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荚半两（2）多单可以合并邮费【马来西亚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屠华史】
￥ 5 一品
仅1件
山东济宁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年代宋元及以前 (1367年及以前)
发行机构不详
上书时间2017-03-1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33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一品
- 12mm
- 商品描述
-
拍品包真，品相自己看，非假不退，拍多少算多少，欢迎捡漏。只走快递不走邮政，可多单合并，祝大家玩得开心------- 马来西亚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屠华史
日寇投降前后在我国发生的民族大屠杀事件
自 古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彼此之间没有深仇大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别有居心的反动分子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肆意制造和挑动 民族冲突的阴谋罪行的包围笼罩下，在现代历史上，我国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民族屠杀的不幸事件，一次在日寇投降前后，另一次即是1969年的“5•13” 惨案。如何评析这两次不幸事件，以吸取教益，应该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以下的一些资料，或可供参考。
日寇投降前后在我国发生的民族大屠杀事件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不久，马共发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庄严号召。接着，成立了一个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开展活动，发动和组织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保卫祖国而斗争。
中 国全面抗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西斯和马来亚人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和英帝之间的矛盾日益上升，马共开展了广泛的斗争，呼吁英 帝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释放被关押的马共干部和党员，武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抗击日本法西斯。英帝出于它的反动本质，顽固地拒绝马共的要求。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英帝只让马共公开活动，并同意马共选派少数人员接受军事训练，然后送到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当日本法西斯占领了马来亚北部和东部、英帝陷入困境 时，它才被迫同意释放关押在各州的二百名干部和党员。直到新加坡沦陷前夕，它才肯发几百支猎枪给马共干部带领的星华义勇军，以抗拒在新加坡登陆的日本侵略 军。由于英帝没有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日本法西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英军。日寇长驱直入，1942年2月15日，英帝的10万大军终于在新加坡宣布向3万 日军投降。
为了保卫祖国，马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战争的大旗，领导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轰轰烈 烈的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1月1 日创建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全国建立广阔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起来反对日寇的力量，成为抗击敌人的中流砥柱。马共 与抗日军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极其重大的牺牲，成功地牵制了数万日本侵略军，歼灭了五千五百余名敌人，解放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乡 村地区和三分之一的人口。1945年战争结束前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名战士和五万名民兵的大军，马来亚人 民抗日同盟发展到数十万人，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国各地，在一定意义上说，已建立了人民政权。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革命力 量的发展，不仅使日本法西斯惶惶不可终日，而且也使阴谋卷土重来的英帝坐立不安。
