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之道·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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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罗伯特·毕可思
出版社浙江人民
ISBN9787213112652
出版时间2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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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28元
货号31968251
上书时间202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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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罗伯特·毕可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中国近代史、英国殖民史多年，曾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名誉教授，有多部历史著作问世，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有：《帝国造就了我》《瓜分中国》及入围2018年沃尔夫森历史奖的《滚出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国耻，如何缔造了民族主义的中国》。
目录
缩略语列表 – / – 0 0 1
有关音译的说明 – / – 0 0 3
第一章 太古 – / – 0 0 5
第二章 利物浦的世界 – / – 0 1 1
第三章 方向 – / – 0 4 3
第四章 怪异的革命 – / – 0 7 1
第五章 香港的甜蜜气息 – / – 0 9 5
第六章 事业在途中 – / – 1 2 3
第七章 航运人士 – / – 1 5 5
第八章 新时代 – / – 1 8 5
第九章 新中国 – / – 2 1 6
第十章 构建桥梁 – / – 2 4 4
第十一章 灾难 – / – 2 7 7
第十二章 飞行 – / – 3 1 4
第十三章 制造亚洲 – / – 3 5 2
第十四章 制造香港 – / – 3 9 4
第十五章 此时 – / – 4 3 9
第十六章 现今 – / – 4 4 8
致谢 – / – 4 5 0
档案来源 – / – 4 5 4
尾注 – / – 4 5 8
插图与照片的出处说明 – / – 4 6 0
注释 – / – 4 6 8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记述绵延两百年的商业巨无霸太古集团诞生、发展、鼎立的历史巨著。
太古集团最初只是英国利物浦一家贸易小公司，经历近200年，六代人的艰难跋涉，从经营染料、棉花和苹果一路逆袭、发展，成长为囊括人类衣食衣住行的商业集团，业务遍及全球，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格局。
本书完整地阐述了太古集团的历史脉络、家族嫡系、商业策略、突破困境的历程及领导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和人生的所思所想，是一部贴近近现代生活的历史实录，对于当前的读者了解近现代商业规律和当前经济发展前景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
精彩内容
中国迎来动荡的时局。战争既带来破坏和毁灭，也创造了机遇。长江各口开放，通商口岸又增加几个，外国军队及作战舰队对物资的大量需求，还有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日渐猛烈的围剿造成的物资需求，吸引了各路资本、专业人士、冒险家和投机者进入上海。1860年春，太平军从首都南京向周边发起一系列攻击，同年8月攻入上海郊区。
