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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春秋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ISBN9787507532852
出版时间2011-01
装帧平装
定价29.8元
货号3247404
上书时间202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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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挖掘人生百态
纳进悲欢离合
致力真相还原
延续历史记忆
亲历 亲见 亲闻 亲述 亲撰
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的双重价值
【内容简介】
《当年那些事》此书编辑、付梓、出版之时，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盛世送别奥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筹办世博会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都将被一一记录在册，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成为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标高。作为肩负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重任的档案工作者，在欣逢盛世、共襄盛举的同时，谨以此书的出版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物，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
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那些老档案，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式的人物和事件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仔细品读这些文章，档案文化的意义跃然纸上——真实、内幕、可读是它主要的美学特征；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密切联系，是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击历史瞬间，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双重价值，是它所要实现的社会
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播，文明需要传承。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为社会所认同。众所周知，档案所负载的信息资源是全社会可宝贵的历史记忆，对于维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档案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档案春秋》本着“依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文化、展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展示了档案文化的软实力，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档案信息的文化需求。
【目录】
十字路口的战争庄智娟
一封“中央来信”改写了我的人生
——记篆刻家刘友石祁谷
进军墨脱杨安华
一张边境居民证孙建成
解放军首次大空运始末代年云郭瑞民
1978，当旅游进入上海人的生活海巴子
我在朝鲜战场的敌工生涯王乾德
我用镜头“写”十大开国元帅张友林
我和侯宝林的一段情缘季之光（口述）丁邦元（整理）
西北马家军阀是如何起家的彦生
学习鲁班好榜样沈嘉禄
我在朝鲜度蜜月周月囡
北方赤色之剑
——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穆玉敏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风雨历程沈鸿鑫
超越国界的抗争
——45年前九名中国人海外遭政治绑架纪实胡逢
电影《农奴》背后的西_藏_记_忆崔斌箴
犹太富豪哈同遗产争夺之谜马长林
外交档案解密著作海外出版佚事亘火
走进中南海的牙医曹家信（口述）岳云（整理）
孔府档案抢救记刘守华
早期华工在秘鲁吴若增
1956，梅兰芳第三次访日纪实胡逢
我家与盛家、宋家的陈年旧事杨大容（口述）宋路霞（整理）
“鉴湖女侠”秋瑾埋骨西泠之风雨沧桑陆茂清
外交档案揭秘创立新中国外事警卫制度唐军
花冈中国劳工跨国诉讼朱文楚
深藏在黔东南大山里的日军战俘营
——兼记抗战时期反战和平运动姜龙飞
一个国民党军官眼中的上海“失守”记
王楚英（口述）朱晓明臧庆祝关 健（整理）