面对当时情况，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各自施展卑鄙的 阴谋，掀起反革命的逆流。他们狡猾地利用我国多民族社会的特点制造民族冲突。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后期和战后 不久，民族冲突事件才接连发生。日本法西斯把自己装扮成马来人的保护者。在濒临灭亡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煽动宣传，诽谤华人侮辱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把杀死 了的猪丢进伊斯兰教堂里等等，并且诬蔑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行凶杀害马来人。另一方面，英帝怀有重新统治马来亚的野心，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先是指使“136” 部队(注4)，后则出动正规军，策动民族大屠杀。
(注4)：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我国在殖民地时期，英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 政策，实行白人种族主义，歧视我国各民族人民。国家独立后，一些学 者也指出，本国执政者并未摆脱原有的种族主义的阴影，为了保障特定集团 (官僚买办垄断资本集团) 的利益，执政者实行名为“维护土著”权益的政策，实则在推行变本加厉的种族主义、继续歧视国内各民族人民。在对待我国民族关系以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 许多学者都呼吁当局遵照国际社会上反种族歧视的原则和精神，实行非种族主义的解决方案。
在日本投降前夕，抗日军离开了在各州的乡 村地盘，开进一些州的城镇，控制了局势。英帝于是乘机派特务到乡村地区煽动马来人反对抗日军以及华人。日本法西斯 和英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积极武装和利用各自操纵下的甘榜马来群众的长刀队，疯狂行凶，进行民族屠杀。长刀队队员分不清敌友，错误地把华人当成敌人，而把 真正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和英帝认作朋友，甚至甘心充当他们的工具。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采用三颗星的标志，以象征我国三大民 族－－马来族、华族和印族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诚然，在战争中，交战双方不可避 免地进行撕杀。抗日军进行了很多次战斗，也消灭了一批敌特分子。这些被杀掉的或打伤的敌特都不是无辜的群众，而是罪恶累累的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其中大多 数是华人。当长刀队在敌人的指使下行凶杀人并进攻抗日军时，抗日军为了自卫和保护人民群众免于更大牺牲，不得不坚决反击；只要长刀队不再行凶或者逃散，抗 日军即不再追究和追击，从来没有，也不会去杀害马来同胞。
在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 策，对各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后来又利用长刀队制造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在战前 残酷剥削和镇压我国各民族人民的英帝国主义，在战争后期又煽动民族仇恨，暗中策划民族屠杀，同日本法西斯如出一辙。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血腥罪行，并在人 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马来群众中孤立马共与抗日军，这两个敌人卑鄙地大肆诬蔑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行凶杀害马来人。由于敌人的宣传流毒既深又广，所以直到今天，群 众中还有不少人受到蒙蔽。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在一些州策划的民族屠杀事件的一些事实吧。
1945 年日本法西斯投降前后，在柔佛爆发了日本法西斯策划的民族大屠杀事件。他们利用当时巴都巴辖县(Daerah Batu Pahat)县长(拿督XX)和当时的长刀队总头目基埃•沙勒(Kiai Salleh，此人吹嘘说戴上他卖的灵符，可以刀枪不入) 策划和制造了这一事件。日本人通过这两个家伙武装巴都巴辖和麻坡(Muar)的长刀队员，让他们去杀华人。事前，日本法西斯偷偷宰了猪，把它扔进巴眼色赖 (Bagan Serai)的伊斯兰教堂里，然后诬赖说是华人干的。在敌人的煽动下，受骗的马来人对华人异常愤怒，该县长和基埃•沙勒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并在日军一个排 的支援下，出动长刀队对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他们在巴都巴辖(Batu Pahat)、新加兰(Senggarang)、龙引(Rengit)、文律(Benut)一带杀死了几百人，打伤数千人，烧了很多华人农村。华族群众只 好退进森林寻求抗日军的保护。华人群众要求发给武器进行反抗，但是，抗日军耐心地向他们阐明革命的政策说：“只能采取自卫的立场，决不能去进攻别人。”
