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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
仅1件
作者漆永祥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03
版次1
装帧平装
货号A3
上书时间2024-12-13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图书标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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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漆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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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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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9-03
-
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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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8064257
-
定价
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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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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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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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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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67千字
-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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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弥足珍贵的乡土写真和另类心史。本书的主线是一个60年代生人的“上学记”,从西北边远山乡的村塾,历经波折直至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作者记忆力惊人,对早年生活细节记忆之具体,描写之生动令人惊叹,所述中国西北农村之贫困也同样令人惊叹。除了主线“上学记”,书中还兼述作者甘肃边远山区的风土人情,白描式的记录了那个“平凡的世界”里人们的歌哭悲欢,希望与绝望。
-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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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永祥,1965年生,甘肃漳县马泉乡紫石村人。1983年至1990年在西北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后留校任教。1993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攻读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学术史、清据学、朝鲜燕行录、东亚学术与以及中学语文与高等的研究工作。曾任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市高语文阅卷小组副组长等。
精彩内容:
饥肠辘辘的捣蛋生我从小学到高中,有过好几个同学都名唤三驴,这里说的是初中的那个。三驴的官名叫骆廷武,高挑个儿,瘦长的脸,说话走路有点女相,他是我的班长。我小学后,到了公社所在地骆家沟的马泉中学读书,离家有二十里山路,说是二十里,实际按城里人的细腿量的话,二十公里都超过了。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山路,下了一座山,再翻过一座更高的山到了;另一条还是山路,下了山后再从一条极深的沟里,沿着乡间公路曲曲弯弯地走进去,当走到人困马乏快要累死在路上的时候,也到了。我那时的个头大概一米四多一点儿,瘦得像芦柴棒一样。因为离家太远,学校又没房,我住在阳山里的姑婆家。我那时还不满十二岁,不会做饭,和姑婆家一起吃,可是中午十二点放学吃饭时,往往是生产队的社员地里忙活的时候,只有牛倌的时间是十一点多把牛赶回来了,因为牛热了被蚂蟥咬得到处乱跑拢不住。姑婆家院边是高达数十米的悬土崖子,有恐高症的不敢往下看。崖下是牛场,我从十二点过些回到敞院子里,没有钥匙进不了屋,在院边的大杏树下铺上破褂子趴着乘凉,无聊地看牛场里的牛抵角,并替它们呐喊助威。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公牛拎着小钻子追得母牛满场跑呢。我们学校在对面半山腰的一块地上,当我看到从四面八方往学校走动的越来越多,知道差不多到两点了,于是空着肚子,在沟底的井里倒立着把脑袋戳进去饮满一肚子凉水,打着响嗝回学校去,做出吃得很饱的样子。那时的我,屁股像锥子没有一点肉,坐在板凳上听四十五分钟的课简直是蹲大狱,一旦没课的时间,我们几个好事者会打闹得把教室掀翻。但当我吃不到饭的那天,肯定下午会老老实实像一团泥软瘫在凳子上,班主任老师有时见了,不怀好意地摸摸我的头说:“小子!又没吃到饭吧。”我立刻有用头撞他的冲动,可惜一来不敢,二来实在没有力气。因为太耐不住太捣蛋了,往往被三驴班长教训,当然我也照例不改。有次我们几个人唱红灯记,我扮演磨刀人,拿一条长凳挥舞着向鸠山腰间砸去,那鸠山顺势一蹿一躲没被砸到,凳子砸在了地上,立时摔成了两截。紧接着全班马上召开批斗会,大家高喊号,要我深刻检讨破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反罪行。我的专享抵抗方式是:站在台前,低头啜鼻,一言不发,顽抗到底。于是全班同学高呼号,要打倒我,我还是任你喊破嗓子,决不表态。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天黑净了,姑婆家叔叔不放心来学校找我,班长才结说:“今晚的批判会没弄下个啥啥,明晚的批判会继续开。”我这才被解救了出来。寒夜热炕但是从那次以后,不知为什么三驴慢慢对我好了起来,主动跟我说话,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也让我跟他一组照顾我,我心里有点儿不大情愿,因为他是跟女生一组,那时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打成一片像叠罗汉样的好光景,从来不跟女生说话,站队都不跟女生一起站,男生十几人排一长排,女生五六个排一排,有时老师强迫某个同学站在女生旁边,这个同学便会数之内不能抬头,像犯了罪似的。因此我跟三驴一组时,便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他竟然能跟那些女娃子们嘻嘻哈哈说个不停,让我想不通得很。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在教室里用土坯围个火坑,烧上硬柴烤火。有一种柴是沙棘树(当地人称酸刺),材质差但又是砍来多的,烧着时必须不断地用嘴吹风才行,否则不起火只冒浓烟,教室里像是放了,师生一起呛得掉着眼泪咳成一片。上课时脚冻得跟啃似的,不由得在地上或者凳子上磕,有的老师骂不让磕,但有位姓杨的数学老师我至今都感念难忘,他上课十分钟左右,停下来喊“娃娃们跺脚”,于是几十只脚跺得地上尘土飞扬,老师也把讲桌踢得咚咚作响。我本来觉得老师个个都是神不怕冻,那时才发现老师的脚也是肉长的。骆家沟近处无柴,我们要么从对面的山后十里远的地方去砍柴,要么从东面沿着公路去森林里砍柴。学校规定每个每天必须砍一百斤,这对瘦弱力小的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砍两趟,我一般上午的一趟背五十多斤,把全身旮旯角儿的劲都用尽了,到了下午没劲儿了,背四十多斤,勉强能凑够百斤。但大多数情况下,三驴会在他的柴背子上替我多加一两根粗柴大柴,大概会有七八斤。遇到陡坡或者悬崖危险路段,他先把自己的柴捆背上去,然后再下来把我的拎上去,有的高坎儿下他连柴带我一起拎上去。因为常常挨饿,爷爷怕我饿死,让我自己做饭吃,可是我既不会擀面,又不会切洋芋,甚至连面条是否煮熟了都认不得。于是母亲给我擀了面,切成韭菜叶宽的面条晾干了,装在笼里让我背着,再拿点洋芋、柴火与盐巴之类,她说你自己多煮一会儿,等面条漂到水面起来熟了。