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7年基歇尔《中国图说》/中国学早期名著/铜版画/首版初印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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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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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thanasius Kircher
出版社Amstelodami
出版时间1667
版次一版一印
印刷时间1667
装帧精装
货号B04
上书时间2014-04-0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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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的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应属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Illustrata),这本书包含大概50张图画,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塑造出欧洲理解的“中国形象”。
有趣的是,基歇尔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确切地说他从没有离开过欧洲,《中国图说》中的信息是他通过跟世界各地传教士的书信联系获得的。他向在华传教士们追问了许多问题,由此得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新信息,并通过这种方式搜集了很多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罗马学院收藏世界各地的自然产物与历史文物,他在罗马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同时基歇尔也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植物学、物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都很有研究。他喜欢搜集、整理世界各地的知识,并进一步试图观察各种文化在历史上与思想上的连接,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而非将这些知识做简单的排列。基歇尔博学广通,他精通很多语言,使他能更好的处理世界各地的文化。
在《中国图说》里,基歇尔插了一张亚洲地图,这张地图反映了欧洲与中国的来往情况。在上面有16世纪葡萄牙商人发现的海路航线,17世纪时这条海上航线很活跃。耶稣会传教士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往来于欧洲与亚洲之间,让双方的信息不断传达,进而推动双方在学术上的来往。
当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也发现了很多线索证明很早以前欧洲与亚洲就已经有来往。如在河南开封,传教士们就发现当地竟存在一个犹太人的团体;在西安,他们发现了景教的纪念碑,证明唐朝时基督宗教就已经来到中国;在北方,传教士看到了元朝天主教团体的痕迹,如十字架等,借此证明马可·波罗或柏朗嘉宾来过这个地方。
因此,虽然传教士们是通过海上航线来到中国,但种种证据充分证明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确实曾经有过一条大陆的路线。基歇尔受此启发,回头去查阅马可·波罗13世纪所写的各种记录,在《中国图说》的地图上,绘制出他当时来华的路线。
当时耶稣会传教士推测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契丹(Cathay)就是中国,所以他们也尝试重走马可·波罗的道路。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BentodeGóis)是第一位成功在陆路连接印度与中国的欧洲人。他自1602年开始用3年时间,从印度北部沿陆路去往中国,由于疲劳和旅途中的挫折,他在苏州逝世。60年之后,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和佛兰德斯的吴尔铎(Albert d’Orville)从北京出发了,花了2年时间(1661-1662),经过拉萨及尼泊尔,到达亚格拉(Agra)。虽然吴尔铎在亚格拉逝世,但白乃心仍独自继续这段旅程,最终于1664年到达罗马。后来白乃心向基歇尔亲口述说了他旅途中经历的各种情况,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第一次描述了这件事情。
《中国图说》:神秘的中国
由此基歇尔意图说明,亚洲与欧洲当时有联系,过去也有联系。他提出一个观点:“叙利亚、埃及和希腊不仅是基督宗教的温床,而且是各种迷信的发源地,并在基督降生之前就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开了。”基歇尔提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圣经》的影响,认为各个文明是来自同一发源地,最初说是在巴比伦,后来这个文明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古代宗教在欧洲和中东几近消亡,但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基歇尔发现,印度、中亚、中国的宗教信仰却保有类似于中东、埃及、希腊的古代宗教的因素。传教士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反映出了人类古代历史的某些重要特征。在那个所谓的“古代历史时期”,人类的理性被迷信掩盖。但基歇尔不会完全批评与否定当时的中国,因为他自己也要说明,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人自己也经历过这一阶段。
基歇尔认为从神学的角度,最初的宗教是朝拜唯一的天主,而不久之后,撒旦抵抗天主,在巴比伦那里撒播一种病毒使人们进行偶像崇拜,后来这种病毒传染到希腊、埃及和叙利亚,然后再扩到世界各处。
来华的耶稣会士在民间宗教生活中看到了“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影子。这里所谓的“偶像崇拜”主要是指道教和佛教,在传教士的报告中对这些宗教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例如佛教徒传说中福建省闽江边的一座山被卫匡国记述下来,基歇尔据此画成了一座奇怪的“石佛山”。在基歇尔看来,很可能是撒旦跟一个魔术师达成某种协议:通过撒旦的力量,魔术师塑造了一座偶像形式的山。
传教士不仅在中国看到了各式各样“撒旦”造成的影响,看到了各种偶像崇拜的痕迹,并且他们把中国的偶像跟古代西方的偶像联系起来。基歇尔认为,不同的文明有着共同来源,所以他一直在积极寻找中国宗教与古希腊、古埃及的共同点。通过类似的图画,基歇尔意图说明,中国宗教与中东、埃及、希腊的古代宗教有相似之处。如同基歇尔说,撒旦模仿了基督宗教的真理如三位一体来骗人,下面这幅图(图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基歇尔看来,这种图画是具有代表性的,展示了中国本土三个主要的神:在中间为释迦牟尼,左边为孔子,右边有老子。基歇尔认为,撒旦用这三个神来模仿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父、子、圣神),使世人更容易被欺骗。最初撒旦在古希腊使用过这种骗局,发明了古希腊的三位神,即朱庇特、阿波罗、墨丘利来代替基督宗教的真正三位一体。后来,撒旦将这种骗局移到中国,朱庇特神变成了释迦牟尼,阿波罗神变成了孔子,墨丘利神变成了老子。
在这张图画中,基歇尔还特别指出除了三神之外,从中还可以发现古希腊罗马的其他神的影子,如战神马尔斯和海洋神涅普顿。
其实,基歇尔对中国民间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这些宗教是撒旦所造的,是邪恶的、迷信的,认为人们应该远离它们;另一方面,这些民间宗教对基歇尔却有很大的吸引力,让他心甘情愿花很多精力去搜集这些古代宗教的材料、去深入研究它们。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基歇尔完全站在人类历史学家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当时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宗教已经消亡了,只留下些许文字记录,而基歇尔认为在中国却可清楚地找到古希腊罗马宗教演变的轨迹,在他看来这对理解西方的古代历史有重要帮助,能补充西方的历史材料。但我个人认为,基歇尔的兴趣不仅仅在于人类历史的考证,而更在于揭示人类另外一种宗教性的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基歇尔要用理性去研究一些超乎理性的现象,去研究撒旦的骗局。在基歇尔来看,基督宗教展示人类的理性,但他也许认为,理性无法概括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能概括全面的人性。基歇尔或许试图希望通过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把人类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收集起来。这样,福建的“石佛山”在欧洲学者看来不是完全胡说,而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欧洲人的这种“神秘中国”的图景能告诉今天的中国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会否定这样神秘的描述,认为基歇尔对中国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或存有偏见的。有些人也许会承认,中国确实有这种神秘的因素,但这些民间宗教并不代表文化思想主流,更不代表今天的中国。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当我们抗议传教士们这种描述、反对这样的“神秘的中国”时,我们是否已经假定了某个标准(中国并非一个充满神秘宗教因素的国家)?而问题在于这种标准本身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所认为标准的“当时的‘中国’”是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所构建的?如此,通过传教士的著作或其他域外文献,我们也许会对那个我们“熟知”的中国有新的理解,发现我们未曾发现的面向。在我们去分析、理解自己过去的种种时,给自己多一个选择。
1667年首版,32*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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