几 天后，当日本军队和长刀队逼近笨珍(Pontian)时，人民抗日军不得不采取行动。一天早上，日本法西斯的军队，带着几千名长刀队员进攻华人农村。起 初，人民抗日军向受骗、胁迫的群众喊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恶毒阴谋，说明马、华两族人民不是敌人，而是同受日本法西斯压迫的兄弟，大家的共同敌人是日本 法西斯，并且劝这些受骗的马来人放下巴冷刀。但是，日本军队十分嚣张，用枪威胁长刀队员，迫他们向抗日军扑来。为了自卫，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人 民抗日军被迫反击。这一排日军全部被抗日军消灭，他们的武器全部被抗日军缴获，同时在战斗中也有一批长刀队员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受蒙骗、胁迫的群众纷 纷放下巴冷刀，人民抗日军当时俘获了被指认为充当长刀队首领的人。接着，抗日军立即到好几个甘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马共和抗日军的政策。群众进一步认识马 共和抗日军的主张。许多人纷纷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并检举了那些充当长刀队首领的人。抗日军表示，只要有群众担保这些充当首领的人不再干坏事，就可以释放 他们。结果大部份首领因为有群众担保而获得释放，只有几个人没有一个群众敢担保，这几个人就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经过群众大会之后，群众的觉悟进一步提 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参加了革命运动，有一些人在1948年6月，还参加了抗英武装斗争。
在人民群众的检举和帮助下，人民抗日军进入巴都巴辖逮捕了这一大屠杀事件的首恶分子、一个日本籍的警察头目以及该县县长。尽管该县县长罪恶昭彰，人民抗日军还是执行宽大政策，在他表示愿意悔改之后，将他释放。至于那个日本籍的警察头目，则当场枪决。
这 之前在麻坡(Bandar Maharani Muar)，上述县长也煽动马来人袭击和屠杀华人。一天晚上，约三千名长刀队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全副武装，拿着火把，浩浩荡荡要渡过麻坡河，向对岸的华人 发动进攻。但河对岸有抗日军一个分队在保护群众，他们一再警告长刀队不要进攻和屠杀无辜人民。但这些来犯者仍然顽固地著手过河，抗日军同志只好开枪，迫使 长刀队退回去，当晚的袭击未能得逞。
巴都巴辖事件后，大批华族群众跑到了巴力爪哇(Parit Jawa)，要求在当地活动的抗日军某中队提供保护。但是，长刀队还是追了上来，为了自卫和保护群众，抗日军守在一条小河边，向长刀队喊话，叫他们不要冲 过来。抗日军的几位马来同志出来劝对方不要自相残杀，并指出马来群众和华族群众不是敌人，马来人和华人同样受压迫，都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遗憾的 是，长刀队不听解释和警告，挥舞着巴冷刀直冲过来。最后，抗日军迫不得已，开枪打退他们。
日本法西斯一投降，吡叻安顺 (Anson, 今改名为Teluk Intan，华文名照旧)的双溪马尼(Sungai Manik)也发生了日本法西斯策划的大规模民族屠杀事件。这一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是，那里也有一批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土匪在干 种种坏事，他们抢劫群众，杀人行凶。由于这些土匪是华人，又冒充抗日军，马来人迷惑不解，以为上述暴行是抗日军干的，对抗日军极为不满。有的就去报告日本 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后来就进攻这一地区，抓走了抗日军的一批马族积极分子和群众。日本法西斯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诬蔑抗日军，煽动马来人敌视和进攻华人， 另一方面强迫被捕的人为日本法西斯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政策效劳。
被敌人逮捕的一个积极分子和六个村民叛变了，同意接受日本法西斯 的条件，和受骗的村民一起成立一支长刀队来攻打抗日军和屠杀华人，日本法西斯供给他们七支 枪和十颗手榴弹，经过一般训练后，把他们派回双溪马尼。但是，他们不会使用这些武器，于是就换成巴冷刀并强迫村民参加长刀队进攻华人，他们向华人发动突然 袭击，无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华族群众只好退到冷甲(Langkap)地区，要求当时驻扎在美罗(Bidor)的抗日军的保护。抗日 军就派一个中队到冷甲市镇，防止局势恶化。可是，长刀队追到冷甲。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的危急情况下，抗日军挺身而出，在一条小河沿岸布下防线， 阻止长刀队过河。同志们劝长刀队回去，不要自相残杀。但来犯者仍然坚持继续前进。同志们不忍心开枪，只好在长刀队的袭击之下退到第二线。同志们接连撤退了 三次。长刀队不顾同志们的劝告和警告，气焰更加嚣张，继续前进。这时，中队指挥员不得不下令开枪。长刀队的首领和一批队员被打倒，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 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长刀队员才赶快逃跑了。我们的同志追踪到双溪马尼，缴下了他们的二三千把巴冷刀。后来，同志们向群众进行了多次教育工作，民族间 敌视情绪才缓和下来。局势平定了，马、华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才逐步恢复起来。
