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延安文艺大事编年(精) 9787561376737 孙国林 编著；王佳钰，王增辉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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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国林 编著；王佳钰，王增辉校订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376737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68元
货号24191901
上书时间2024-10-1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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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本书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提供可靠的、清晰的依据。
作者简介
孙国林（1932-2015），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参与《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工作，担任《文艺理论卷》《诗歌卷》主要编辑，《文艺史料卷》副主编。与曹桂芳合著的《*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担任副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上、下卷）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另有百余篇关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文章在多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
目录
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意义（代前言）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参考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本书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提供可靠的、清晰的依据。
主编推荐
孙国林（1932-2015），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参与《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工作，担任《文艺理论卷》《诗歌卷》主要编辑，《文艺史料卷》副主编。与曹桂芳合著的《*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担任副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上、下卷）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另有百余篇关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文章在多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
精彩内容
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意义（代前言）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延安时期；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也有一个灿烂的延安文艺阶段。但延安文艺与“延安时期”的下限时间并不相同。本书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延安文艺大事编年》撰写的目的，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清晰的依据。延安文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有其鲜明的特点和历史意义。一延安文艺的个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①，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产生的革命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那时，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都以文艺为武器，投入到保卫祖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伟大斗争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②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就成了延安文艺的主旋律，即鲜明的时代性。那时，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和刊物，都是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也十分明确，那就是为抗战助力。如文艺界的抗敌协会、抗战联合会、抗战剧团、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以“救亡”“抗战”命名的社团，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抗日的特色，其活动也以抗战为中心。中国文艺协会是延安文艺史上的个文艺团体，其宗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①。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②还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后胜利。” 在党和的号召下，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以创作抗战文艺为己任，并视之为一种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农村，进工厂，去感受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的穿上军装，与战士们一起射出仇恨的子弹，其中一些同志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汇入了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在他们看来，描写抗战现实，歌颂抗日英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丝毫没有感到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受到什么压抑和扭曲。他们既是文学艺术家，又是革命家和战士，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肩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③的战斗历程，是当年许多作家走过的道路。