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整个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人员纷纷逃亡，其中包括在苏州、扬州和杭州做生意、与各国商人往来密切的人们。迫于形势，英法两国派军保护这些通商口岸，并在沿线袭击太平军，理由是太平军已经成为滋扰贸易正常开展的祸患。接下来几个月，在英法联军的保护下，投机商建起一条又一条街道，供逃亡者居住，创办一份又一份为中国商人发声的报纸，迅速建起新的码头和仓库，召集船队，还想尽办法找来新船。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人们口中的上海不过是一处默默无闻、偏安一 隅的外国定居点，这场起义之后，变成了一座人口众多、多国民众往来交流、富于创新与开拓且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新开放的镇江、九江、天津和牛庄口岸计划建设沿岸外滩，外国商人于是把所有能买的土地都买到手，好占据有利位置，从新的贸易机会中获益。
接下来的1862—1863年，兰开夏郡的巨大需求让上海的原棉价格暴涨。这是多么丰厚的一笔财富啊。所有商人对中国商机的兴奋之情都在黄浦江边喷薄而出。如今，上海就是机遇的代名词。1864年，《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开玩笑说，这座城市是“当今商业人士的埃尔多拉多（传说中富裕且神秘的掘金之地）。”一些在上海发迹的商人也将上海称作——“充满希望和财富的埃尔多拉多”。 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在来上海的途中这样写道，“淘金热的种种狂热，都能在来这座城市的途中感受到”。1865年1月初，仅一个星期内，就有30多个怀着满腹希望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1］于是，就在北大西洋贸易因美国内战持续而陷入不稳定的时候，东方的机会正充满诱惑地向商人们招手。
但这场完美的机遇风潮昙花一现。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轰然倒塌并覆灭，更甚的是，1865年美国南部联盟战败投降，棉花出口戛然而止，南北统一带来的和平摧毁了许多人靠做投机生意暴富的梦想。1866年5月，伦敦最大的一家贴现银行倒闭，因此引发金融危机，使许多外国公司的处境更加困难。此前因太平天国起义而涌入上海的难民又不得不卷铺盖返乡，形成“大规模人员外流”。土地和财产价值暴跌，估计有50万英镑的外国投资因基础设施闲置而被套牢。对此，英国领事若有所思地说：“1863年秋天到1865年春天见证了如此彻底的繁荣逆转，这种现象前所未见。”全盛时期的“上海热”，其狂热程度只有此前报道中的“澳大利亚淘金热早期”才能与之匹敌。 ［2］商业过度扩张，人也一样，喧嚣繁华的“快生活”文化吞没了这些身在中国的外国商人，赛马场和博彩成为商业生活的核心。当时一位商人破产，他的马厩被拍卖，在这样一个难得有机会骑马的城市里，此人居然拥有9匹马和一辆马车。显然，这位商人在破产之前为面子花了不少钱；还有一位商人，3年内购买了价值3,000英镑的家具（约相当于2019年的28.3万英镑），这哪里是在布置家里，分享就是在彰显社会地位（之后查明此人的这笔钱是非法所得，他也因此被判入狱）；有一家公司，职员每年的食物和饮料津贴高达1,500英镑；还有一家公司，每年在员工身上花费2,000英镑，还不包括房租、酒水和工资。最后这两家公司都破产了。1867年1月，一位交易员还在为自己梦想破灭，没能迅速发财，然后在家颐养天年而耿耿于怀，他还说，只有怡和洋行的财务不用担心面临公众怀疑。 ［3］尽管如此，一系列条约缔造的新时代，其根系仍然稳固，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让这些根系扎得更深、更广。在一个对外国商人、外国思想、外国商品和外国船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的中国，仍然有着 大把的机会。到上海谋生的人少了，但仍然有很多人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在这个通商口岸看到了机会，感受到了安全，也仍然有人怀着梦想从英国港口上船，前往东方。
1866年11月下旬一个寒冷的下午，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这座城市刚经历了一场严寒，所以地面很硬，天气异常干燥。 ［4］他乘坐的是半岛东方蒸汽航运公司（PeninsularandOrientalSteamNavigationCompany，简称半岛东方）运营的“亚丁号”，这艘轮船于5天前离开香港，迎着呼啸的北风，穿越巨浪，沿海岸一路航行。
“亚丁号”开出了半岛东方允许的最大航速，9月28日，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在马赛登上前往亚历山大港的轮船，再坐火车南下驶往开 罗，途径正在建设中的运河工程，抵达苏伊士，在法国登船启航的4个星期之后，到达孟买。他此行是有目的而来，带着一份刚刚签署、代表公司新方向的协议，还有年轻的办事员威廉·朗（WilliamLang）。朗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南美商人的儿子，其父亲1865年破产后，不得不到别处谋生。
