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经济长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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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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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蕤
出版社线装书局
出版时间2017-06
版次1
装帧线装
上书时间202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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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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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中国手工宣纸
线料：中国丝线
布料：中国湖州宋锦
木料：缅甸楠木·乌木
石料：中国昌化鸡血石
装裱形式：中国线装古书
出版终身数量：一千部
尺寸：28*17.5cm
出版社：线装书局
定价：39000元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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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经》，唐赵蕤撰。赵蕤，生卒年不详，梓州盐亭县（今属四川）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徙居郪县，开元中屡征不起。与李白爲布衣交，时有“李白文章，赵蕤术数”之称，声望甚隆。
是书序题“儒门经济长短经”，卷三、四、九末题“长短文经”，《新唐志》、《宋志》等又作“长短要术”，是知一书多名。著者署“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赵* 撰”，《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同，但衢州本“*”作“*”，《北梦琐言》、《新唐志》乃至《四库全书总目》等皆同衢州本。《干禄字书》谓“*”系“蕤”之俗字，而《新唐志》又云“*字太宾”，则“*”也应作“蕤”，从艹甤声，“蕤宾”语见《国语·周语》与《礼记·月令》。
全书今存九卷，分文、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五类凡六十四篇。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云“第十卷载阴谋，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则晁氏家藏本与此本相同，而著者自序却言“总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多一卷却少一篇，疑此书文字流传至宋已有衍夺。至于成书年代，据卷六《三国权第十九》末“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统”之记载，当在唐开元四年（七一六）。而淸吴任臣《十国春秋》称赵蕤前蜀人，书撰于干德间（九一九——九二四），前后相差两百余年，未悉吴说依据何在。
此书有鉴于先秦至隋国家之兴衰存亡，广征博引，緃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道，其“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颇值政治家一读。其告诫统治者，“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爲政，不能偏用也”（《君德第九》）。强调治理国家须法治与德治并行，于后来执政者不无啓发。此外，因该书征引文献不下六七十种，皆出唐代或更早之写本，于考证校勘古籍极具参考价值。
此书宋代虽经刊刻，但元明两代罕见流传，不仅未曾翻刻，抄本也颇难得，直至淸季始有好事者刻入丛书通行。清王士禛《居易录》有昆山徐干学健庵氏曾在山东任城幸获宋本之记载，而此本钤有“传是楼”、“健庵收藏图书”、“徐干学印”、“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诸印记，正乃徐氏旧藏，可知彼时已为海内孤帙。