朱德总司令为抗战殉难的文艺工作者送的挽联，是对当年文艺工作者精神面貌的形象概括：“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正义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雄楷模是为艺术光。”④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院歌，唱出了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⑤在当时，文学艺术的各部门，从活动到作品，从业余到专业，都体现出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应，回响着中华民族的吼声。文学艺术的确成了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文艺工作者就是这条战线上的无畏战士，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文艺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⑥。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创作，为革命事业而讴歌，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艺术观和创作原则。这种革命的美学观，是时代铸就的，是现实生活决定的。正如指出的：“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⑦。为了获得战斗生活的题材，为了写出战斗的作品，同时也为了鼓舞人民去战斗，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数十个各种类型的文艺工作团，数百人参加的工作队，经常活跃在工农兵群众中。那时，专业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未到过前线。上前线，写抗战，成了延安文艺的主潮。现实不允许关门创作那些低沉、哀怨、缠绵的作品，高亢、明朗、激情成了延安文艺的基调。这期间，文艺工作者也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经受了痛苦的磨炼，但他们能够拥抱生活，向群众靠拢，终于克服了旧的思想和文艺观，培养了时代精神和使命感，以笔当枪，谱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华章。我们只要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延安文艺史上某些今天看来似乎不正常、不可理解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延安文艺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也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正是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如果否认或贬低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延安文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延安文艺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的群众性。在延安，人民政治上自由，生活上幸福，同时，精神生活也需要丰富起来。他们不仅要求欣赏文艺，也积极参与文艺活动；不仅是革命文艺描写的对象，也要求掌握文艺，自己描写自己的斗争生活，抒发在民主、自由的世界里激发起的豪情壮志。他们在文化上真正翻了身，成了文艺的主人，从而改变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①的历史，实现了历史上多少代人的愿景，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延安文艺运动之所以波澜壮阔，延安文艺之所以那样瑰丽丰硕，概源于这个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深刻而充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所从事的壮丽事业，描写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赞颂了群众的抗战、政治活动、生产、除奸、扫盲、反迷信等方面所创造的业绩。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变化，延安文艺才有了那样广泛的接受对象，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每有演出，观者云集，站满了广场、山坡；每有朗诵，听者涌来，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各种画展，也吸引来无数群众，巡回连展数日，盛况不衰。其次，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还表现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各文艺团体都把发展群众文艺列为重要的活动内容。许多文艺工作者扎根群众中，与群众同睡一孔窑，同吃一锅饭，劳动在一起，或者在基层任职。有了这种情感的交流和转变，才产生了艾青歌颂劳动英雄的长诗《吴满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古元的木刻，民众剧团等才被誉为“真正人民的剧团”，收到那么多群众送来的红枣和鸡蛋。再次，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重要的体现，是广大群众对文艺活动和创作的参与，工农兵成了革命文艺的积极创造者，涌现出一大批文艺活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学习文艺，从事文艺创作和其他活动。1940年，延安群众性的文艺小组已经遍及延安以及附近四十五个单位，共建立了文艺小组八十五个，组员六百六十多人。此外，延安还创办了业余剧团、业余合唱团、业余国乐社、星期文艺学园、音乐学院、美术学校，参加业余文艺活动和学习的有数千人。各单位还有俱乐部、文工队、剧团，经常组织文艺活动。还应该提到，在延安曾发动过几次规模可观的群众性写作运动，如1936年在部队中发动的《长征记》的写作运动，征得数百篇回忆长征的作品，由丁玲等从中精选出一百一十篇，于1942年出版了《红军长征记》一书，作者大半是次写作的战士或各级指挥员、党政干部。1938年发动了《五月的延安》写作运动，收到了群众写的三百五十多篇作品，从中选出五十五篇，于1939年出版。此外，还有《苏区的一日》《狱中一年》《我怎样来到延安》《警区一日》等写作征文活动，都获得了丰收。每遇重大事件和节日，都组织专题创作，产生了不少佳作，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大普及、大繁荣的感人局面。延安文艺的第三个特点是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的文艺，以写战争生活为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是不是可以说，延安文艺的题材是单一、狭隘的呢？事实并非如此。延安文艺的题材十分广泛而丰富。以戏剧为例，除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之外，还有历史题材，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秋瑾》等，受到群众的喜爱。此外，改编、排演了一些中外名剧，如外国17世纪以来的优秀剧目和国统区剧作家的成功戏剧，极大地丰富了延安的戏剧舞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就现实题材而言，除了直接反映前线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外，还描写了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伤员的感人事迹。