谁知那面条干了硬得像皮带,一煮烂,往锅底下溜,哪里能漂起来,我又怕没熟,所以煮半天之后,成了一锅面片汤。更惨的是,虽然报纸上说祖国山河一片红,社会主义一年比一年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派大好。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活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后来甚至连面片汤也没了,只能剁几块麻辣洋芋,把粗得像谷糠似的玉米面掺水搅在碗里,再撒上点碱面,用勺子挖成一块一块地放在水里煮了吃,每次咽下这些硬疙瘩时,我都能听到划得嗓子眼儿里哧哧啦啦的响声,我唱歌不好,我想多半是这个原因。三驴的家境在当时是极好的,他大哥据说在兰州的工厂里干很大的营生,二哥当兵去了,家里是军属有全劳力的工分优待,他的父亲又是壮劳力,所以每年的工分多得很,分的粮食自然多些,再加上自留地里产的粮食,吃穿都不缺。三驴时不时地领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刚开始实在不好意思,觉得白吃不符合社会主义劳动精神。他知道我的心思,经常在傍晚放学后,领着我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去拔拔草,松松土,顺便挖几棵野菜,或者一颗菜瓜,掐两根大葱。当夕阳西下时,我们俩在长长的影子里,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拎着铲子唱着花儿回家。三驴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有时半天也不说一句话,但却是一位勤快能干的种地高手,又是生产队的队长,他家地里的庄稼也是全村优选的。那个年代很有意思:你走在山路上,如果看到路两旁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肯定是生产队的;看到长势茁壮喜人的,肯定是农民自留地的。三驴饭做得很好,他在灶台上擀面或者干其他的,我在灶膛给他添柴烧火,他跟我三言两语地拉家常,实际是他说我听,他已经是了,是说些的事儿,比如谁家寡妇偷了汉子之类,我还是个毛头童子,听不大懂的。到了晚上,我也常到他家去睡,但我有一样极丢人而胆怕的事情——尿炕。我经常梦见尿憋得满山遍野到处跑找茅坑,但处处人山人海无法尿,醒来发现尿炕了。这个毛病到上高中时还有,高中时我也住在一个舅婆家里,我早上走了学校,舅婆将我的破褥子挂在院子正中的大太阳底下,老太太一边用棍子敲打着一边用全县城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喊:“又尿了!又尿了!这娃什么时候才不尿啊!”我有时听到了,想杀人或者!因为有此恶,所以我一边极想去三驴家睡,一边又极怕失尿,因为他家富得很,晚上睡觉铺着白的像纸一样的羊毛毡,那毡上一旦尿了,会像画了意大利地图一样,怎么洗都永不消褪。可是我越怕越尿,好在他什么也没说过,我也权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选自寒夜热炕和暴雪中的手)天啦!——我上了大学时光过得飞快,三年转瞬要过去,随着高的来临,生们都紧张起来,那时前还有一次预选试,预选通过了才能参加正式的高。预选试结束后,我感觉有些不妙,在家待了几天,心神不定想到县城探探风声,我腰里系了一根绳子,想如果预选不上我先把箱子半夜背回家来,以白天丢人现眼。傍晚时分,我到离县城近处的坝儿上,看到老远迎面走来了李满存,他已经两年,每次都预选不上,我看到他的动作像是抹泪,我俩本来不熟,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没敢问他,他也装没看见我,我的心悬了起来咚咚直跳,到了学校不敢进校门,后硬着头皮去问老师,才知道我们班很惨,预选仅通过了边疆、翔和我三个人而已。预选成功,心中妥帖了许多,离高还有一个多月,为了抓紧时间复,我在学校灶上交了面粉打饭吃,每天早上可以吃到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馍馍,中午可以吃到一碗土豆酱的炸酱面,香得不得了。其他预选上的都是留级生或者补生,我们三个显得势孤力单,自惭形秽,我和边疆在北渠上的杨树荫里背书,累了躺在树荫下骂高骂老师骂对方骂自己,以此来发泄抑郁的心情和背负的压力。那一个月其实接近没有必要,复也几乎没什么效果,我们像腊月里的猪——昏活着,等被宰时刻的到来!好不容易到了“黑七月”,六门课了三天,我只记得头场语文,后一场英语,其他的次序已经忘记了。恢复高当初,英语是不的,后来成参分,再后来从10% 计入分算起,逐年增多,恰好到1983 年我试的时候, 计入分,让我痛恨真是生错了时间,要么早点要么晚点,为什么偏偏是我的这一年要计入分呢?前面说过,我得意的是语文,但头场语文下来,砸了个结实。主要是那道华君武的漫画这里没有水的挖坑作文,严重脱题。作文要求漫画先写一篇说明文,再写一篇议。