该宋本后展转传至厉守谦之手。守谦字子大，天津静海人，自曾祖杜讷始，四代皆为翰林，亦是藏书之家。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其曾因进呈图籍而获乾隆帝赏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此《长短经》即当时所献书之一种，时为乾隆三十八年，书皮有长方戳记为证，《四库提要》著录，乃《四库》底本。按乾隆三十七年创修《四库全书》时，曾将“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之书列为首选。但《四库》开馆之初，各地进呈之书极少，遑论内容，究其原因，或惧文字违碍遭受惩罚，或恐善本献借有去无还。为此，乾隆尝专颁谕旨，明言所进之书若有违碍，与藏书之家及采书官吏无涉，而倘若私秘或不予采进，一旦发现藏有违碍之书则将治罪；同时又承诺，献借之书用毕后一律发还，并视进呈数量多寡予以奖励，若遇一流善本，还将亲笔题咏其上。如此恩威兼施，殊有成效，不数日各地之书纷至沓来。而此本开卷有乾隆甲午（三十九年）春御题七言四首，则乾隆于此书之兴趣及其版本价值之肯定盖可想见。
然而，对于该宋本之版刻面目，包括《四库》馆臣在内，历代学者似未作深入研究，即便常熟翁氏获藏后五世扃钥达百数十年之久，亦未明了其确切刊刻时代。自该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重现于世，学林以卷一、八、九三卷之末镌有“杭州凈戒院新印”一条，遂定其为南宋初年刻本，谓南宋高宗绍兴八年（一一三八）改称杭州为临安府，此本既称杭州，当刻于绍兴八年之前。该推断不无道理，惟不详其资料从何而得。而据笔者查考，此本当刊刻于北宋，理由如左：
第一，检览今存《干道临安志》，无论各家收藏之旧抄本、《四库全书》本抑或孙氏寿松堂刻本，皆源自宋刻本，其中有两条确凿资料，一条见诸卷二《历代沿革》，记载“建炎三年翠华巡幸，是年十一月三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复兼浙西兵马钤辖司事，统县九：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于潜、新城、盐官、昌化”；另一条见诸卷三《牧守》，记载“建炎二年七月庚戌，以徽猷阁待制康允之知杭州，三年八月罢。通判军事安自强权州事。是年十一月三日，改杭州为临安府”。两条记载杭州改为临安府之年月相同。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亦即南宋第三年，前于绍兴八年九载，则此本至迟刻于建炎三年。然现存南宋本之刻于建炎年间者极爲罕见，缘其时社会动荡，即使寺院亦受客观条件制约而暂停刻书之业。故疑该本当刻于更早而非南宋初年。
第二，如何理解“杭州凈戒院新印”一语，于鉴定此本版刻年代颇为关键。尽管宋代有用“印”或“印行”表示刻印之意（如《文选五臣注》镌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锺印行”一行，可视为锺家雕版），但此处之“新印”是否为“新刻”之意值得商榷。细检全书，多处有断版与修版痕迹，其修版字体（包括版心文字）不如原刻字体（欧阳询体）挺秀与规整，且修版文字与原刻文字着墨深浅差异明显，则该本应属修版重印之本。而卷一、八、九之末所镌“杭州净戒院新印”及卷三末所镌“净戒院印”之字体与原版字体异同，表明其乃重印时添刻而非原刻所固有。然则 “新印”者乃重印之谓，非新刻、重刻之义也明矣。即或此本重印晚至建炎三年，其刊刻也当早在北宋。
第三，此本之刻印特点与南宋前期浙刻本多有不同。其一，序文及卷一、各卷目录与正文均相连属而不分叶，此乃沿袭唐五代卷子本旧式，应视爲从写本到雕版印刷本、由卷子本演变至册装本（蝴蝶装）过渡时期所産生之现象，而该过渡时期当在北宋。其二，此本版心未镌刻鱼尾（更无字数或刻工），与今存多部北宋本（如日本东福寺之《释氏六帖》、静嘉堂文库之《白氏六帖事类集》，近年出现于中国大陆市场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等）风格一致，应属北宋刻本之特征，与早期蝴蝶装有内在联系。因几乎所有南宋前期刻本都有鱼尾，鱼尾虽有版面装饰效果，但其直接作用乃便于书叶以版心为基准向外对折，亦即为包背装或线装所用，而蝴蝶装因版心向内则无此实用需求。诚然，后来由蝴蝶装演变至包背装、线装之过程中，蝴蝶装本亦可能有鱼尾，但早期蝴蝶装本应无鱼尾，该类本子当刻于北宋。其三，此本欧体字与南宋本之欧体字有明显区别。此本字体呈偏狭长形，与今存北宋欧体字本（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之《孝经》、《通典》，日本国会图书馆之《姓解》，大阪杏雨书屋之《史记集解》，名古屋真福寺之《礼部韵略》，京都东福寺之《释氏六帖》，静嘉堂文库之《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字形相同。而南宋欧体字本（主要为浙刻本），除极个别南宋初翻刻北宋本尚保留底本旧貌者外（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通典》），其字体已趋方形。故旧时版本学家们所谓浙刻本“字体方整”，仅符合南宋浙本之面貌，北宋本则不然也。此外，此本南宋皇帝名讳皆不避，北宋皇帝名讳则玄、铉、朗、敬、竟、镜、惊、弘、泓、殷、匡、恇、恒字缺笔（间或有不缺笔者，不甚严谨），即避讳最晚仅至眞宗（赵恒）。执此数端，此部《长短经》当刻于北宋，其于版本学、书史之研究亦极具价值。
此本匡高二十二厘米，寛十五·二厘米。卷末有明洪武丁巳（十年）沈新民题跋。清光绪二十四年钱塘汪鸣銮、武进费念慈曾同观并作题识。公元二○○○年春入藏上海图书馆。（陈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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