在这种多侧面的描写中，自然就把党政军领袖、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医护人员以及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商人等各色人物写进了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在这个人物画廊中，既有领袖、英雄及其他先进人物、正面人物，也有落后人物及敌人、汉奸等反面人物。许多文艺作品还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精神生活的巨变。从作品的样式和风格看，延安文艺也是多样化的，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分而言之，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散文等体裁。在诗歌中，有短小的抒情诗，也有较长的叙事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词和民歌。在小说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音乐方面，有声乐，也有器乐；有群众歌曲，也有合唱和进行曲。戏剧方面更为丰富多彩，话剧、戏曲、歌剧、秧歌剧皆有佳作，戏曲中又有平剧、秦腔、眉户、道情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延安文艺还探索创造和发展了一些新的文艺体裁，如街头诗、拉洋片、秧歌剧、广场剧、活报等等。事实表明，延安文艺的样式是多样化的。从作品的内容看，以正面反映和歌颂为主，但也不乏讽刺和暴露性的作品。从作品的风格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呈现出刚劲、高亢、紧张的壮美，有的则体现为舒缓、细腻、深沉的优美。前一类作品是主流，也是被人们所公认的，而后一类作品却往往被忽略。因此，产生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结论，如说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火药味很浓的，粗犷有余，抒情不足；都是外露的标语口号式作品，缺乏耐人寻味的魅力；等等。如果对延安文艺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以诗歌为例，天蓝的《雪的海》，井岩盾的《星》《冬夜之歌》，公木的《再见吧，延安！》，陈学昭的《延安的秋》，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胡代炜的《深夜》，等等，都是十分婉约的诗篇。它们意境深远，情味隽永，堪称佳作。可见，延安文艺作品的风格的确是丰富多样的。延安文艺的第四个特点是宽广的开放性。在延安文艺研究和解放区文艺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它们是保守的和封闭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延安地处偏僻的大西北，贫穷落后，交通极为不便，同时，日寇的包围、国民党的封锁，还严重地妨碍了延安与国统区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延安文艺是封闭的和保守的。相反，大量事实表明，延安文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冲破地理上的阻隔、政治军事上的封锁，始终与外界进步文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宽广的开放性。延安文艺的开放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作为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十分宏大的意义上学习和运用的，从而使延安革命文艺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行列，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939年以后，延安报刊上介绍和论述马克思广义文艺思想的文章逐渐多起来。这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马列文论的学习更加深入，对延安文艺意义的认识也就有了理性的深度和广度。第二，延安文艺十分注意研究和借鉴中外进步作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屈原、杜甫，外国的普希金、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毕加索、珂勒惠支等，都有课堂讲授或有文章加以评介，并且还经常举行相关的专题纪念会、报告会、朗诵会、展览会等活动。这表明，延安文艺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对进步文艺作家和作品，也是注意学习其长处的。第三，延安时期还上演了不少中外名剧，编印了不少中外名作。大后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阳翰笙、陈白尘等的戏剧作品，都在延安舞台上演出过；外国作家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沃尔夫、西蒙诺夫、包哥廷等的剧作，也搬上了延安的舞台。在鲁艺的教学中，特设了世界文学名著课，同时辑印了这方面的作品，在书店出售。鲁艺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草叶》，就是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命名的。在鲁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受到普遍欢迎。早在1938年11月，延安的刊物上就开始刊登外国作家的作品，爱伦堡、休士、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雪莱、普希金、歌德、海涅、都德、左琴科、肖洛霍夫等的名字及其作品，经常出现在延安的报刊上。面向初学写作者的刊物《大众习作》上，也刊登介绍外国作品。第四，延安文艺也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到大后方和国外。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在重庆演出，引起了轰动。郭沫若看了禁不住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新中国成立前，这个秧歌剧还在上海演出过，产生了轰动效应。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捧读了《白毛女》，著文说：“这是在戏剧方面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尝试得确是相当成功。”①歌剧《白毛女》当年还在香港演出过。至于《黄河大合唱》在全国的影响就更大了。延安的美术作品在重庆展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徐悲鸿惊呼：古元是“卓绝之天才”，中国版画界的“巨星”。②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七月》等报刊，经常刊登延安作家的作品，介绍延安的文艺运动。同时，延安的报刊也刊登和介绍大后方的文艺作品，还举办过美术作品联展。在组织上，延安的文艺协会均属全国协会的分会，经常向总会报告工作，取得联系，共同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老舍还访问过延安，与延安作家座谈，沟通了双方的情况。同时，延安作家与大后方作家也不断进行交往，介绍各自的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摧残，立即在延安引起同声抗议的反响，使两支文艺大军的活动连成一体。