英帝为了重新占领马来亚，通过“136”部队和正规军卑鄙地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屠杀，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马来群众中煽动对华人和抗日军的不满。由于英帝的这些阴谋煽动，在一些州(特别是吡叻、森美兰、吉打和彭亨)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在 吡叻安顺和巴力(Parit)之间的地区，由于英国人的挑唆，发生了一起民族屠杀事件。当日本投降时，抗日军离开了当地的乡村地盘，进驻城市，只留下一 批为数不多又缺乏武器的民运同志坚持工作。英帝乘此机会，从英军中派出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批印度兵，进入安顺附近的各个甘榜进行煽动，挑起民族冲突。在他们 的煽动下，当地几百名长刀队员猖狂行凶，杀害了许多华族群众。当时抗日军不在当地，民运同志无法阻止长刀队，甚至有些民运同志不幸牺牲或被抓。面对这样的 突然袭击，很多群众都逃到安顺和巴力，但长刀队还是紧追不放。聚集在安顺的群众再三要求抗日军反击。抗日军同志们花了很大的气力，在群众中多次进行教育， 劝告大家要克制自己，这才阻止了群众的反击，避免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抗日军同志们在巴力和安顺制止了更严重的流血冲突，但在江 沙(Kuala Kangsar)的万隆(Manong)附近的勃口(Bekau)却没能做到。起初，马来甘榜的一些长刀队员在英国人的唆使下袭击华人农村，杀害了一批华 人。华族群众逃到了抗日军的地盘，要求反击。当时抗日部队已经离开当地。民运同志们努力缓和局面，安定群众情绪，向他们说明抗日军的民族政策，讲明这是人 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反击，只能在受到进攻时进行自卫。但是，他们觉得自己遭受迫害，群情激昂，并对抗日军不满。于是，他们背着当地民运同志，自发进行反 击。
在受到进攻的马来甘榜中，有抗日军组织和马来同志在那里活动。我们的同志竭力阻止这种无谓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一位会说华语的 马来族党员来到当地一条河的桥 上，呼吁河对岸的华人不要打马来甘榜。不幸的是，大家不听从他的劝阻。他们冲过去把他杀了。然后就攻打甘榜，烧毁八十间房屋，杀了许多马来人。这样，又发 生了一场英国人挑唆造成的马来族和华族群众互相残杀的悲剧。
森美兰州的巴都基基(Batu Kikir)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之一。日本投降前后，首先是英国的一批“136”人员尔后是正规英军来到这里。英国人的军官在村民中进行煽动。大约在 1945年10月份，英帝唆使一个华族特务，宰了一条猪扔进伊斯兰教堂里。马来人以为这一侮辱性的行为是抗日军干的，顿时怒火中烧，骚乱起来。一支由英帝 在幕后操纵的七八百人的长刀队向一个华人农村发动进攻，屠杀华族群众。当时，抗日部队只有四位同志在那里值勤。长刀队根本不听他们的解释、劝告和警告，凶 狠地冲上去将他们四人全砍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只是在这紧急时刻，同志们才开枪打退他们。事后，英国军官耍两面派手腕，假装同情我们的同 志，提出要送受伤的同志去医院。但是，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在车子抵达巴都基基镇时，故意将车子停下，让长刀队将我们的同志拖出来，活活剁死。由于抗日军方 面的克制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努力，事态才没有继续扩大。
在吉打的华玲县(Daerah Baling)，也有“136”部队的人员在活动。前武装部队参谋长，现已成了马来西亚一名大官僚资本家的奥斯曼•杰哇(Osman Jiwa)，当时也是英国人从印度运来空投到马来亚的“136”部队的一个队员。这支在华玲活动的“136”部队，不会抗日，也不同抗日军取得联系，但他 们抱着反共的目的到各个马来甘榜进行各种破坏抗日军的活动，并分发食品、衣物等收买人心，诱骗马来青年参加他们的部队。有一次，抗日军一个分队偶然在甘榜 里碰到一小队受骗的武装马来青年。经过一番教育之后，他们就参加了抗日军的部队，向那些英国人的别动队反戈一击。与此同时，抗日军部队接受各族群众的强烈 要求，在华玲路打哇(Tawar)地区消灭了一个非常反动的彭古鲁(Penghulu,甘榜头人)。“136”部队的队员(包括奥斯曼•杰哇在内)就利用 这个彭古鲁被镇压的事件到处煽动说华人杀马来人，鼓动马来人反对华人。英帝在华玲县古邦(Kupang)地区组织了马来人长刀队，先后在华玲县和吉打中部 行凶，杀了许多华人。后来经过抗日军指战员的努力，教育马来族和华族群众不要听信英帝及其仆从的煽动，不要互相仇视，紧张局面才得到缓和。
在 彭亨劳勿（Raub) 县的巴都打兰(Batu Talam)集市也曾发生民族屠杀事件。日本投降后不到几个星期，英帝就通过盘据在上述乡村地区的“136”特工分子，煽动马来人起来杀华人。一天早上， 在英国人的策动下，巴都马林(Batu Malim) 的几个长刀队员就向巴都打兰集市发起了进攻。集市上有很多各族（包括华族）的商贩和买东西的群众。巴都打兰的长刀队员也纷纷赶来和巴都马林的长刀队一起行 凶，进行残暴的屠杀。因为这是各族群众集聚的场所，所以在被杀死或杀伤的群众当中，不仅有华人，也有马来人。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许多马来群众没有被英国 人的煽动所蒙骗。他们纷纷出来制止长刀队员继续行凶，从而使这场骚乱没有能够蔓延开来。
此外，在各州的一些地方，民族屠杀事件也几乎一触即发。但是，抗日军同志们同各阶层人士一道，积极地开展宣传，揭穿谣言，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样，才成功地避免了发生更多不幸事件。
上 述事实证明，所有这一切事件，都是日本法西斯和英帝煽动的结果。而抗日军则在战后挫败敌人的民族分裂阴谋，恢复各民族间的谅解与团结，缓和民族关系紧张 的局势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马共的领导下，一批马来干部如吡叻的阿都拉•西•迪(AbdullahCD)和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以及莫达努丁•拉梭(Mokhtarudin Lasso)，柔佛的马特英德拉(Mat Indera)和穆达(Mokhtar)等，森美兰的渣西德(Zahid)和素丹•斯乃(Sultan Jenain)以及彭亨的尤索夫(Yusof)等和其他民族的干部和人士一起，在战争结束前后和战后几年里，为缓和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民族 冲突，实现民族合作和互相信任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10月17日，莫达努丁•拉梭同上述几位干部和党外 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一起，创建了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PKMM)。