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北方所产的皮毛筋革、山珍特产，经由张家湾码头运销中国南北各地。商流、物流、客流的集聚，使张家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正因为如此，“张家湾”的声名远播海内外，“张家湾”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史籍之中。封建时代，运河水运为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族振兴做出了贡献，其中，张家湾为维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建设、保卫、安定、繁荣北京，为促进中国南北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交流和融和，为促进封建时代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在漕运年代，通州和张家湾同为京杭大运河北端一个码头的两个部分，在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分工。对于通州来说，不但是皇家码头，同时也是地区性的行政、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通州有着“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被称为“小燕京”，而这些是张家湾所不具备的，但这并不影响张家湾在漕运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张家湾作为漕运古镇，它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况且在通州成为漕运码头之前，张家湾的这种作用已经发挥了近250年。随着现代交通的出现和运河漕运的停止，张家湾的作用和影响已大不如前。清光绪末年，张家湾镇坐商只剩30余家。1930年前后，张家湾在通县六大集镇（西集、马驹桥、永乐店、燕郊、张家湾、牛堡屯）排序中，居于次席。镇内只有杂粮市、骡马市、猪市、草市。1941年，在通县的集镇排序中，马驹桥居*，西集其次，张家湾位居末席。这与张家湾鼎盛时期“日日为市，弦歌相闻，百货丛集，*称繁盛”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时期，张家湾地区和所有被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地区一样，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里的人民从来就有英勇顽强、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反抗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北方革命司令部就设在张家湾，七位烈士英勇献身。张家湾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一定贡献。
天上斗转星移，人间桑田沧海。今天的张家湾镇，到处生机勃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张家湾又掀起树立名镇形象的浩荡热潮，“敢为人先，敢创大业，敢争一流”的张家湾精神催生出巨大的经济活力，释放出良好的社会效应。从曾受到*主席高度评价勤俭办社、刘少奇亲临视察的土桥乡高楼金村青春社，到1985年实现全市远郊县乡镇*个产值超过1亿元，并连续8年保持京郊乡镇经济领先地位，张家湾依托通州工业开发区落户镇域的优势，实施“工业强镇”的战略，使全镇经济突飞猛进。2001年12月，原牛堡屯镇并入张家湾镇，又给张家湾镇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张家湾镇年年喜结硕果，先后获得“京郊百强”“全国百强”“*建材湾”“全国文明乡镇”“北京市模范集体”等荣誉称号。2005年至2009年，连续被评为首都文明乡镇。2010年，全镇实现税收7.6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万元。
今日张家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富裕、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型小城镇。
近几年，张家湾镇按照高效、集约利用的要求，积极发展工业企业，截至2008年，全镇入驻企业已达到1500多家，打造起服装、建材、医药、化工等10余条工业产业链。铜牛集团、北京三杰钢结构有限公司、福耀玻璃、京华客车等近百家知名企业的入驻，中油公交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东方石化销售中心等90多家总部企业和结算中心的落成，以方和正园、创展家居为核心，集生产、设计、研发等技工贸一体化工业园区的正式营业，东亚铝业集团“煤制气”节能改造项目和一批重点老生产企业的技术挖潜改造的完成，提升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张家湾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20世纪90年代，张家湾镇葡萄种植就达到1.8万亩，涉及16个村，带动200多户农民。依托葡萄产业开展旅游观光和采摘活动，成功举办了8届葡萄采摘节，张家湾镇也因此赢得了“*吐鲁番”的美誉。葡萄产业与千亩荷塘、千亩苗木花卉、千座蔬菜大棚、千亩家庭菜园、金泽苑等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形成基本农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4条坚固的产业链，拉动起葡萄大观园、天地和农庄、御香苑等一批农业种养殖加工基地，使现代都市型农业经济在张家湾得到了迅猛发展。