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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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erry Eagleton
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1979
印刷时间1979
装帧精装
页数185页
上书时间202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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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藏书，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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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年生，伊格尔顿成长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英国的文艺理论家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生活英国文学评论家。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虽然蜚声国际，却始终不能融入名校的贵族氛围，一生颠簸于各名校之间。伊格尔顿的文风一贯是冷嘲热讽、插科打诨。1964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应威廉斯的邀请，留在剑桥担任他的助手，作助理研究员。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现任圣母大学客座教授。伊格尔顿已出版美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十多种。这些著作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分析和评价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的老师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框架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旅居国外和旅居国外的作家》、《力量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第二类主要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并用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流派。这些著作包括：《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审美意识形态》等。这些著作在当代西方美学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
在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中，有着三个重要的理论维度或者说话语背景，它们在他的思想中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叉并置。它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和当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为他的批评和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则为他提供了基本的问题视角，而当代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多样的分析方法。
伊格尔顿是一个自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为《文学原理引论》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了他从事美学与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说，马克思主义从60年代以来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复兴，就是因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阐释。“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乔治·卢卡契、安东尼奥·葛兰西、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尔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让-保罗·萨特这类思想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读者容易认识的一种理论，或者说中国读者很难承认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它们确实是一批令人鼓舞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批作品试图超越‘文化’、‘意识’、‘基疮和‘上层建筑’等不适当的或机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辩。更重要的是，它无情而彻底地反对用机械宿命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意识、行为、道德价值和生活经验的中心地位。因此它特别适合一些唯物主义的美学，这种美学一方面可以对传统文学批评中过于狭隘的形式主义的考虑进行挑战，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有时片面陈旧的准则进行挑战。”他还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阶段，必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它运用于这一新的现实，才能建立起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学理论。
在美学理论上，英国有着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重视从心理学方面对个体的审美经验进行研究；到19、20世纪，这一研究演变为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强调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基础上把研究对象如文学作品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分析，从而形成了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研究，如较早的利维斯就把文学批评既看作是文化批评也看作是社会批评，而较近的威廉斯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应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由此而提出了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都深深打上了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印记。譬如他出版于1967年并题献给威廉斯的《莎士比亚与社会》，其书名就显露出“文化与社会”的视野和方法；书中试图打破个体与社会、自发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界限的做法显然来自威廉斯。属于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放逐与侨居》，《作为语言的身体》和《权力的神话》等。不过，这一系列著作也显示出伊格尔顿在“文化与社会”框架内进行的富有个性的拓展。
首先，他表现出浓重的天主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更高的政治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一开始就走着一条文化-政治的路线；
第二，注重英国现代批评史和英国文学实践的批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化与社会”的个案分析和实证文本，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拓展了“文化唯物主义”；
第三，突出表现了与欧陆以及美国不同的理论与实证并重的英国文化批判传统；
第四，这一阶段的许多论题成为他后来反复研究的内容，例如英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传统，而且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承续、反拨、批判和对话关系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后者一直是伊格尔顿建构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所借取的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一种独具风格的论战文体已经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的主要成分。
就当代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资源而言，对伊格尔顿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尔都塞的理论为伊格尔顿修正和综合上述两种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和反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对他的老师威廉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阐述。
他试图在摒弃卢卡契、考德威尔以及威廉斯等各种品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尝试一种非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此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被适时引入英国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回应，形成70年代中期与整个欧陆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阿尔都塞思想的主题是剔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思想激发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兴趣，使他们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驳斥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另一方面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束缚。新的理论视角使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首先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划清界限，伊格尔顿承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性和最精到的社会主义批评实绩”，对威廉斯在缺乏学术制度支持和理论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理论努力表示理解和赞赏，但是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方法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改良主义政治观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说威廉斯顶多是个利维斯主义左派。当然，《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用理论概念表述文学构成与意识形态组合之间的关系结构，提出了兼顾一般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学生产方式以及诸多意识形态成分（整体、作者、审美）的批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更为细致的说明，他的贡献在于对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结构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结构上的连贯性，“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相对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科学的批评应该力求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艺术改变了这种结构。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应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里的中心范畴，而且是伊格尔顿整个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和《意识形态读本》，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范畴的高度重视，这与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某些理论圈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80年代以后
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盛，伊格尔顿又开始在这一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伊格尔顿以具有“震惊”效果的《瓦尔特·本雅明》一书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不过这次“震惊”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自己思想的发展”。这是一部激情喷发、恣肆挥洒、充满理论张力和话语快感的杰作，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那种谨严细密的文体形成明显的对照；其根本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理论的狂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为突破英国批评无所作为、陈陈相因局面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伊格尔顿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17世纪悲苦剧或巴罗克寓言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关于17世纪英国诗歌的观点进行了对照，指出了“伟大的传统”对“有机性”的膜拜与17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他设想，如果把本雅明读解“悲苦剧”的方法用于《失乐园》，将会超出艾略特和利维斯的形式主义，把诗作的革命源头放在激烈动荡的表意实践之中，放在历史的“恶的一面”。伊格尔顿还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艺术的政治作用。继《瓦尔特·本雅明》之后，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克拉丽莎的被污》、《文学理论引论》和《批评的功能》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文学理论引论》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简介和“概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英文研究”传统所作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和对理论研究史中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研究。在《批评的功能》中，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批评的功能》最后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其实就是它的“传统”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文化政治“转向”、“发展”或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对学院派批评家的社会角色的界定，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场以及对学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尔顿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建构。
概括而言：
（1）这种方法坚持批评应看到诸多层面互相叠合、互相阐发的整个文化视野。文化是社会的全部关系和整个生活方式；
（2）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
（3）就文化是更为精神性的所谓“情感结构”或意义象征系统或价值体系而言，不能用文化解释一切，相反只能利用一切资料和方法来解释文化；
（4）“文化”范畴一如既往地是利益、价值和政治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调和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不是高高在上、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很实在的问题，是政治现实问题；
（5）文化政治批评只有一个目的，让“批评”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或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即使不发挥关键的作用，也要发挥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介入作用。为此，它向所有的话语开放，以借助更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了最彻底的多元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伊格尔顿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更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来剖析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刨根问底》、《民族主义：反讽与献身》、《理论的意味》、《后现代主义幻象》以及《文化的观念》表达了伊格尔顿面对后现代主义时所持的基本立常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片面的、简单的、绝对化的，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弱的、不负责的，甚至是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把政治问题和权力关系完全置于语言和性的范畴，在远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飞地里进行“颠覆”活动，异想天开地把嬉戏和快感看做文化变革的最佳形式。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有一种反动的倾向，把市场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他甚至忧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情绪会引向新的法西斯主义。总之，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他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式对话的可能性。此外，伊格尔顿还把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两块很有希望的批判和抵抗后现代主义的阵地。
90年代
伊格尔顿在90年代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是《美学意识形态》和《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美学意识形态》是他用意识形态理论剖析现代“美学”、集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体的恢宏大气之作。在他看来，整个西方现代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话语史和政治反应史。现代美学的兴起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结果。而且，从夏夫兹伯里到伯克、康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以至后现代主义，他们在美学理论上的不同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差异。《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魅力。在这里，读者很难区分什么是文学文本，什么是历史叙述，什么是审美再现，什么是政治阐发，什么是批评，什么是修辞。这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被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强烈震荡所击碎。
00年代
2001年，伊格尔顿进入曼彻斯特大学；
2007年，离开曼切斯特大学，进入兰开斯特大学；他的被裁可以解释为经济危机的影响。
2009年秋，进入圣母大学，任五年客座；
著作名言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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