两人从孟买启程前往新加坡，在香港的港口只待了90分钟就继续向北航行。“亚丁号”进入最宽处近112千米的长江河口，沿着一条几乎难以察觉的航道穿过移动的沙洲，驶向距离大海64千米的南岸黄浦江 口。“亚丁号”可能停泊了一夜，清晨时随着潮水驶入黄浦江，经过一 艘简陋的灯塔船，朝着被低矮的草木河岸包围的入口前行，周围散落着 一座座废墟状的堡垒。后来到此地的查尔斯·戴斯（CharlesDyce）回忆说：“河水本身是污浊的黄色。”［5］在他的记忆中，河岸很低，一 些树木看起来有种令人极度忧郁的感觉。在偏上游处的吴淞口，船只路过一个海关站和接驳船只停泊的港外锚地，这是一座漂浮的鸦片仓库。 过了这片锚地之后，两人看到更多水运景象，还有远处的房子和其他建筑，最后是码头，还能看到一座美国教堂的方塔，接着，外滩和一栋栋建筑映入他们的眼帘。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下了“亚丁号”之后，很可能是乘着舢板船到了岸上，从此踏入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1842年，此处原本划归“英国管辖”，面积也不是很大，正对着黄浦江，从北部的吴淞江（外国人称之为苏州河）一直到洋泾浜，是法租界的界河。外国公司的办公室、上海总会、海关大楼（这是外滩唯一的中式建筑）、新完工的共济会大厅以及英国领事馆的大院就坐落在外滩上。码头和仓库也从河堤延伸到江中。美国在吴淞江以北划了一片租界，但只沿着吴淞河和黄浦江 的北岸修筑了近两千米，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荒着。1863年，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合并，由同一个管理机构管理，即后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在这座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工部局控制了近8平方千米的土地。法租界环绕着上海这座大致呈椭圆形的围城的东侧和北侧，跟公共租界的布局 一样，从外滩向西延伸了近两千米。在长江东面，可以看到一排细长的造船厂和仓库，其中有一块墓地，面对着绵延数千米的浦东平原，在晴朗的日子里，从教堂塔楼上可以将船只沿着海岸驶向长江入海口的风景尽收眼底。
沿着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南京路走到公园巷，能看到马场和看台。 再往前走，在居民区外，距离外滩5千米的地方，是静安寺路，这是一 条适合步行者和骑手的乡间小道。在外滩或外滩的公司大院内设有办公室和仓库，供外国员工及中国仆人住宿。花园中的植物，还有果树，很多都是外国人从各自家乡带来种上的，算是繁忙港口中的田园避风港。 外国公司的“商行”看上去更像是座小城镇，因为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理，也就是被称为买办的那些人，有数不清的人给他们办事，仆人也不在少数。位于外滩的旗昌洋行大院内，有两个茶棚、三座仓库、 好几间公司办公室、两栋外国职员的房子和一栋买办的房子、仆人和长工的住所、一个台球区和一家保龄球馆、一口井、一处花园和一间温室。 ［6］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生动地描述了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在上海第一个早晨醒来时的情况。那天是11月28日，中国农历10月22日，因为报头下方附上了农历日期，这也是当时对华贸易跨文化交流的明证。 黄埔江和吴淞江的海港边停泊着54艘帆船，23艘蒸汽船，英、法海军舰艇14艘。这些商船来自日本、不列颠群岛、北美东西海岸、新南威尔士州、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和俄罗斯太平洋沿岸。轮船往返于中国长江沿岸和日本，他们的业务被委托给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的公司。 事实上，这些货运清单和通知记载下的贸易和交流促使《字林西报》开 始每天发行，而它在前一年还只是一份颇为随意和悠闲的周刊，也是为中国商人提供的新型出版物。
