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拓集柳书琅邪普照寺碑，页面全部上图，保真原石拓本！剪帖在一本清代漂亮书法册上
￥ 1800 六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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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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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原刻拓本
尺寸24 × 24 cm
上书时间202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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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六五品
- 原裱剪贴本，全部上图，具体页面以实物为准！著名金石学家许瀚十分推崇此碑。余还存另半册，基本可以配齐需要站内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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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皇统四年（1144年），普照禅寺主事和尚妙济禅师觉海对寺院进行扩建和修缮，请仲汝尚撰写《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的碑文，集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墨迹，由名记得工仲汝羲精刻于石上。该碑高2.9米，宽1.2米，共1261字。由为集柳公权的字刻成，此碑被称为“集柳碑”。此碑与西安碑林里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齐名，因此历史上有“东柳西柳”之说，临沂的《集柳碑》在东面，被称为“东柳”。此碑为临沂著名石刻，原碑在普照寺内。康熙七年大地震，集柳碑震碎倒地，道光年间，被和尚刮洗。致使笔划粗肥失去原来风貌。抗战时期日军险将石碑盗走。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砸碎。
相比中国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那件唐僧怀仁摹集王羲之书迹刻成的“圣教序”而言，被近世金石碑版研究名家叶昌炽誉为“金碑第一”的集柳公权书《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碑，也许有还点不那么广为人知。其实，这不仅是一件书刻俱佳、能传柳字神貌的杰构，且其存世的精善之拓，更为稀见。
陈麦青
相比中国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那件唐僧怀仁摹集王羲之书迹刻成的“圣教序”而言，被近世金石碑版研究名家叶昌炽誉为“金碑第一”的集柳公权书《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碑，也许有还点不那么广为人知。其实，这不仅是一件书刻俱佳、能传柳字神貌的杰构，且其存世的精善之拓，更为稀见。昔吴湖帆先生曾题自藏《金拓蜀先主庙碑足本》，其中有“宋辽金元碑，世存石刻不及魏、唐十之一，拓本且可遇而不可求，况旧拓乎”诸语，似亦可借用喻此。
此碑通称《沂州普照寺碑》，刊立于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仲汝尚撰文，程暐篆额，仲汝羲刻石。元代于钦所撰《齐乘》一书中，已见称引，而明赵崡《石墨镌华》、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有著录跋语。《石墨镌华》评曰:“唐文皇旷世雄才，削平海内，以其余力，恣意临池，其臣又有率更、永兴辈共成之，故能集书《圣教》，师法千秋。自此而后，集书者未有及之者。《普照寺碑》建自金源，当兵戈草昧之后，有仲汝尚，文颇尽致而集公权书，方正遒劲，紧密处殊胜公权书，不啻与《圣教》代兴。”《庚子销夏记》中，更称其 “方整秀劲，宛如公权手迹。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胜唐僧怀仁”。至清末叶昌炽《语石》，亦谓：“金源虽与辽同起朔方，戎马之余，颇能讲求文字。《沂州普照寺碑》，学柳诚悬，世有出蓝之誉，金碑第一。”则其集字之妙，堪与《圣教》比肩；而书艺劲秀，洵属一代名迹。
据王昶《金石萃编》所记，“碑不连额高一丈二尺，广四尺；文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书，篆额。在沂州府普照寺。”民国初所修《临沂县志》卷十二“金石”中，亦著录碑文，称“此碑为临沂著名石刻，字径约一寸五分，集柳诚悬书，殆犹怀仁之集右军书也。笔姿秀劲，体势开张，临池家奉为圭臬”。且记:“康熙七年，地震碑碎，乃葺亭厦之，以留永久，存乙种工业学校内，即普照寺旧址也。”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包备五先生以其对山东境内各处历代石刻遗存的多年实地踏访，成《齐鲁碑刻》（齐鲁书社1996年11月）一书，则未及此碑。九十年代，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十六册金代石刻中，亦仅收一残石拼合的整张之拓，称“碑在山东临沂，拓片通高378厘米，通宽114厘米……此本额失拓，碑碎裂，此本搜得二十余块，缀合而拓”。据传原碑于“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砸碎后，现已无存；今所见者，皆依昔日拓本，重刻复制。而民国《临沂县志》记“康熙七年地震碑碎”，则其始断，当早在清初（1668年），然自乾隆末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谓“碑断裂”之后，遂多有定其断于乾隆年间者，虽何义门（焯）《庚子销夏记校文》中，记“此碑康熙戊戌地震，断而为二”。亦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之事，今检民国《临沂县志》卷一专记该县历代地震、旱涝、虫害等灾难的“通记”下篇中，有康熙“七年夏六月十七日地大震，倏裂倏合，压陷庐舎人物无算”，以及康熙九年、十年、十一年等地震记录，却未见康熙五十七年有地震之记，则何氏所记戊戌，可能为康熙七年干支戊申之讹，也可能系手民误植。《志》中还记此碑“康熙时仆于地震，篆额无存；道光时，又为恶僧刮洗，已非本来面目。迩来道光以前拓本，已非重价不能得，无论康熙以前也”。故传世善拓，实不多见；未断全本，更属稀罕。方若《校碑随笔》仅记“旧拓本第三行‘断碑于土’四字未泐”。王壮弘先生《增补》则曰:“见明初拓本，全文可读。碑首‘陶仲汝尚撰，集唐柳公权书，伊川（笔者案：此“川”字《增补》各版均误植为“以”）程暐篆额’等字完全无损。此石乾隆间断裂，未断者乾隆前拓本也。”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所述，又稍更详：“明初拓本碑字完好，书体整齐。明末清初，碑少断裂；后继续断损更甚，字渐瘦。嘉庆初拓本四行‘断碑于土’四字不损，字尚佳。以后拓本字细瘦，近更细瘦，无法学习。见全文葛成修本，归北京图书馆；济南黄氏本，归山东博物馆；近西安古旧书店收一本。”由此，则《金石萃编》著录所据之本，起首“中陶仲汝尚撰”之“陶仲汝”、“伊川程暐篆额”之“程”，以及最后“中陶仲汝羲刊”之“仲汝羲”等字，皆已泐坏不辨，而代之以方框空格，虽“断碑于土”四字犹得录存，但恐怕已是嘉庆初年之拓，不过尚未遭刮洗耳。
许瀚（1797—1867），字印林，日照人。许瀚师承乾嘉学派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长沙经世致用学派领军人物、兼能宋明理学和汉学的何凌汉是许瀚的恩师。许瀚亦曾随何凌汉、陈用光、吴文镕、潘锡恩校文。期间，手不释卷，笔不停批，打下了坚实的学养基础。四十岁左右，便成就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朴学家（即考据学家）。他于古音韵文字、金石碑版、史籍校勘和目录版本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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