当时，马共的一位党员莫达努丁•拉梭当选为主席。不久后，因遭到英军特务部的绑架和恫吓，他逃离马来亚。马来亚马来民族党是一 个进步政党，它积极地团结和发动全国的马来群众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祖国独立，并广泛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的几位苏丹特别是吡叻、丁加奴和彭亨 三州的苏丹以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对解决民族冲突问题表示关注并给予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位苏丹也对马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表示同情。
日 本法西斯和英帝制造的民族屠杀事件，给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当时，虽然在各进步政党以及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情况有所缓和。但 是，1950年代以来，由于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反动派继续推行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分而治之的政策，民族屠杀事件又在六十年代在新马两地重演，其中最严重的是 1969年的“5•13”事件。事件后，他们继续狡猾地挑拨离间各民族，使民族关系趋向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界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研究这之前各方面包括马共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斗争和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经验。其中有：
一、各界必须不断宣传正确的民族政策，努力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反对民族分裂；
二、当民族团结的敌人准备发动民族屠杀时，进步力量必须坚决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受 蒙骗的人当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团结一切愿意维护民族团结的人士，揭露别有用心者的阴谋；
三、当民族团结的敌人发动民族屠杀时，各界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并及时揭穿谣言，以挫败敌人的阴谋，或尽可能地防止事态扩大。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综合《马来亚革命之声》与《马来亚民主之声》有关广播稿整理)
“5•13”惨案
有 关上个世纪1960年代末发生的“5•13”惨案，虽然已是事隔30多年，但时至今日，它仍被那些别有用心者作为“敏感问题”大棍子胡乱挥舞，当之者 凶，避之者吉。职是之故，社会上的主流媒体与研究机构只能跟随有关当局的调子应和，无法从各种层面进行探索和发挥见解，对该事件的历史研究难有新意。
“5•13” 惨案的发生经过，请参考《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第一篇章《抗英战争的新演变》(注7) 的“5•13”惨案条文。以下介绍的是《马来亚民主之声》开台后，首次播出的纪念这次惨案的文章，它是根据马共中央于1969年“5•13”惨案发生后在 是年6月30日发表的声明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题目是：《高举民族团结旗帜，粉碎民族压迫政策－－纪念“五•一三”事件十三周年》，或可供历史工作者不 时之需。
高举民族团旗帜，粉碎民族压迫政策
－－纪念“五•一三”事件十三周年
1969 年的“5•13”民族大屠杀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整整13年了，但人们对它记忆犹新。13年前，吉隆坡及其附近地区发生骇人听闻的民族大屠杀事 件，反动派指使军人伙同武装暴徒肆意行凶。据事后舆论不完全统计，从当年5月13日到6月中旬为止，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为数达三千余人 (大多数是华族，也有马族和印族)，受伤的更多，离失所的数以万计，横遭逮捕者超过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反动派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屠杀 惨案。