在国际上，延安的木刻曾刊登在美国杂志上。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苏联的一些报刊，也介绍过延安文艺的情况，发表过延安作家的作品。从苏联回到延安的诗人如萧三（肖三），则向延安文艺界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和情况，特别是苏联革命文艺的经验。另外，许多访问过延安的国际友人如斯诺等，曾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延安革命文艺的盛况。世界进步作家如罗曼·罗兰逝世后，延安文艺家举行了悼念会；阿·托尔斯泰逝世，立即发出唁电。总之，延安文艺始终顽强地开拓和发展，吸收着国内外进步文艺的营养。它从不排外，不保守，更不封闭自己，从而与全国和世界进步文艺联系在一起。二延安文艺以其轰轰烈烈的活动、全面丰收的创作和崭新的风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曲壮丽、动人的乐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文艺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发展了革命文艺理论。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历代进步文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外国，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美学家、思想家，都论及过这个问题，也设计过一些解决的方案，但还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五四”以后，开始提出“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20世纪20、30年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不可能明确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央苏区的政治环境虽然好一些，但由于地域狭小，战争连绵，文艺的发展依然受到局限，所以也没有实际解决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问题。到了延安时期，由于文艺经验和理论认识的积累，特别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人类文艺史上，破天荒次彻底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群众这个曾经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内涵，找到了为他们服务的途径，指出了解决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的关键，即说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方向，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是途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工农化是关键。从此，我国文艺步入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开始取得大繁荣的喜人局面。第二，创造和积累了发展革命文艺的丰富经验，为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借鉴。延安的文艺经验，包括群众文艺活动的形式、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的方式、编印刊物的经验、群众性写作活动如何组织等，都为各解放区的文艺树立了样板。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奔赴各地，不仅输送了一批文艺干部，也把延安文艺的经验传播到各地，开花结果，有力地促进了新地区文艺的飞速发展。不仅如此，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和干部，也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延安文艺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许多20世纪30年代就取得可观成就的文艺家来到延安，经过革命的洗礼，思想感情逐步发生了变化，陆续创作出一大批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全新的作品。如文学家丁玲、艾青、周扬、艾思奇、陈荒煤、陈学昭、萧三、周立波、于黑丁、何其芳、刘白羽、杨朔、欧阳山、草明、舒群、白朗、公木等；美术家胡蛮、张谔、蔡若红、华君武、罗工柳、钟敬之、彦涵等；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向隅、唐荣枚、张贞黻等；戏剧家柯仲平、张庚、王震之、塞克、颜一烟、李丽莲、左明、姚时晓等；电影家吴印咸、袁牧之、陈波儿、徐肖冰等。在这里，他们焕发了艺术青春，都创作出了优秀作品，对延安文艺做出了较大贡献。另外，延安文艺还培养出一批新人，如文学方面的贺敬之、李季、柳青、邵子南、韦君宜、穆青、莫艾、黄钢、陈涌、冯牧、孙犁、孔厥、袁静、马烽、康濯等；美术方面的古元、石鲁、钟灵等；戏剧方面的王大化、李波、于蓝、王昆、张平、陈强、丁毅、马建翎等；音乐方面的马可、王元方等。这批新老文艺家，同心协力组成了延安文艺的浩荡大军，先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逼上梁山》、《南泥湾》（电影），以及一批木刻等美术作品。它们将永远彪炳史册。第四，延安文艺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引起了许多国际人士的关注和研究。早关注和介绍延安文艺的是美国作家、记者斯诺，他在1936年访问陕北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介绍了人民抗日剧社露天演出的感人场面，小演员们的生活和排练，对社长危拱之的专访，丁玲、成仿吾等作家的近况，使世人看到延安文艺的群众性和清新的内容。接着，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和苏联的纪录片摄影师卡尔门，都对延安文艺活动做了介绍。美国记者、剧评家爱金生访问延安，盛赞延安戏剧给他的深刻印象，并向世界做了介绍。美国的《生活》画报、《艺术》等杂志，多次刊登和介绍延安的木刻作品，并在美国多地举办延安画展，引起强烈反响和好评。苏联的报刊多次介绍延安鲁艺和一些演出活动，受到了赞誉。第五，延安文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延安文艺是“五四”开创的新文艺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是对我国20世纪20、30年代革命文艺，以及苏区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延安文艺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储备了干部，提供了经验。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新中国文艺的腾飞。延安文艺的基本原则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 后 记《延安文艺大事编年》，经过八个月的紧张撰写，终于完成了。它是我研究延安文艺三十五年来搜集、调查、采访、积累的史料的梳理，会使读者对于延安文艺产生全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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