【文摘】
十字路口的战争庄智娟 / 文
2009年是上海解放60周年。之前曾看过不少关于上海解放的文章，有称“5月25日，苏州河南岸全部解放”，或称“5月27日凌晨，上海市区和吴淞口方向的枪声渐渐沉寂，上海全部解放了”
。但在我的记忆中，并非如此。
在远离苏州河的地方，可能是25日已经解放。如袁雪芬先生的《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一书中提到，24日晚上枪炮声不断，25日上午，她已经在弄堂口看到解放军和安民告示，并且通知先前已经组织好的宣传队到八仙桥电台播音……
靠近苏州河，情况不同。我家住的北京路，与苏州河南岸只隔了一条不宽的厦门路，虽说25日清晨，解放军已经兵临楼下，但此地并未真正解放。确切地说，国共两军在家门前进行了两个半白天和两个夜晚的对峙，其时，居民们被叮嘱待在屋子里，不要外出。由于流言的传播，甚至到27日上午，我们还全家逃难，经小路逃往已经真正解放的南市亲戚家。
1949年5月，我家居住在北京路的大众螺丝店楼上，从我家二楼的窗子，向西南能看到芝罘路上的行人。
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路，似乎已经有五金一条街的雏形了。西邻是一家铜管铜材店，铜管店隔壁是位于北京路和浙江路拐角处的一家糕团店。东邻是一家油漆店，再往东有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和万昇酱园等店。而今这些大店小店统统不复存在，从浙江路至福建路的北京路北侧，成了一统的京都科技城。我家的对面是森昌和源裕两家五金器材店，源裕店西侧是一条与牛庄路相通的弄堂。由于惧怕散兵游勇抢劫，那时上海的弄堂几乎都装了铁门或者木栅门。
0000住在通衢大道上，站在窗前，街景尽收眼底。平时北京路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常见警察拿着车夫的座垫，刁难车夫，由着车夫在后面苦苦哀告；小乞丐们拦着挑夫，争抢剩饭剩菜……临近战时，则经常见到装载着头戴钢盔大兵的卡车隆隆而过，只是临到解放前数天，运兵的车没有了，大兵们只能步行。一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北京路上行进。这些国民党兵衣衫肮脏，神情疲惫，队伍中还不时出现拉东西的羸马。他们向东走啊走，足足走了一个小时都还没走完，一位在我家作客的亲戚也因此被堵。他说，这些兵应该是往高桥方向去的。因为北京路向东是黄浦江，这中间没有能安置这么多军队的工事。到底这些队伍是撤退还是到高桥去增援的，没人知道，但看那垂头丧气的模样，估计是前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交通是整个瘫痪了。这时有一个少年，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就横穿队伍过马路，这下不得了，那些兵揪住了他暴打……我姐姐那时是六年级的学生，学校里颇有些教“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类进步歌曲的教师，因此小小年纪很有些正义感，正好写周记没有材料，于是就把这情节写进周记里，并且发表议论：“既然打老百姓有那么大本事，为什么还从前线败退下来……”她的国文兼级任老师在她的周记后写了评语：“这种题材的周记尽量不要写……”他怕我姐姐不好好看他写的评语，在课堂上故意留出时间，让每位同学仔细阅看他写的评语。我姐姐翻看时，他走到我姐姐的座位边，低下头，轻轻对她说：“等会儿回家把这几页周记撕下来……”
电影《战上海》中所描述的，国民党军为歼灭_中_共更多有生力量作战略后撤，国民政府因此而庆祝胜利的高音喇叭宣传车也曾在窗下缓驶而过，卡车上油头粉面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呼口号发传单，更是当年街头难忘的一景。
我上学的湖州旅沪小学在苏州河北岸的开封路上，每天必须四次往返于浙江路桥。白天，浙江路桥南北的桥堍上，装满黄沙的麻袋，垒起比人还高的四方工事，大兵们既可以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站在上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也可以躲在工事里往外打冷枪；入夜，带着令人毛骨悚然凄厉叫声的是警察抓人的飞行堡垒……我们学校隔壁的南洋女子中学被抓走好几位进步师生，我一位表姐正在此校求学，平时倾向进步，当我们把从老师那儿听到的消息告诉父母时，父母马上与舅舅家联系，知道那几天，舅舅舅母已经把表姐关在家里不准她出去，因此未遭毒手。
紧张的几天，家里不让我们上学了，在郊区上海中学读书的哥哥也回来了。他说，那边的枪炮声远比市区响，学校只能提前放假。经历过八年沦陷的上海市民，都自觉地备战备荒。父母除了准备了上百斤的粮食煤球外，还花了一枚银元买了一百斤小黄鱼，盐腌了做成咸鱼干，用绳子穿着，东一串、西一串地晾着，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鱼腥味。