这次大屠杀事件之所以发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从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到1969年的12年里，以巫统上层为 首的英帝代理人，秉承其主子的意 旨，一方面顽固地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推行歧视华、印族及镇压马、华、印各民族人民的反动政策，以便疯狂掠夺 财富。1965年第一届土著经济大会召开后，许多庞大的掠夺性的官僚资本机构纷纷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力图发展自己；到了1968年 的第二届土著经济大会，巫统上层已经公开鼓吹要重新检讨自由企业政策，并叫嚷土著(实际上是马来官僚资本家)必须在工商业股权上占有最重要比例，等等。这 是以巫统上层为代表的马来大资本家，明目张胆要掠夺大量土地和国家资源，吞并各民族(主要是华、印族) 中小企业及压榨劳动人民的铁证，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恶性膨胀的自供状。“5•13”事件正是反动派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实际上是阶级压迫政策)以进一步发 展官僚资本的必然结果。
这个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贪婪无厌，它的当权集团在投靠外国集团，压榨各民族人民及出卖国家资源上是不 择手段的。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加深，加剧 了当权集团内部因为分脏不匀而产生争吵与倾轧，当权集团以拉扎克为首的一派，拉拢马哈迪尔、穆沙、哈仑和加沙利•沙菲等所谓“少壮人马”，极力寻求在巫统 内部和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新秩序－－即以巫统上层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他们在巫统党员之间，肆意进行民族沙文主义煽动，把英帝殖民统治带来 各民族的困境，特别是马来族的分困，完全归罪于华、印族，蓄意鼓吹对华、印族的歧视，局面发展到了高潮，就动员大批武装暴徒，在英帝及反动派指使的军人的 掩护下，对吉隆坡及其附近地区的华、印族居民进行屠杀，制造恐怖血案，这就是爆发“5•13”事件的直接原因。显然，统治集团是用屠刀为自己的新秩序开路 的。“5•13”受难者的血迹未干，它即于当年7月1日抛出那个旨在进一步发展官僚资本的新经济政策，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各种掠夺性活动，也就趋向公开 化了。可见，“5•13”民族大屠杀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
事物经常走向统治集团愿望的反面。尽管统治集团可以煽起民族 仇恨甚至以发动民族屠杀的手段来阻碍人民革命的发展，但这毕竟只是短时期的事情，因为它只会激 起人民对民族仇恨与民族屠杀政策的普遍反对。吉隆坡统治集团原想用烧杀流血的恐怖场面来吓唬华、印族人民，使华、印族慑服；但实际上，反而迫使华、印族人 民不得不为维护本民族的生存权利而奋起抗争。统治集团原想用推行对华、印族的压迫政策来骗取马来族群众的支持，可是，恰恰相反，统治集团的种种压迫与掠夺 行经，尤其是新经济政策造成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不能不使马来族广大群众深深感到正是统治集团给他们带来深重的灾难。1974年华玲农民反饥饿 示威事件，近年来马来族爱国民主力量的新觉醒，一再说明了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蒙骗与奴役马来族同胞。无数事实显示，自从“5•13”事件之后，我国各民族 人民已经进一步体会到加强民族团结，粉碎统治集团的民族分化与民族屠杀政策的迫切性。
十多年来的经验说明，以巫统上层为代表的官 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一旦掌握政权，他们是决不会轻易放弃反革命战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煽动的。当前，这个统治 集团的头目们已经迅速爬上各经济领域的顶端，特别是已经占据金融寡头的地位。他们通过对外资大企业的收购与参股，早已跻身于跨国公司俱乐部。由于国际性的 经济不景气与国内的经济危机交织出现，这个统治集团今后必将疯狂百倍地搜刮民脂民膏与出卖国家资源，巫统上层将千方百计地加强官僚资本的实力，以便它在同 华、印族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合伙掠夺中永远居于霸主的地位。还必须指出，“5•13”事件时以马哈迪尔和穆沙为代表的“极端分子”，目前已经操纵了巫统，进 而掌握了吉隆坡政权 (1986年起，穆沙已被马哈迪尔排挤出局－－编者)。他们为了巩固与扩展其既得利益，正需要把“5•13”时期所鼓吹的民族沙文主义滥调加以翻新。人们 注意到，新上台的马哈迪尔统治集团，在加紧财富掠夺的同时，正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大稿反动专政，完全不顾我国的多民族的现实，大放民族沙文主义厥词。这个统 治集团放肆地散布什么没有实现一种语文、一种文化，就没有国家团结的基础啦，什么没有加速消灭华文学校和泰米尔文学校的步伐，就不可能找到实现民族团结的 必由之路啦，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它甚至在今年试行的三M制小学课程纲要中大搞民族沙文主义花招，企图使华、印小学变质，摧毁华、印族文化的根基(即鼓 吹各族学生同在一个屋檐下，提高三M马来语文读、写、算的能力，最终是要使华、淡语文边沿化和华、印小学无法生存－－编者)。种种迹象显示，统治集团完全 没有放弃民族沙文主义的煽动。
统治集团害怕真理，也害怕群众。各民族广大群众一旦掌握了真理，统治集团的种种沙文主义煽动必将无以 得逞。在纪念“5•13”事件之时，各民族人民要吸取 血的教训，要明确认识，在这个多民族的我国，只有实行民族平等，才能加强团结；要认识到只有各民族互相尊重，才能消除猜疑；更要揭露统治集团旨在掩盖其阶 级压迫与剥削而提出的一切民族歧视与制造的种种民族矛盾的言行，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各民族人民要动员起来，英勇护卫各民族的权益与团结。要是统治集团顽固 到底，硬要再次发动民族屠杀，它必将尝到玩火自焚的恶果！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