大辛庄恒利明乌鸡产业协会、张家湾镇苗木协会及垡头生猪养殖协会等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民个体经营与广阔的市场连接了起来，为拓宽销售渠道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按照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要求，张家湾镇因地制宜制订了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完成皇木厂、张湾村、马营村、土桥村等村的旧村改造工程，村民迁住新楼房；整合全镇教育资源，完成各学校合并及教育设施改造工作，张家湾幼儿园拥有一流设施、张家湾中心小学成为全市教育示范点，牛堡屯学校、陆辛庄学校改为小初九年一贯制学校，初高中一体的全市一流学校—— 潞河中学分校建成并投入使用，初等、中等教育再上新的台阶,为发展基础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全镇实施了绿化美化工程、垃圾密闭化管理；完成了农村信息网络、有线电视、远程教育、文化信息共享“村村通”工程；农村路网建设、饮用水改造、节能吊炕推广、改厕工程、秸秆气化工程、太阳能浴池建设有序进行；村级卫生服务站、文化健身场所、党员活动室、数字电影放映厅等覆盖率达90%；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入股分红，劳动力就业，农村合作医疗、新农保参保，残疾、困难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保障，“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成功搭建。这一系列的惠民工程，谱写了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张家湾镇今后的发展将紧紧依托位于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发展核心区的优势，坚持走“人文古镇科学发展”的路子，融合古今文化，把人脉、文脉、水脉结合到今后的发展中。在京沈路以北，推进西定福庄、大高力庄等24个村的改造进程，加快新城区的建设步伐；结合通州区万亩森林公园张湾段的建设，以扩充、完善工业开发区为契机，打造运河、京津公路、宋梁路沿线景观建设，在凉水河畔建成以IDC灾备中心、数字产业基地为核心的高端数字产业园区；制定恢复古文化产业开发的总体规划，弘扬运河码头和红学文化，打造萧太后河岸边仿古一条街，建设张家湾大运河影视文化基地，北与“泛家居”产业—— 创展家居，南与文化企业华兴达青铜器雕塑公司相呼应，旁有具有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唐人坊作补充，引进知名文化产业，形成集产业、文化、居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新城南部以设施农业的龙头企业为引领，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利用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千方百计引导农民增收致富。未来的张家湾将以工业作为强力支撑、现代文化产业渲染渗透、都市农业有效补充、现代服务业明显显现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展现给世人。张家湾正在走向新的辉煌。
【书摘与插画】
张家湾水运
从元代开始，北京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北京地区的自然条件欠佳，农业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都曾经努力开发北方农业，企图摆脱对南方物资的依赖，但始终没能超越自然条件的制约，不得不长期依赖南方经济区的物资供应。在现代铁路、公路、航空运输方式出现以前，只能依靠运河和海运，*基本的运输方式是运河航运。
事实上，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张瑄试行海运漕粮抵达张家湾的那时起，张家湾已经先于通州城而成为皇家码头了。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河运、海运漕粮都要经过张家湾转运大都（今北京），皇家码头的功能进一步强化。同时，张家湾还要接纳水运而来的商货和行旅。因此，它不只是漕粮码头，还是商贸货运码头和客运码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近250年。直到明嘉靖七年（1528年），御史吴仲主持将通惠河改在通州城以北入运河，漕运中心北移至通州城，张家湾仍然是商运和客运码头，仍然是北京地区连接江南塞北的*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弹丸之地的张家湾，频繁出现在史籍之中，它的名声远播于大江南北。
在元、明、清三代，张家湾作为皇家码头，它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漕粮与皇家物资运输
从元代至清代的近800年间，每年经运河运抵北京的漕粮300万石至500万石。朝廷在沿河，在河西务，在张家湾，在通州，在北京设立多座仓库储存。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黎民百姓、边关守军，全都依赖水运而来的漕粮保障需求。漕粮和物资供给，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元代末期，东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京杭大运河水运断绝，大都城中严重缺粮，粮食价格高涨到每斗银二两。一些衣着华丽、身佩珠玉的贵族也不能幸免，死亡20余万人！正是年复一年的水运漕粮供应，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稳定。