虽说战争可能马上降临，但不谙人事的孩子们照样下楼嬉戏，马路两侧店铺正常营业，除了装载大兵和军械的车辆时有驶过外，与平时相差无几，福建路口二层楼的大菜场供应也还丰盛。直至5月25日清晨，情况这才大变。一家人醒来，突然觉得窗外特别安静，推窗观看，家家店铺打烊，马路上没有来往行人，原来窗外已成了战场。我家楼下大众螺丝店的店主姓周，他和伙计住在对过弄堂里。我们起床不久，他和店里伙计跑过来察看铺面和探望我们。从他的口中，我们知道战争已经确确实实降临了，而且两军正对峙在十字路口的北京路和浙江路上。北京路是解放军占领，毗邻的浙江路是国民党军队盘踞着。北京路上偶而有人从弄堂里出来，解放军就劝他们退回去，免遭流弹伤害；周老板家弄堂木栅门后，一开始挤满看热闹的人群，后来一个流弹远远飞过，栅栏门后的人顿时逃逸至弄内；而浙江路上出现人影，不管是百姓还是军人，国民党兵就开枪射击。周老板是先往东走一段路，远离浙江路后再穿过马路的，这样比较安全。据周老板说，除我们这儿外，南北方向包括福建路四川路河南路都是国民党军占领（桥头都有工事）。周老板走后，母亲用裹了被子的木板挡窗，全家退居后面的厨房和三楼卧室。哥哥们好奇，有时会到前屋拉开被角观看，母亲马上会把他们吆喝回来。
解放军进入市区，行进在南京路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除了偶尔的枪声外，安安静静的，没有激战或巷战的迹象。好在家中有粮有煤，水电未停，全家照常举炊吃饭，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前一天父亲因事滞留闸北未归，从闸北到北京路必须经过苏州河，他无法回家，打电话回来问情况。恰好姨父母作客留宿我家，父亲特别请姨父接电话，拜托他照料。电影《战上海》中出现国共占领区的双方，在战时还可以互通电话，有人置疑，但我知道这是事实。
屋外是战场，屋内的人照样吃饭睡觉，天对峙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家人的胆子大了，哥哥们拉开被角往外瞧的次数多了，我有时乘大人不备，也揭开被角偷偷地看一眼。一次，哥哥看时突然发出“啊呀”的声音，问他看见了什么，他也不答。后来他才回过头来说，他看到从芝罘路上出来个解放军，可能要穿过浙江路到北京路上来，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倒在芝罘路和北京路间、浙江路西侧一家饭店门口。不一会，芝罘路上又跑出一位解放军，把倒下的战士背在身上，左闪一下，右闪一下，躲着敌人的子弹跑回芝罘路了。中弹的解放军是牺牲了抑或只是负伤，无从知道。后来我每逢路过这里，就会想起那位战士。那家饭店一度成了几家小铺子，白云苍狗，几度春秋，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不会知道，当年有一位解放军战士曾血溅门前。
第二天近中午时分，只听得楼下有敲门声。一幢房子只住着我们一家，大哥十六七岁，正是抓壮丁的年龄段，母亲叫他躲到三楼，她自己壮着胆子和姨父下楼开门。门外是解放军，他们敲门是要水喝。母亲上楼拿水瓶，我跟着下楼，在楼梯半腰处偷看，见他们边喝水边吃自带的干粮，边回答姨父的问话，终又灌了些水走了。临走他们叮嘱道，千万别出去，待在家里不会有危险的。听了解放军同志的话，家人也就安心了，小孩子憋在家里很难受，为了免得我们淘气，大人们炸起油饼，尽管咫尺之外是战场，全家人在屋子里还是吃得很香甜。
本来是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坐等解放的，不知怎么的，第三天清早，从隔壁漆店的天井传来消息，说是泥城桥（今西藏路桥）那边着火了，不一会又传说大火已经烧到厦门路。因为在泥城桥旁边有两个大的煤气储气包，大家猜测可能是气包着火，所以火势蔓延如此之快。按此速度，不用一个小时，北京路也将成为火海。对门的周老板又过来问，要不要到他们那里去避一避，然后逃往安全区。通过电话知道姨父母住的南市已经解放，为了避免全家葬身火海，决定弃家出逃。先穿过马路，到对面弄堂的周家歇脚，然后雇车逃往南市。周老板很热心，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以一块银元一辆雇了两辆黄鱼车，全家加上姨父母大大小小十来口人带着些细软挤在两辆黄鱼车上仓促逃难。当时小弟弟因为断奶正和他的乳母隔离，此时也顾不得了，依旧由乳母抱着他坐车。
踏黄鱼车的人对道路很熟，先朝南穿出弄堂至牛庄路，再从牛庄路穿至宁波路、天津路、南京路……好在上海的弄堂很多都是两头通行的。平时熙熙攘攘的北京路、南京路，这时家家商店排门紧闭，除了偶尔见一两个解放军走动外，马路上寂静无声。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解放区——大东门巡道街的姨父母家。邻居们见我们逃难而来，都来向我们打听消息，听我们讲述逃难经过。我们也问他们是怎么解放的？回答很简单，国民党兵跑了，解放军来了，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放了。见我们人多，邻居们邀请我们晚上去挤着住，母亲和姨母酝酿如何分睡，主客双方都作着持久战的准备。母亲虽然也忧虑房屋的安危，但到底全家已经逃出来，因此尽量在孩子们面前保持镇定。倒是弟弟的乳母，因为担心近一年多的血汗添置的衣物将会被付之一炬，在暗暗垂泪。午饭后，姨父和两个哥哥决定沿原路回去看看仗打得怎么样了，房子到底烧了没有。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说是我们家住的北京路也解放了，房子好好的，什么西藏路厦门路着火，根本没有那回事。哥哥还捡了个子弹壳当宝贝似的炫耀。全家的高兴自不待言，于是雇了五六辆三轮车，欢天喜地浩浩荡荡地回家了。这次走的全是大路，沿途的商店卸下了门板或半开着门，路上拥挤着笑逐颜开的人群和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跟我们上午出逃时凄清状况大不相同。回到家里，屋子里什么变化也没有，鱼干还一串串的到处挂着，熟悉的咸腥味扑鼻而来。
