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国家规模增长和货币联盟/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译丛 9787543231481 (法)奥尔法·阿卢伊尼(Olfa Alouini)著

国家的规模、形状千差万别，其数量也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兴衰密切相关。2010年，全球有195个主权国家。全球化降低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使小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崛起和实现一体化。但是，国家的规模究竟是什么？经济学上，它的定义是相对的：在国际市场中，小国是价格接受者，大国是价格制定者。然而，国家规模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地理区域、人口、政治影响、军事力量、国内市场、出口、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这样一个汇集多方面特征的集合体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尤其是GDP增长的，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建模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第2章主要在两国货币联盟模型中引入国家规模。该模型的特点是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式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目的是分析由不同规模、开放度和价格刚性的一组国家构成的异质货币联盟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引入初始特征，一方面确保债务成本随着债务水平上升而增长，同时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复制货币联盟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制定。对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环境下经济和财政政策冲击的随机模拟补充了模型的动态属性。

第3章运用前述构建的货币联盟模型，我们模拟应对危机的不同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和削减税收的政策，并比较它们的有效性。我们运用确定性模拟以进一步了解异质货币联盟的运作机制，理解财政外部性和国家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详述了面临危机时，不同规模的国家如何对其自身及其邻国的财政政策产生不同反应，以确定危机过后，哪种规模适当的财政政策可以缓冲对GDP增长的不利影响。与Cwik和Wieland(2009)相反，我们认为财政稳定政策的溢出效应为正，且不能忽略不计。该章中，我们也评估了对货币联盟中的国家的内部贬值效应以及它是否可以有效应对主权债务危机。

第4章从实证的角度更广泛地研究国家规模和经济运行问题。我们不仅考虑国家规模及其与GDP增长的相互作用，也考虑国家规模与商业周期波动性的关系。为了研究这些关系，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建立了一个包括人口、GDP和国家国土面积在内的新的国家规模指数。该指数使我们既避免纯粹的人口统计指标，又避免基于GDP排名的指标缺陷，而能够捕捉更全面的规模效应。运用1960—2007年16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与Rose(2006)相反，对于所有国家以及特定群体，比如小国、OECD国家甚至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国家规模对经济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分析中，我们还将规模或国家规模的影响从几个经济变量中分离出来。研究表明，国家规模与独立于贸易开放度的波动性之间具有负相关性，扩展了Furceri和Karras(2007)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小国。我们的结果是稳健的，包含几个控制变量、国家规模具体特征和趋势分离方法。对我们引入的主成分分析法规模指数的估计支持我们的假设，当解释增长及其波动性原因时，对于一国而言，规模指数的意义大于人口数量。而且，我们证实了贸易开放度有益于长期增长，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它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国家规模和经济绩效的进一步研究可能要求深入研究诸如制度和政策等不易量化的因素。例如，我们强调欧元区内国家规模、经济绩效和波动性之间显著的负相关性，并展示货币联盟下与国家规模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

第5章阐明了原始的制度背景，即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使国家规模在解释经济增长时扮演了不寻常的角色。我们聚焦在总增长水平，而不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内部分配问题需要对每个成员国进行具体分析。国家规模决定了许多经济结构：较小规模的国家往往有更大的开放度，而较大规模的国家则更依赖于内部需求。在欧元区内，国家规模也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如“规模鸿沟”（size divide）出现在规模小但增长快速的经济体以及较大规模的落后国家之间。进一步沿着Laurent和Le Cacheux(2006)开创的政治经济分析法，我们根据成员国的规模，详细说明它们的激励结构。实际上，货币联盟的“一刀切”（onesizefitsall）原则，即《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政策，适合欧元区较小规模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政策，但不利于较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政策。一方面，《稳定与增长公约》限制较大规模的国家对国内需求进行财政刺激的能力；另一方面，欧洲央行无法将小国因通胀水平不断上升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其鼓励实施价格竞争力政策。对于这些“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假设，我们采用15个欧元区国家1998—2008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对大国和小国分别进行回归，证明欧元区内存在一个“规模鸿沟”，即人口规模对GDP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规模效应”（size effect）甚至对小国的影响更大。这些结果对不同的经济计量指标是稳健的。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扩大数据范围，对货币联盟成立之前的阶段以及选择退出联盟的国家进行“安慰剂”回归（“placebo” regressions）。这些检验对于评估货币联盟的效应是有用的，证实了“规模鸿沟”实际上是货币联盟的副产品。基于国家规模模型及其对货币联盟中经济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研究应当基于这些实证结果，具体内容在下一章展开。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国家规模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增长速度。这一影响是消极的、中性的或积极的，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各国贸易和相互依赖的资本、投资和移民流动的国际环境。除了国家的内部制度和领土效率水平之外，经济政策在解释国家规模对增长的影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一个货币联盟中，规模适度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增长。在欧元区内，成员国间不承认国家规模对立权平等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经济绩效的显著差异。但是，共同政策目标和利益对货币联盟的持久性至关重要。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理解这些非对称性及其影响从而修订《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便更好地提升货币区的可信度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是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国家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但大量关于长期增长的文献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见解，因为这两种增长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如索洛(Solow, 1956)所使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国家规模对增长没有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如Aghion和Howitt(1998)或罗默（Romer, 1994）所描述的，国家规模越大，意味着资源禀赋越大，规模效应驱动经济增长。论证很简单：国家规模越大，被用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劳动力和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源就越大。这也意味着有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来维持增长，而追赶速度将更快。相反，Alesina、 Spolaore和Wacziarg(2005)提出小国从贸易中获益更多。实际上，专家们不再关注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脆弱性，而是关注它们的效率和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能力。库兹涅茨（Kuznets, 1960）和Katzenstein(1985)强调了脆弱性和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小国需要比其国内市场更大的出口规模，才能像较大经济体那样从规模效应中获益。贸易开放使它们不断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促使它们保持*效率。相反，更大的国家——其规模也是抵御痛苦变化的堡垒——往往允许陈旧的结构和过时的产业存活下来。

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克鲁格曼（Krugman, 1991)、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 2003)引入规模报酬递增而不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从而使国家规模在增长和经济活动本地化模型中发挥作用。如此一来，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和资源禀赋的重要性，较大的国家——归功于其平均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商业一体化的好处，并倾向于出口那些规模密集型和研发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根据藤田和克鲁格曼的理论，即使他们没有解释国家规模，也解释了核心—外围模式，因为垄断性产业的集中，规模经济体集聚在靠近*需求的市场，从而使制造业结构更好，网络协同效应更强，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利益。因此，国家的经济往往由引领区域来驱动。例如，在欧洲，夜间卫星图像显示了著名的“蓝香蕉”(blue banana)或工业中心地带，它通过莱茵河地区从英格兰南部蔓延到意大利北部。

本书研究了国家规模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货币联盟的背景下国家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作者采用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得出了国家规模通过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增长速度的结论，而这一影响是负、中性或正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一国贸易所处的国际环境，依赖于资本、投资和移民流动。除了国家的内部制度和地域效率水平，经济政策在解释国家规模对增长的影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一个货币联盟中，规模适度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增长。在欧元区内，出于成员国间主权平等考虑而不承认国家规模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经济绩效的显著差异。但是，共同政策目标和利益对货币联盟的维持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