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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政治理论 (美)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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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8393

出版时间2013-03

版次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99999页

定价42元

货号303_9787544728393

上书时间202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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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正版特价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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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译 后 感 言
　　光阴荏苒。转瞬间，案头摆上来自大洋彼岸的本书英文版的复印件，快满十个月光景了。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如同怀胎十月的待产妇期待婴儿啼哭般的兴奋与急切。老实说，完成这部译稿后盼望其早付梓面世的心情，比以往同类情境下的同样心情要迫切得多。大半年来艰辛忙碌的结果，确证了译者初见原著时的直觉——为了会的稳定发展和会科学的真正繁荣，中国学术界不能不了解该书作者詹姆斯?ｃ.
斯科特其人其书。
　　扼要说来，斯科特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受到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斯科特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很少援引他人的纯粹理论，其研究工作主要建立于个案分析的基础之上。从东南亚的村庄，到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斯科特研究案例的发生地。他的研究案例虽然不少取自别人的手材料，但相当多的案例来自于亲身的实地察；其丰富、多样和地域的广阔，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无出其右。正是通过对大量个案的精辟分析和独到把握，他对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了创造的理论贡献。
　　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是体现斯科特的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在他看来，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察各种地方的传统和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可能将农民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ｐ.波普金和斯科特二人对于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其重要分歧是：资本主义市场究竟给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带来了机会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篱，还是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富贵强权者得以进一步强化对贫穷弱势者的盘剥？“在全球的拥抱市场的潮流中，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金的观点而拒绝斯科特对传统社会‘过于浪漫’的描绘。但是，在摈弃斯科特之前，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仔细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不断产生胜者与败者的‘游戏’中，为什么那些旧体制中的强势者往往又会在市场的新体制中成为赢家？在当代经济体制中，有许多人虽然渴望但却无力在市场中成功。摧毁曾为贫穷者提供生存庇护的旧体制也许的确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也会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们相信，他们为此承受了的不公。”（参见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载于《读书》，1999年第6期。）
　　且不论“斯科特—波普金争论”的是非曲折，单激发起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真思索而言，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生存”的精致研究，对于当前正处在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对于始终强调“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之重要的会决策者来说，对于强烈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伦理”问题的中国理论界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展示这一启发意义，是我们乐于从事此项繁难译事的重要虑之一。另外一项重要虑，是书中体现的学术品格对学者们可能产生的激励意义。让我们掩卷而思：像斯科特及其引证的众多国外学者那样，走出“之塔”，深入民间生活，摈绝空虚玄妙、华而不实之学风，关注社会底层之道德诉求——这种学术品格，对于当代中国的志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么难能可贵啊！
　　鉴于作者独特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富有竞争力的深入民间的调查研究精神，有人预言，这本译著的出版，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学术的引介已不再限于反复言说几位名家大师，而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细致的层面。”（同上注。）但愿预言成真，不辜负“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和译林出版社为发展会科学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有机缘同出版社签约主持本书翻译，端赖会科学院南亚问题专家、留美学者刘建的，称程某人系“留英哲学博士”，“长期致力于伦理学和社会公正研究，来又从事企业、经济伦理的与研究”，“实为翻译‘道义经济学’的适当人选”云云。我只能说“或许如此”，但究竟“适当”与否，还得由读者诸君来检验与评判。我还要感激地说，签约之后，若非刘君加盟相助，亲自译出了同其学术专长为切近的两章，并且为解决越南、孟加拉等多语种的不少生僻地名、人名和术语的翻译难点提供了“个体图书馆”式的贡献，我们断难履约如期按质地交稿。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二人将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合作翻译。伦理学界的朋友们或许记得，我和刘君等人80年代初次合作翻译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ｊ.ｐ.蒂诺著），曾经对“”后我国伦理学的重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次的合作成果，我希望并且相信，至少可以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学科——“道义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多少起点推动作用。这种对社会效益的预期，加上已经品尝到的集体合作的愉悦，使我因倾心此项翻译而延误了个人专著的遗憾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同时，我也不禁为学术界流行甚广的“翻译吃亏”论而叹息。此论根据之一，是由于不少高校在作为晋职晋级之重要依据的文科科研统计中不包括翻译成果。其实，翻译的艰辛与价值，岂是东拼西凑、废话连篇的所谓“学术论著”所可比拟？故社会上轻视翻译价值之举，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对待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恐怕也得进行相关的“道义经济学”的分析研究。
　　感言至此，应当循例交代一下本书合作翻译者的具体责任了：刘建译第四、第五两章，骆颖浩、钱跃飞分别译第二、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和“索引”，其余部分皆由程立显翻译；全书的统校工作由成力负责。
　　作为本书翻译工作的主持人，我要向为此悉心合作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彭刚博士，感谢他在本书翻译的全过程中给予译者的积极配合与热心指导。
　　我们期待着读者诸君对译著错谬之处的教正。
　　
　　程立显
　　2000年4月23，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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