解放上海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市民担心的恶战巷战，没有颓垣断壁，更没有孤儿寡母。28日，市面又恢复如初，我和姐姐背着书包一起上学。浙江路桥桥堍上，杀气腾腾的大兵没有了，空留下构建工事的沙包，昭示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
我一直以为麻袋里装的是黄沙，近日为写本文与兄姐谈起，他们说，那时哪来那么多黄沙，麻袋里装的是从附近四行仓库里搬来的黄豆和大米，由于露天放置日久，大米发黑霉变，掉在地下的黄豆有的都开始冒芽。
在学校里，老师同学见面彼此谈论那几天的境遇，因为战争结束了，个个兴高采烈。对小学生的我们来说，战争仿佛是放了几天长假，接下来上课交作业还是照旧，只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校董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陈蔼士，每周一的周会课上，不再有校长教导主任之类的大讲礼义廉耻和三民主义了……
上海是5月27日（农历四月三十）解放的，有形的战争结束了，无形的战争随之而来。不久，上海传出了什么“蒋委员长八月中秋回来吃月饼”的谣言。由于舟山迟至1950年5月才解放，因此之前又传出蒋委员长的“解放舟山，奉送台湾”之类的海口。多年来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共产共妻”之类的污蔑毕竟还有一定的蛊惑力，政权更迭对北京路上的小老板究竟是利是弊还是未知数，因此小老板们对流言的传播一度还是比较热衷……
几个月后，敌机轰炸上海，上海激战三昼夜都未曾断的民用电，此时却断了，全家过了一两个点蜡烛的夜晚……
《战上海》结束，续集保卫上海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了……
一封“中央来信”改写了我的人生——记篆刻家刘友石祁 谷 / 文、图“林泰之印”
刘友石《档案春秋》2007年第九期曾刊登过《我为宋庆龄保管五万元人民币》一文，文中有一处细节说到，当时如果要取用这些钱，必须凭宋庆龄的手信及盖上宋庆龄化名“林泰”的私人印章方可。这方“林泰之印”印章的篆刻者，就是本文主人公，沪上著名篆刻家刘友石。不过当年刘友石篆刻这方印章时，并不知道“林泰”就是宋庆龄。作为“集云阁”的高级工艺师、篆刻家，他是接到组织交办的任务，篆刻这方印章的。受命篆刻在刘友石早已不是次了（如1972年，他就曾受命为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篆刻印章）。知道“林泰”即宋庆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刘友石回忆道，“林泰之印”篆刻于1979年，篆刻任务完成后，他就把这事忘一边了。1981年5月宋庆龄逝世后，有关方面编辑出版了一本《宋庆龄藏印》。一天，刘友石偶然在该书第24页上看到了一枚朱文“林泰之印”的印章，不由一愣，这不分明是自己篆刻的印章吗，它怎么收进了《宋庆龄藏印》一书？为了进一步确认，他马上拿出自己留存的《篆刻档案谱》，查到这方印章。经确认无误后，刘友石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林泰”就是宋庆龄名誉主席！
0000刘友石原来在上海家具厂任会计，那么，他是如何由一名会计，成为沪上著名篆刻家，并多次受命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篆刻印章的呢？对此，刘友石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是一封“中央来信”改写了我的人生。
我一时不解：一封“中央来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中央来信”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故事，竟就此改写了刘友石的人生？
原来早在四十多年前，他这个业余篆刻爱好者即利用工余时间，精心篆刻了当时公开发表的数十首诗词印谱，然后寄赠给（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诗词，刘友石又全部予以篆刻并将印谱寄给）。数十年过去，上世纪末，中央有关部门在整理书房中的遗物时，发现了刘友石当年寄给的全部39首诗词印谱。经专家鉴定，觉得这些篆刻很精美，极具艺术欣赏价值；从布局和用刀看得出，作者有着相当功力，这些印谱值得出版。
正是由于出现这样的“序曲”，我在新千年前后，于不经意间开始走近了沪上书法家、篆刻家刘友石。
寻找印谱作者
那是新千年到来前夕的秋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远在北京的中国档案出版社周社长打来的（此前我曾前往北京采访《评点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经过，由此认识了周社长）。周社长在电话中说，中国档案出版社决定出版刘友石篆刻的39首诗词篆刻印谱，现在必须找到印谱作者，因为印谱作者拥有知识产权，所以只有得到印谱作者（或其家属）书面同意方可出版，但时隔40多年，为此，周社长希望我能帮他们尽快找到刘友石或其家属，以让这些精美的印谱能早日和广大读者见面。电话中，周社长向我提供了一个有关印谱作者的信息：刘友石将批作品寄赠的时间是1964年，寄出的信封上印有“上海家具厂”的字样，邮戳也表明寄自上海。据此判断，印谱作者刘友石应该是上海人，或者当时曾经在上海工作，而且极有可能就在家具行业。
