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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刚,李冬君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7521769388
出版时间2025-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80元
货号22857595
上书时间2026-06-04
17—18世纪,当“中国风”吹到欧洲,“中国”便成了欧洲人关注的焦点。
孔子及儒家经典被引入欧洲,孔子被称为“哲学家”,儒学被称为“哲学”。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人除了有丝、瓷、茶,还有欧洲人所说的那种“哲学”。随着理性的上升,“哲学”的地位日益提高,以理性取代神性、取代宗教,而与神学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哲学”还赋予国家绝对精神,使得国家观念成为绝对精神的集中反映。
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孔子的历史地位与欧洲的国策密切相关。孔子不但在中国被尊为先师,还成了启蒙运动中欧洲君王的老师。可一旦历史的风向从君主转向民主,孔子就不再是欧洲君主们的选项。他们改以希腊为师,使国家在原来君主制的基础上,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进行改良。在这一转变中,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孔子和《论语》等东方思想做出了评判。
作者回应了黑格尔提出的中国“非历史”这一命题,反思谢林中国“非神话”的论断,回顾了一个中国人对孟德斯鸠的启示,再现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辩论,分析了尼采的精神变形,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中,经历了军事革命、经济革命的欧洲人,在思想文化转型期,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器物的追捧,以及在思考“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欧洲人对中国儒学、道学等思想的吸收与评判,分析了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欧洲人对国策、国家道路如何做出方向性选择。
在作者笔下,先秦至近代的中西思想家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对话,探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对西方近代思想由神权到王权到人权这一发展历程的影响乃至对西方近代史的走向所起的作用,不仅为了解数百年前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提供新视角,还呈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景貌,同时阐释了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对近代欧洲主要国家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揭示了世界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启迪、中国作用和中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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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系列共3辑12册,中信出版集团:
第一辑:文化中国的起源
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
文化的江山03:中国风雅颂
文化的江山04:中国轴心期
第二辑:走出王朝的中国史
文化的江山05:走向世界历史的国度
文化的江山06:通往文艺复兴的岁月
文化的江山07:追求思想共和的时代
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与中国大航海
第三辑: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文化的江山09:世界近代史的中国影响
文化的江山10:被西洋与东洋夹击的天下
文化的江山11:告别晚清的中国近代史
文化的江山12:文化中国里的新文化运动
序
当“中国风”吹到欧洲,“中国”便成了关注的焦点。
欧洲人自视甚高,当他们面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这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这种提问方式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将此一问,问向当时的“中国”,那问题就成了:“中国”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们不但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传教士对明末清初中国文化的实地考察,更有欧洲商人“利来”“利往”,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销售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通过这些商品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普遍认为:“中国”是文明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既然“中国”是文明的,可“中国”并没有基督教,也没有教会和教皇,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文明可以没有基督教吗?这个问题给教会和教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回答,不能回避。传教士在中国本土考察并传教,发现儒生可以信教,教士亦能从儒。于是乎,就有了一种观点,叫作“孔耶同源”,也就是孔子和耶稣同出一源——最高存在,孔子源于天,耶稣源于天主,天是最高存在的自然形态,天主是最高存在的人格形态,故天与天主互补,儒教与基督教相通。
对于最高存在,传教士从中国传统出发,对应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基于史学传统的“五帝”的说法,而有“上帝”一说;另一种是基于经学传统的天命、天道、天理的说法,而有“天主”一说。天命是必然性的,天道是规律性的,天理是伦理性的,而天主则是主体性的,所以,基督教在中国也叫作“天主教”。
“天”与“主”合二为一,就叫作“天主”。
“天”是中国式的天,“主”是基督教的主。
但这只是基于“孔耶同源”说而有的一种观点,究竟如何,还要看它能不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教皇的认可。教皇闻而知之,知而不解,问道:儒教尊天、尊孔,又如何与基督教相通?
于是,孔子及其儒家经典被引入欧洲,孔子被称为“哲学家”,儒学被称为“哲学”。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人除了有丝、瓷、茶,还有哲学—— 欧洲人所说的那种“哲学”。
后来,有人认为,传教士把孔子当作“哲学家”是对孔子的过分赞誉。其实不然。“哲学家”非但不是对孔子的过分称道,反而是低估了孔子的地位。
在中国,孔子的地位被传教士提到“孔耶同源”的高度,在他们看来,与耶稣相提并论,何等尊荣!当然,他们未必真的尊孔,只是为了在中国传教,与“中国”结亲家,这是他们文化传教策略的一部分。
然而,当这些思想传到欧洲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欧洲,人们称孔子为“哲学家”,因为在当时基督教的学术传统里,神学是第一位的,而“哲学”则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家”的地位也就高不到哪里,只能成为“神的仆从”。
“哲学”的学术地位,是随着理性的上升而提高的。当“哲学”通过认识论,以数学和科学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时,“哲学”就以理性取代神性、取代宗教,而与神学平起平坐了。
不仅如此,“哲学”还赋予国家绝对精神,使得国家观念成为绝对精神的集中反映。在政教分离中,“哲学”封神。
当推动理性上升的启蒙运动遇到从中国来的“哲学家”孔子时,孔子的思想为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提供了政教分离、开明专制的理念。欧洲的那些君主纷纷成为孔子的拥趸。摆脱神权控制,实现王权独立,他们拿孔子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而运动之代表,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当时人称“欧洲的孔夫子”
运动初期的主要问题是,欧洲王权如何与神权分离?中国提供了一种样式。到了运动后期,王权和神权分离已成事实,于是,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欧洲向何处去”:中国乎?希腊乎?为此,欧洲思想界发起了大讨论,甚至将孔子与苏格拉底进行了比较。
当时,欧洲以宗教改革推动民族国家兴起,而新兴的国家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如何做出选择,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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