这些说明，上海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1865年剧变后，外贸机构的重大变化在地产公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破产冲击陶氏公司，其位于四川路的房屋产权可随时转让；财大气粗的林赛洋行是19世纪4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三大英资洋行之一，旗下的地产公司广隆地产被肢解成几家小公司；印度银行和商业银行公司倒闭；在港口经营的11家银行中有4家关门；刚刚建成的上海九龙仓公司的大片场地正在出售；嘉伟洋行债权人于当天上午11点参加了罗伯特·麦肯齐（RobertMackenzie）在新成立的英国在华及在日最高法院的破产听证资格会。不过，也有很多新公司逆流而上，比如琼记洋行就在宣传他们在横滨新开的分店，因为刚到任的佣金代理人和茶叶检查员通知他们可以开展业务；米瑟尔·福布斯（MessrsForbes）正在为一家位于基隆的新公司J.B.菲尔德公司宣传他们的代理机构，该公司在其宽敞的院子里储备有“大量质量上乘的基隆动力煤”。
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商业世界，筛掉最初入行的那批人，淘汰1862—1864年趁乱发财的投机者。当时在华经商的有三大巨头，其中一 家便是实力雄厚的宝顺洋行，这家公司在几个月后倒闭，1865年因大幅裁员震动了当地的贸易从业者社区。
上海曾经是个荒凉又不稳定的地方，现在成了一座充满活力和时尚的港口城市，成了19世纪中期跨海而来的英国人在动乱中开拓的又一片新天地。
如今众多印刷商、银行、保险公司在上海落户安家，当地甚至还发行了一份新的幽默杂志《外滩画报》（虽然寿命不长）。《字林西报》则报道了大量有关社交、享乐的文章，此外还有报道外国人热衷于将家乡生活搬到上海的文章。那天下午，在赛马场大看台举行猎纸活动（指参与者需要跟随事先用纸或其他指示物标记的路线，跨越障碍到达终点的游戏），以迎接本季度首场跑马活动，当时共有30多名专程为“热烈场面和诸多乐趣”而来的选手参赛。第二天下午4点，万国商团步枪连会集合，开展行军射击活动（通常以晚餐结束），那些曾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一起休闲游玩的人，现在把家乡那一套活动也搬到了上海。 有了精力旺盛的美国人，短短9周内，一座宏伟的新剧院将建成，还有一家业余戏剧协会正在筹备中，成员都是主动要求参加；长笛演奏家让·雷穆萨（JeanRémusat）刚刚宣布下个星期二将在上海俱乐部举行“大型声乐和器乐音乐会”。
圣安德鲁协会邀请苏格兰人和“其他与苏格兰有关的人”参加第二届“为纪念主保圣人而举办的年度晚宴”，从中能看出海外英国人典型生活特征在上海的体现。戴斯虽然定居在中国，但他是伦敦人，来上海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苏格兰人或美国人，然而在上海，“他们的脚好像就放在家乡的壁炉边一样”。他还记得，该协会的成员“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都要向我们提苏格兰王国”。当天晚上有70人参加晚宴，他们唱歌、喝酒，“一直喝到天亮”。
这里有厌拜巴了华利啤酒厂（EmpireBrewery）采用进口的英国麦芽和啤酒花在当地酿造的“口感润泽的起泡艾尔啤酒”，还有其他公司提供的红葡萄酒、 一等香槟、上等雪利酒和白兰地以及洗啤酒和汽水。还有一些更枯燥无味的事情，即将到来的星期日可以选择三项新教礼拜仪式，以及法国领事馆附近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的弥撒。玛丽亚·简·考茨（MariaJaneCoutts）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爱德华。29岁的伦敦人罗伯特·佩奇·霍奇森（RobertPageHodgson）于同一天晚上去世，他是大清皇家海关的一名水上稽查员，随后被安葬在位于公共租界中心的山东路公墓。 ［7］清醒与放纵，学识与市侩，文化与低俗，同时还有出生、婚姻和死亡，都交织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口岸城市中。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在这块坚固、拥挤的土地上能找到容身之处吗？苏格兰人在圣安德鲁节上演唱的最后几首歌中，有一首是当时流行的歌曲，也是一首唱出了这一年生意场上黯淡光景的歌曲：当我们与穷苦之人一同啜饮悲伤的苦酒，让我们记住曾经的欢愉，细数昔日泪光；有一首歌永远回荡在我们耳旁；艰难岁月啊，从此一别成过往。
留下来的商人为那些破产同胞的离去感到遗憾，并希望“衬衫能无限量销售，茶叶和丝绸价格高涨”。当时的一家杂志社，在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新通商口岸的指南中指出：虽然“上海的虚假增长就这样戛然而止”，但它的区位优势仍然“能保证这座城市前景辉煌”。 ［8］经济虽然全面崩溃，但完善的贸易基础设施还在，工部局在动荡岁月中诞生，英国在华最高法院也因此成立。废弃的街道现在被煤气灯照亮，人们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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