这就是当时我电话受托的全过程。
出乎我意料的是，寻找刘友石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我预想中可能会遭遇的曲折。我先是将电话拨向沪上一家家家具厂，打听一位曾经创作过诗词篆刻印谱，并寄赠的名叫刘友石的人，我猜测这个名叫刘友石的人在单位里一定不乏知名度。
果然，后来我终于在拨向又一家家具厂的电话中，遇到一位知道刘友石其人的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刘友石的确是位书法家、篆刻家，但他早在“文革”前就已调出了他们厂，只听说是“归队”，至于具体究竟“归”到了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归队？”这话一下子给了我启发：刘友石既是书法家、篆刻家，莫不就此“归”到了这一方队？这样一想，我就把寻找刘友石的范围缩小了许多，我首先将目光锁定在了刻字厂。
这次很顺利，电话打过去，对方人事科干部听我在电话中讲清事情原委后，马上告诉我，刘友石曾是他们厂的高级工艺师，如今早退休了。后来我才知道，刘友石出生于1929年，当时已年过70，退休多年了。
当然，刘友石退休并不影响我找他。第二天晚上，我终于和刘友石通上了电话。
时隔多年，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刘友石在电话中听到我寻找他的原因和前后经过时，他在电话那端流露出的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激动。当时他在电话中听我讲明了找他的情由和经过后，他在电话中一连说了三遍：太意外了，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就因为他的这一激动，我顿时萌生了想采访他的念头。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在“文革”中掀起的疯狂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被“红色风暴”席卷裹挟的中国大地上怀着各种各样心理篆刻诗词印谱的一定不乏其人，但像刘友石这样，于1964年“文革”爆发前，即想到篆刻诗词印谱，并寄赠给老人家的，肯定不多，所以我很想听刘友石讲述，他当时是怎么想到篆刻诗词印谱，并寄赠给老人家的故事。
“中央来信”
几天以后，在当时毗邻南京西路的上海著名的花鸟市场一条街——江阴路一幢老式陈旧的居民楼楼顶阁里，我见到了刘友石先生。
刘先生中等身材，有些谢顶，一眼看去精神矍铄。当我知道退休后的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及常州老家两地，仍孜孜于书法篆刻，兼顾一些地方和社区文化事业时，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的养生之道吧。
刘友石说，他早年曾在家乡常州读过几年私塾，他的叔父刘公伯是位金石篆刻家，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15岁那年，他迷上了篆刻，后来就跟着叔父学起了金石篆刻，这点家学渊源可说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再后来，他就随叔父来到了上海。
刘友石说，我能有今天，当然跟叔叔有关，但关系更大的还是一封“中央来信”；是那封“中央来信”，改写了我的人生，要不，很有可能我会在家具厂当一辈子会计，直到退休。刘友石关于“中央来信”的话匣子，就这样打了开来。
后来，刘友石拿出了一个大信封，从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份东西，一望而知，这就是他精心珍藏的那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寄给他的信函。
信函打开了，只见上面打印着如下几行字：
刘友石同志：
八月十二日寄给的信和你刻成的“诗词印谱”一本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盛意。
原信和诗词印谱，我们已送阅。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五日（章）
看罢信，刘友石又小心翼翼地将“中央来信”珍藏起来。刘友石说，他珍视这封信，有如当年珍视的诗词。我想我能理解刘友石，正如歌唱家用歌声、画家用画笔、作家用美文表达各自的挚爱情怀一样，刘友石也找到了他表达这种情感的方式，那就是篆刻。不过，此时此刻，我更想了解的是，这封“中央来信”，究竟怎么“改写了”他的“人生”？
爆炸性新闻
刘友石在上海迎来了解放。此后他进夜校读了三年会计专业。1954年毕业后，刘友石走上了工作岗位，只是他跨进的不是机器轰鸣的工厂，而是坐落在闸北区的一家小规模家具合作社。不久，这家家具合作社归并给了上海家具厂，刘友石任厂里的会计。工作之余，书法、篆刻仍是他的业余爱好，有空便写，得暇就刻。
刘友石的创作高峰出现在1961年。这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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