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书店 老版本已不复存在 宝文堂书店《施公案》（中、下册）
￥ 5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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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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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出版社宝文堂书店
出版时间1982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1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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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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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宝文堂书店
出版时间:1982-00-00
印刷时间:1985
装订:平装
页数:988
宝文堂创办于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原址在崇文门外东打磨厂街东口路南，开始是个印刷、经营账本的账簿铺。清同治四年（1865年）改营图书成为宝文堂书铺。主要编辑出版城乡广大群众喜读的通俗读物及历书。
在编辑、出版历史故事小册子图书的同时，也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人新事的小册子图书。像《新劝人方》、《抗日十字箴言》、《大战喜峰口》、《九·一八事变》、《二十九军大刀杀鬼子》等，这些通俗读物为读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唤起人们赶快团结起来，保家救国。
宝文堂出售图书，其门市零售有限，主要是通过小商小贩走街串巷，下到城郊农村去销售。并大量地运至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察哈尔（河北省一部分）、热河（承德市）等地贩卖，销路很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新时期，新思想影响下，开始编辑、出版、发行歌颂工、农、兵等劳动大众的文艺作品。1953年改为国营，与通俗读物出版社合并，但对外还保留“宝文堂”之名。“文革”时，宝文堂被斥为“四旧”撤下牌匾。1980年，宝文堂在东四八条胡同恢复了营业，并依然以普及文化历史知识为主旨，又大量出版了《施公案》、《小五义》等通俗小说，远销海内外各地。
曾作为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牌。
1991年被取消。
宝文堂书店从1985年开始出版金庸作品，只出了《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三部，并没有得到金庸的授权，当时我们的版权意识都很淡薄。
也说宝文堂书店 (2009-05-07 11:59:25)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读书
名字不叫出版社的出版社还有宝文堂书店，宝文堂书店的知名度并不高，我一度误认为它是香港的一家出版机构。宝文堂所出的书中，广为人知的便是八十年代出版的金庸作品集。那时我正上初中，刚刚迷上武侠小说，到处搜寻能找到的武侠小说看。那时武侠小说叫做“武打书”，算不得正经书，正规出版社也不出。我们的书包里便充斥着劣质的印刷品，纸质粗糙、印刷模糊、错字连篇。有一天从表哥那借到一套《倚天屠龙记》，一套四册，封面清新，纸质洁白，读了几页，居然没发现错别字。在接连几个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突击完这套书后，也顺便记住了宝文堂书店的名字。
参加工作后，贩书积年，也没有再听说过宝文堂书店的名字，记忆也渐渐淡去。
一日逛旧书市场，在一家书摊上发现一套《鹿鼎记》，书背上印着宝文堂书店，装帧设计依稀便是记忆中的样子，1990年一版一印，虽是旧书，但依然整洁挺拔。索价80，以65元购得，我已有全套的广州花城版的《金庸作品集》，买这套书纯粹是为了那段记忆。
回家之后，细细端详。宝文堂出的这套金庸作品，其装帧设计依我看还在后来的三联和花城之上。封面右下角用一个色块，色块中间反白留出书名，封面衬着淡淡的原书插图，封底中间是一个“金庸作品集”篆书随形印章，书脊也是同颜色的色块。我记得《倚天屠龙记》是蓝色，这套《鹿鼎记》 是红色。整个设计显得简单明快而又不失文雅，而三联和花城的都失之于繁缛。
翻开书读了一回，在第一回最的后的注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开始写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因此在构思新作之初，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狱。”我大为惊奇，虽说文革早已被否定，但这样的文字依然是犯禁的。细细翻检，在后面又发现这样一段话：“《敬业堂诗集》当时公开刊行，狱中诸诗也都保留，可见即在清朝统治最严酷之时，禁网之密，对文字的检查，仍远远不及文化大革命的厉害。”
我找来广州花城版的《鹿鼎记》，发现那段话是“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在构思新作之初，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狱。”删去了“开始写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因此”几句话。后面“可见即在清朝统治最严酷之时，禁网之密，对文字的检查，仍远远不及文化大革命的厉害。”那句话也被删去了。到网上找来三联的版本，同样如此，可见当时经过了仔细检视删减。可是删减之后却成了一个语气不连贯的病句，“自然而然”这个词无所承接。若说承接“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这句话，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依然有犯禁之嫌，也算是删减不净留下的一点蛛丝马迹吧。
我向来不喜被阉割过的东西，仿佛被人愚弄了似的。宝文堂没有进行删减，不知是工作中的失误还是基于忠实原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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