我们没学过说明文,于是扭扭捏捏起来,把挖坑人着实批评数落了一通,那年文科生语文普遍得不好,原因在这里。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沉沉地埋了进去。本来想语文好点儿,给英语拉一下分数,但120 分的语文我得了不到70 分,也是不及格,实在是让以语文自傲的我太丢人太想不通也太受打击了。其他几场试,稀里糊涂地顶了下来,到了后英语,反正也不行,洒脱多了。中午帮舅爷打了一阵土坯子,出一身臭汗,到时间了去场,胡乱猜猜,填填写写,一会儿答完了。不让早交卷,当时借了同学的一块手表,在场上玩手表,翻过来倒过去地欣赏,挨到半小时过去,交卷了事。于是我的高这样草草地结束了。试完毕,向高老师报告,老师嘴里不说,但看出来他的失望,老师当时正调往兰州,在收拾搬家,我心不在焉地帮老师装家具什物,送走了老师,觉得心中空落落的。要填志愿了,外省的高校不敢想也不敢填,是兰州大学也觉得自己可能差得远不敢填,志愿填了西北师范学院,专业也不敢报中文系,填了历史系和政治系;第二志愿填了什么,已经忘记了;第三志愿填了渭南师范——我的奋斗目标!现在想来,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胡汉三”晃晃悠悠地转回了中文系,但这一晃竟是十年!等到高参来了,买了一册,回到宿舍自己凭记忆又将所有卷子答了一遍,然后自己给每门课打分,分估算了401 分,我觉得似乎有戏。于是心神不定地回了家,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着。那时正是麦收时节,有天我在地里顶着骄阳割麦,突然听到山顶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高分数出来了,听说你娃上了,你赶快进城吧。我扔下镰刀和草帽,裤管也顾不上捋下来,直接“杀”向县城,到了学校才知道我了393.5 分(当年甘肃一本线为360 分),数学88 分,和事先估分接近吻合,可怜的英语虽只有29.5 分,但已经大喜过望了。这个不起眼的393.5 分,对北大、清华的本科生来说,在当年即不值一提(当年北大在甘肃的录取分数应该在450 分左右),更不值一提。我曾在北大元培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代表元培导师向新生致欢迎词,并自嘲说“一个当年语文、算术两门课加起来100 分的老,对你们一门课能150 分的骄子讲学经验,这本身是一件很幽默滑稽的事情”。我对这些高分小青年表示由衷的佩服,他们真是太强太牛了。但我的393.5 分,是我十余年费尽心力、耗干心血努力的结果,我为这个分数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我到舅爷家要了碗饭吃,并告诉他们我可能上大学了,舅婆欢喜地直喊这娃命大有福。我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走到汪家坟的树林中,看到我来来往往五年间,手可把握的小白杨,已经长成了遮阴蔽天的大树,这是我每次回家休息乘凉的地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坐在树荫下放肆地哇哇痛哭,把十年的憋屈全都吐在了那片坟场。傍黑时我先赶到外爷家,告诉外爷和外婆好消息,外婆喜泪横流,“我的乖娃”“我的行娃”“我的长命娃”叫个不停,要给我烙油饼吃,我没顾上吃饭赶到了家里,母亲巴望着门等着,看到我却又不敢说话,这时的我已经非常淡定,我缓地站在母亲面前说:“妈妈!给我缝一床三面新的被子吧,我能上大学了。”听罢此言,母亲张大着嘴看着我,好像不敢相信,她愣了一会儿,坐在房檐下无声地也抹起泪来,那是溢心看到了希望和天光的喜泪。又是近月的等待,我隔三岔五地往县城跑,终于拿到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了历史系(谢天谢地没录取到政治系!),当年全县文科一本才录取了两个,任振兴到了民大学(他的英语了60 多分),另一个是我,边疆和李根到了天水师专。我的高中生活,应该说是圆满甚至是梦幻般地结束了!1983 年8 月底,父亲借了四十元币,我的朋友王耀州送给我30 斤粮票,母亲缝了三面新的被子,我穿着一身极其别扭的新衣服,拜别了老师和母校。爷爷、外爷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上了开往陇西的班车。这是我次出远门次跨县境次坐火车次见黄河等,创造了我生命历程中的无数个次。我的人生改变,我将离开大山,混迹于城市。视天梦梦,长路漫漫,我像高玉宝一样,在西去的火车中,充满了幻想、向往和期待。我的大活会是怎样?等待我的是前程斑斓,还是布满荆棘呢?!(选自“二进宫”与“渣子生”的传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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