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回忆录(上下增订本)(精) (法)雷蒙·阿隆|译者:杨祖功//王甦 9787509795897 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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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雷蒙·阿隆|译者:杨祖功//王甦
出版社社科文献
ISBN9787509795897
出版时间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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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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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阿隆是犹太律师之子，1924-1928年间，他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1940年为逃离纳粹而流亡伦敦加入“自由法国”，战争结束后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国)，1955-1968年任教于索邦大学，1970年起任教法兰西学院。他是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他的著作多达四十多本，论述主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战争研究到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十分广泛。同时，他还是一位政治评论家，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三十年之久。
雷蒙·阿隆在西方世界，尤其在法国和德国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他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欧盟理念的积极创造者”，德国前总理科尔也认为“阿隆对欧盟的目标作了正确的描述”。
目录
上册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增订本出版说明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第一部 政治教育（1905～1939）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第三章 发现德国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第六章 浩劫之路
第二部 政治愿望（1939～1955）
第七章 战争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第十章 瓜分欧洲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战争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下册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第五部 死缓阶段（1977～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结束语
作者书目提要
索引
增订本译后絮语
译后记（1992年版）
内容摘要
……
精彩内容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
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
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
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
，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
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
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
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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