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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通史 [平装]

￥ 38 ￥ 38 九五品

仅1件

江西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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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350492

出版时间2010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514页

定价38元

上书时间201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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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九五品
商品描述
基本信息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平装: 514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756135049X, 9787561350492 条形码: 9787561350492 商品尺寸: 23.8 x 16.4 x 2.6 cm 商品重量: 798 g 品牌: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内容简介《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经出版，畅销数十年，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是中国政治史，讲了中国历史大事及中国历史的演变，下编为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本书不仅对想了解中国历史大事的读者有用，而且对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知识有很大的好处。原作上篇为中国文化史，下篇为为中国政治史，今为方便读者阅读，将中国政治史作为上篇，中国文化史作为下篇，文字做了少量的技术处理。 编辑推荐海报：《中国通史》编辑推荐：史学大师吕思勉的传世之作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最经典最权威的中国通史一书在手，中国历史全知道 媒体推荐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章立凡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顾颉刚 作者简介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著作宏富，有《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等。 目录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自序绪论上编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003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009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012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020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026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032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036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041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044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050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056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060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065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071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075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080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084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089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096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099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102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106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111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117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122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128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135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140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145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150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157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162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168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173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178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184下编第三十七章 婚姻/193第三十八章 族制/215第三十九章 政体/230第四十章 阶级/245第四十一章 财产/262第四十二章 官制/283第四十三章 选举/298第四十四章 赋税/316第四十五章 兵制/333第四十六章 刑法/355第四十七章 实业/373第四十八章 货币/391第四十九章 衣食/406第五十章 住行/424第五十一章 教育/440第五十二章 语文/454第五十三章 学术/469第五十四章 宗教/520 序言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吕著《中国通史》读后章立凡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稀缺资源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党政文件除外），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地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一 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上世纪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 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二 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四十一章 财产）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四十一章 财产）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三 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四十一章 财产）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十章 阶级）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的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四 余论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鼎革之际，钱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2010年3月14日 风雨读书楼自序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今本书已将政治史移作上册，文化史改作下册——出版者注）。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文摘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消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评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幾。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记载邃古的时代，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范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按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现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古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纹及席纹；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纹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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