为皇家服务的物资运输，是京杭大运河的又一重要功能。金代修建中都城时的物资运输依靠运河，明清两代依然如此。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的城池、宫室、皇陵和北部长城所用的砖，来自于苏州、临清。朝廷规定，北上的漕船每只搭运40块，民船每只搭运20块。搭运不及的时候，派专船运输。明永乐年间每年定额100万块，后期增加到几百万块，运输量相当可观。烧制琉璃瓦所用的黏土来自于安徽当涂、芜湖；所用的木材，多采伐于川、贵、湖广，其中，明嘉靖年间仅在湖广一省就耗银339万两。明万历年间在广、川、黔三省采办大木耗银930万两。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了沿途见闻。他们看到几千名纤夫步履艰难地拖着长蛇般的木筏，有的木筏长达两意哩（1意哩等于5华里）。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纤夫们有时一天要行走五六意哩。木料来自四川省，将木料运到京城有的需要两三年时间。他们还看到采伐于四川的大木直径有1米多，长二三十米，运送一趟要花费6万多两白银，平均每根大木合300多两白银，特别巨大的木材甚至达到每根3000两白银之多，代价非常昂贵。明宣德年间，朝廷一次就命令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44万件，这些瓷器，也要经由运河运抵北京，这些瓷器需要近千只船运输。至于各种生活日用品，如衣、食、杂物等项，朝廷一般采取岁办或采办（临时征用或采购）的形式，由“贡船”（运送皇家物资的专用船）沿运河运至张家湾或通州，再转运北京。仅南京一地，专门为皇家运送新鲜食品的船只就有160艘。为了保持食品的新鲜，沿河各地都要设立“窖冰”的机构，以提供保鲜所用的冰。所谓“窖冰”，就是在河边合适的地方挖一个深10米左右的“冰窖”，冬天河水冻结很厚时，将冰采下，裁成方砖大小，存放在冰窖内，上面盖芦席并敷土以保持低温，等到来年夏天使用。现在通州东关“小百羊”商场的对面还有“老冰窖”地名，那里就是当年窖冰的遗迹。在漕运年代，张家湾也有人“窖冰”。
设在南京、苏州、杭州的织造局，专为皇家采办御用绸、缎、纱、罗、布匹及其他纺织品。明万历年间，每年采办纺织品几十万匹。清代初期，皇家每年用于采办的银两达10余万两，到后期逐渐增加到500多万两。清乾隆年间，每年从云南采办铜630万斤，仅运铜的船只就需要几千艘。上述各类物资都要经运河水运到张家湾，分别存放在皇木厂、木瓜厂、盐场、铜厂、砖厂、花板石厂等专用场地，再转运北京。凡此种种，可以想象当时的运河水运是何等繁忙。这些物资都要在张家湾和通州交卸，张家湾和通州的码头又是多么繁忙！而这，仅仅是为皇家服务的物资运输，是运河运务中的一项。
商贸物资运输
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南方、北方物资以扬州、临清、天津、北京等沿河城市为交汇点相互流通，而通州和张家湾，是元明清三代极其重要的南北商货集散地。
明清两代，担负漕粮水运任务的10万运军往返搭运的商货，是水上货运的重要方面。这些运军长年累月栉风沐雨、历尽风涛、艰苦备尝，而途中粮船盘倒过坝，又每每受到勒索盘剥，因此他们的境遇十分凄惨。为了稳定军心，以保证漕粮运输，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起，朝廷规定每只漕船可以随带免税商货10石，明嘉靖末年放宽到40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又放宽至60石。到了清代，这种商货被称为“随船土宜”，免税
孤帆远影碧空尽商货数额也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屡有增加。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谕令：漕船带货“于旧例六十石之外加带四十石”。清雍正八年（1730年）又规定：漕船头舵二人，每人准带土宜3石，每船水手合带土宜20石，合计为126石。清乾隆二年（1737年），批准江南、浙江漕船每只增加土宜40石。清道光八年（1828年）又增至180石。至此，每只漕船所带的土宜，已经是明代的3倍。清代杨锡绂在《漕运则例》中记载了漕船携带的商品，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山货、药材等，已达12类300余种，由此可以领略水运商货品类的丰富以及对于商贸活动的促进作用。
清代京杭运河全图（通州局部）
此外，瓷器、扫把、扁石、竹子、杉篙、木头等“俱不算货”，即不作为商货计算，可以任意携带而不纳税。漕船南下时，每船可以随带免税货物40石，所携带的商品主要是北方的畜产品、农产品和副产品，诸如皮毛、筋革、山货、参茸药材、梨、枣、核桃、瓜子、柿饼、豆、麦、高粱、粟、棉花、烟草等。
由于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南而北携带的主要是手工业品，由北而南携带的主要是畜产品和农产品。以清道光年间漕船6236只计算，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船共带免税土宜1138680石。漕船到通州交卸漕粮以后，仍以6236只计算，每年随船南下的北方土特产品达379560石。然而，这只是按照朝廷规定数量计算的数额，事实上，绝大部分运丁或大量超载，或在造船时私自将船体加长加宽，以求利用水运多得收益。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运丁在打造漕船时，“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朝廷规定漕船入水深度“不超过三尺”，据清代魏源记载，“江西、浙江之船则巍然如山，隆然如楼……入水多至五尺以上”，每只漕船“复携二三剥船（用于装载货物的小船）以随之”，致使随处搁浅。可见，随漕船带运的商货数量远不止前面计算的数额。这种情况年年如此，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运河商运的数量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民间贸易方面，“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粤、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京杭大运河就是一个货物交流的大动脉。张家湾、通州“商贾辐辏，财货充盈”，“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清代中期，商运较元代、明代更为兴旺。江南的“南货”、五岭以南的“广货”、川黔的“川货”、闽广沿海进口的“洋货”，源源不断地经京杭大运河运至张家湾、通州，再转运行销于北京及北方各地。通州、北京的粮食市场，有来自于河南、山东、直隶所属的大名、江南省的徐州经水路运来的各种粮食。“每年二月开河后，（私商）粮船雁行北上，仅通州（包括张家湾）一地贮存者，即年约五六十万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俄国商人在中国南方购买茶叶90万石，经运河水运至张家湾和通州，再用骆驼陆运回国。
