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华北王”，晋系军阀首领阎锡山（山西省五台县） 行政毛笔任命书 任命刘廉克 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共 两页（有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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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锡山
年代民国28年 (1939)
页数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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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 [1-2]号龙池，山西五台河边村（现属定襄县）人。 [34]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3]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政府公派第六期毕业生， [33]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中国同盟会会员。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举为山西都督。北洋政府期间支持袁世凯称帝。 [4]民国六年（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 [5]先后设立公私合办的山西省银行、太原兵工厂等诸多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次年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民国十九年（1930年）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倒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 [6]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两面政策。 [7]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1日，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理， [8-9]以实现其亲自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5月2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葬于七星区阳明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后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期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33]期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2]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宣统元年（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山西爆发革命，清廷一片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禄贞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锡山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锡山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锡山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世凯恨之入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遂告失败。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攻山西。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阎锡山采纳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之时，阎锡山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即主管山西。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11]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世凯民国元年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所以，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二万元银币，接着又连电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保境安民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 [12]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祺瑞为师，遂得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兼任省长。 [12]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阎锡山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阎锡山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锡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北伐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锡山看到这一形势，乃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29日推阎锡山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锡山为委员。7月15日，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锡山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拥蒋北伐
主词条：二次北伐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2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
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锡山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介石的编遣方案。3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锡山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玉祥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锡山竟然将冯玉祥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锡山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锡山知蒋介石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 [13]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销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
东山再起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他还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与此同时，阎锡山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阎锡山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14]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自身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了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锡山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14]
造产救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消除蒋对阎锡山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锡山在晋见之前，曾于3月9日电蒋表示：“山（自称）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阎锡山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同时，阎锡山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阎锡山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阎锡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夹缝求存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遂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阎锡山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同年冬，日军炮制了“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威胁。在蒋、日、共三种势力面前，阎锡山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阎锡山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阎锡山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阎锡山停止防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
山西抗日
主词条：娘子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会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同年冬，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守土抗战”的口号进一步发挥，使之与“牺牲救国”结合。 [15]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7月31日，与中共方面的彭雪枫会晤。 [16]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7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一起赶到大和岭口，同阎锡山会谈。 [17]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锡山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战斗。中国军队坚守23天，予日军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10月初，在太原见到卫立煌。 [18]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阎锡山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新军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已发展为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抗战失利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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