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砂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和雁塔圣教序记拓片，前石后石一套4幅，2大2小，
￥ 530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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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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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传拓年代不详
纸张白棉纸
装帧其他
尺寸150 × 95 × 150 cm
数量4册
上书时间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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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雁塔圣教序记高150厘米，宽95厘米，碑头高45厘米宽28厘米，一套4幅，2大2小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雁塔圣教序记》是唐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后期代表作，其笔法潇洒飘逸，风格独特，是楷书初学者的习字典范。褚遂良曾任唐太宗的书记官，记载朝堂之上的皇帝与大臣议论国事要政的情况，其字功力可见一斑……
唐高宗永徽四年，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大雁塔前，树立起两块高大的石碑。前石：“大唐三藏圣教之序”（隶书题额），唐太宗李世民撰文，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后石：“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篆书题额），高宗李治为太子时所撰，二十行，行四十字，较前石字数少而字迹略大。碑文排列，前石自右而左，后石自左而右。呈相顾之势。碑石文字由万文韶镌刻。
此碑系太宗、高宗为旌奖时秀、崇扬佛教而立。其时高宗皇帝即位三年余，碑文的书者，五十七岁的禇遂良已是当时朝廷重臣，受命辅佐登基不久的高宗皇帝，作为建塔立碑之缘起的玄奘法师此时亦健在。“序”、“记”两篇文字表现出对玄奘法师的由衷敬佩之情，其语辞华美，声韵起伏，读来琅琅上口。禇遂良书此碑，运之以清朗飘逸的笔触，极尽抒情遒婉。与此前所作《房玄龄碑》略似，而与《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则大不同。显然，这种风格对刻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提笔为主，用锋较浅，要求有精湛的镌刻技艺；而意态的传达，则有赖于对原作的充分理解。我平日所习上海书店版《禇遂良雁塔圣教序》，私见以为是目前同名出版物中之较佳者，万文韶“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的细节，于此本清晰可见。可以说，此碑从缘起、撰文到书写、镌刻，是由一系列精英人物协力完成的。郭尚先认为此碑乃禇公“平生最用意书”。由是观之，不仅书者用意，撰者、刻者莫不用心结纂，全力以赴。这个背景无形中为书者的风格取向做出了某种界定。
历来涉及此碑的品评以赞誉为主，少量的贬评意见,如李嗣真：“……但恨乏自然。”项穆：“第乏天然，过于雕刻。”文徵明：“……皆为法度所窘。”等等，大致认为此碑受法度的拘束过严，情感意趣的表达不够充分。不可否认，情感就是艺术的生命。记得东山魁夷在一篇自叙中写道：“在我的风景中，几乎不出现人，其理由之一在于，风景本身述说着人心。”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流露在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作品中，其表现方式、表现程度千差万别，实用性、艺术性各有侧重。如前所述：国家意志，宗教场合，大体决定了此碑的风格取向：庄重、静穆为主调，表现出有限度的纵逸、飘荡和活泼。这种有限性，颇耐品赏。笔意和文意很好地融合，正大、坚韧、百转千回的意味俱在其中矣。这是一件实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真性情，在一个规定性的场合做到这一点，十分难得。
从章法及其表现风貌来看，“序”篇和“记”篇略有不同：前者精严不苟见瘦劲；后者从容洒脱显丰腴。产生这种微妙变化，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两块碑石一左一右，体量相当，文字部分所占幅面也大致相等。“序”篇共821字，而“记”篇字数较少，只有642字。两者相差近两百字。作为因应措施，字数少的“记”篇增加了几许按笔，字间架相应放大，轻松率意的趣味亦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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