运河长流不息，运河之上的商贸运输年年如此。长年累月，南北货物的交易数量无可计量。清代包世臣说：“南货附重艘入都，北货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须，河之通窒则货之贵贱随之。”运河商运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上述南货北货都要经由张家湾、通州等地交流集散，可以想见，当时的张家湾百货云集、商铺林立、摩肩接踵、寸土寸金，是何等的繁盛！可称得上是流金淌银之地了。
水上客运
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拉近了南方与北方的心理距离，使相距遥远的中国南北方各族人民的了解、交流、融合成为可能。由于有了运河，帝王南巡、士大夫造朝、学子应试、商贾行旅都经过运河南来北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大家庭的团结。
隋炀帝从江都（杭州）到幽州，在水上行走了50多天。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初四日，年仅38岁的乾隆皇帝乘坐“安福舻”龙船，孝贤皇后乘坐“翔凤艇”由通州经张家湾顺流而下。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虽然不都是从张家湾乘船，但都是走的运河。元明清三代，有多位皇帝巡幸张家湾。其中，在张家湾流连时间*长、到张家湾次数*多的两位皇帝分别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清康熙皇帝。元明清三代，附属国使臣多经运河抵达张家湾稍事休息，再到京师朝贡。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三次到过张家湾，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张家湾暂住学习中国礼仪，而后才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在往来中国的商旅中，先后有12位琉球国人病逝后，葬在张家湾镇立禅庵村，其中有官员7人、官生5人。云南景洪车里土司进京朝觐因病去世，葬在张家湾西不远的车里坟（1993年
38 / 张家湾
建成居民小区，改称云景里）。至于800年间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官员、进京赶考的举子、学者名士、商贾行旅，更是多得难以计数。1992年通县教育局整理出版的《通州诗抄》，辑录了从金代至清末近300首吟咏通州、张家湾、漷县的诗作，作者大多数是朝廷官员、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如金代的李宴；元代著名才子马祖常、著名诗人张翥；明代大学士杨士奇，著名学者李卓吾，著名剧作家、文学家汤显祖，画家唐伯虎的好友、著名书法家文徵明；清代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清初，《国榷》的作者谈迁为了到北京收集明朝历史资料，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至十三年（1656年）沿运河北上南下，北上，写成了《北游录》；南下，撰写了《后纪程》，分别辑录了沿途见闻。元明清三代中的社会名流大多到过张家湾和通州。
运河上大规模的漕运和跨流域商贸经济活动，吸引着汉、回、
民国时期运河通州段上的商旅
古镇探幽 / 39
蒙、满等十多个民族。正如《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一书所描述的：大量河工、船户、水手、搬运工人、官僚、衙役、军兵、商贾、僧众等不同阶层各色人等与沿河居民杂居共处，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民族间的畛域和差异逐渐消失，性格、风俗、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逐渐融合。儒家文化成为核心理念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础，特别是随着儒学的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逐渐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精神纽带与整合力量。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逐渐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产生。
京杭大运河具有漕运、商运、客运三大功能，而张家湾是大运河所有功能的主要承载地之一。张家湾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振兴，为北京的繁荣、安定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商品简介

本书是《京华通览》的一个分册。在原来的《北京地方志古镇图志丛书·张家湾》基础上整理，利用原来已有成果，重新编著。以记述了张家湾古镇自建制之处至今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军事、贸易、军事、贸易、教育等方面的源流变迁和重要史实、文物、传说，把对北京文化的研究触角引向边缘和纵深，对北京文化的起源和立体化研究推进了一步。该书从事物发端起讲述，详古略今，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作者简介

孙连庆，通州区政协文史特邀委员、原通州区史志办史志科科长，是资深史志工作者，曾参与编写多部与通州区有关的史书及志书，《通县志》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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