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很担忧这些自相矛盾的特质对总统管理能力的影响;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感到十分困惑:参照我们对总统过去行为的了解,这些特质对总统近期及长期精神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偶尔口出不实之词或是言行不一,很自然会被误认为是政治手段。但是,如果全世界实权的人时常展现出这样丰富、严重而又难以治愈的心理症状——在我所见过的病人中要治愈这样的病需要花多年的时间——这的确需要深入研究,并即刻引起人们的关注。 小布什总统并非我的患者,但是“应用精神分析”能够让我们不经他的批准就了解他的心理状况。从简单的层面上讲,“应用精神分析”就是运用精神分析的原理分析任何尚未拜访心理咨询室的人。自从有精神分析以来,分析师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它对公众人物进行分析了。弗洛伊德以分析一些永远无法直接面诊的病例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理论,摩西、达·芬奇以及其他的杰出人物都是他的观察对象。 事实上,如果弗洛伊德活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情报部门一定会因为他的天赋而雇佣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鲜为人知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中央情报中心(编者注:下文简称布什中央情报中心),一大批精神分析师一直通过录音资料、录像和传记资料,运用应用精神分析学原理将当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详细心理档案提供给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及军方使用。专注政治领域的心理医生杰罗德·M. 普斯特博士曾描述过“远距离分析领导人性格以支持决策”的历史。他说精神分析和美国情报部门的结合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战略服务处正在进行两项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研究。这一尝试性的研究十分成功,60年代成立了专门部门。普斯特写到,起初,在中央情报局医疗服务处心理医生的支持下,他在情报局内部设立了“性格及政治行为分析中心(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Behavior,CAPPB)”这个部门,并获得了中央情报局高层的支持。 普斯特透露,1978年戴维营谈判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心理档案,帮助吉米·卡特总统掌控了谈判的局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在情报领域始终备受推崇。“在听证会上,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说自己十分担心不了解对手的意图。”普斯特写道,“中情局在近几次行动中遭受的意外挫折使得在政治领域熟练运用心理学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我们正在调动更多的资源研究外国领导人,包括外国元首及恐怖组织领导人,研究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行为。” 虽然在今天得到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可能是一件毁誉参半的事情,但是应用精神分析学仍然是了解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工具。当然,大家无法想象,让布什中央情报中心来对布什儿子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这只能是一项独立的研究,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通过CAPPB建立者普斯特提出的目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理解影响了领导人的核心态度、个性、领导才能以及政治行为的重要事件。” 我从未亲耳听小布什陈述过病情,所以这个研究并没有运用非常有效的移情与反移情手段。但是目前的环境提供了一些我在之前治疗中从未获得过的有利条件。和大家一样,我不用坐在心理咨询室里也可以聆听他的演讲和新闻发布会,观察他如何接人待物,观察他前后不一致的言行。尽管小布什努力控制和抑制自己,但是我还是通过他在公开场合中的行为和语言之外的种种迹象——这其中包括不断重复乏味的发言以及奇怪的英语用法等习惯——从中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讯息。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参考他的过去以及他的家庭生活。 能够运用这么详尽的传记资料可以提供许多有利条件。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分析,从一开始我们便十分了解小布什以及促成他性格形成的事件。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总是受到病人透露的个人情况的牵制,因为这些个人情况并非总按时间顺序来向我呈现。我必须在漫长的治疗过程里才能获得些许有意义的信息。比如,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的一位病人曾经失去了一位兄弟。他从未提起此事,只是觉得我对此应该已经了解。精神分析并非按线性来发展而是遵循环形的发现过程,这就像是要解开一个线团,应该弄松线头而非使劲拉扯线头。我们寻找口误,我们检查被遗忘的记忆碎片并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再确定这些元素是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隐含其中的真相。 因此,对小布什心理状况的研究也遵循环形模式。与按时间顺序进行的陈述不同,这样做能够更加贴合心理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以零散和流畅的时间组合来叙述。 我在临床心理治疗中所运用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应用精神分析学中。在聆听病人陈述的过程中,我同时注意我观察到的、想到的和感觉到的东西,不必请小布什坐在我的诊断桌前,我就可以获取许多有用的信息。我还可以引证许多我过去诊治过的类似性格的病例。后,我的理论方法为我提供了分析思路和参考框架,帮助我了解我观察到的东西并获得新的发现。 这一理论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小布什总统。简言之,与生俱来的的创伤会带来初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影响我们早期的情感发育而且也会影响我们的余生。这种焦虑的核心是:婴儿意识到出生以前那个幸福、宁静的世界荡然无存了,而他也促成了那个世界的毁灭——或许就是从他在子宫里踢打和试图离开子宫开始的。换言之,儿童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就意识到自己的破坏力,这是他与外部世界建立的初的关系。儿童对破坏力的掌握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并伴随他们直至成年,这些焦虑也始终伴随着他们。不管是表现出恐惧、负罪感、抗拒还是出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他们都在处理和控制这些焦虑情绪,然而,能在多大程度上处理这些焦虑情绪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十分重要。 过去三十年,儿童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a Klein)和其他人突破性的理论帮助我医治了无数的患者,并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克莱因所做的工作近得到了从精神分析师到牧师在内的治疗界人士的更广泛的认可。她的观点在21世纪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克莱因所强调的“破坏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情绪”不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也为分析小布什的心理状态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 要弄清楚世界上实权的人,他自身的破坏倾向恐怕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吧?有谁能坦率的站出来,声称这个世界已经在遭受某些国家、国外犯罪分子、以及一些与道义背道而驰的人的破坏吗?而且在我们所知的人当中,又有谁能够像这样表达自己想要破坏世界的意愿和能力?他具备摧毁一切的能力,无论是地球上多么遥远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还是我们国家的民权、经济、选举程序,甚至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一切的一切,他都能摧毁。 阐释小布什的攻击性只是克莱因模式下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小部分。因此我只是用简单又简短的术语解释了一下。这项研究绝非仅仅为了提出总统的一系列弱点,它的目标更加远大而且意义重大。总统在过去已经造成的破坏远没有他无意间流露出的线索更加具有启发性,这些线索关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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