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的自我成长 化解内在,重建内心稳定

导言

成书经历

创伤来访者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和强烈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治疗师如果对此缺乏理解途径，往往会在努力帮助来访者时感到挫败、困惑和无力。为什么他们好像在和自己开战？或者和治疗师开战？虽然来访者来诊是希望能从创伤相关的症状、事件带来的重负中寻求解脱，但从自我疏离转变到自我同情这一任务可能让人反感、不堪重负。来访者和治疗师都找不到语言去描述来访者身心内外上演的挣扎。当今心理健康领域不认为人格（personality）和身份（identity）可能是碎片化（fragmented）或区隔化（compartmentalized）的，治疗师也未受过足够的训练以理解那些分裂，更别说去理解这些目标与本能相悖的“自我”（self）为争夺控制权而发动的“生死之战”了。

我写这本书旨在分享一种对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来访者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方法，这类来访者向我们求助时通常携带着“绝症”诊断，例如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双相II型障碍（bipolar II disorder），甚至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在创伤治疗领域，30年以来，我和我的同道们是以“艰难的方式”逐步理解创伤的：来访者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侵入性的、压倒性的症状，以及那种活在只能等待被毁灭、被抛弃的身体里的感觉。由于缺乏为创伤来访者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法，我们都是“即兴发挥”的，自创出新的技术和干预，看看什么“管用”，然后保留那些“管用”的东西—要么因为干预有效果，要么因为来访者喜欢那种体验。

在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教员和督导在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创伤中心工作，神经科学研究使我们理解创伤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还有巴塞尔的信念“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Van der Kolk，2014），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随后，我们逐渐不再把创伤相关障碍仅仅视为事件导致的障碍，而是视为涉及身体、大脑和神经系统的障碍。神经生物学的视角也带来了另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变：如果大脑和身体天生具有适应性，那么创伤反应的遗留问题反映的一定也是某种追求适应的尝试，而不是病理学的证明。

从神经生物学视角看来，在临床上被视为卡顿（stuckness）、阻抗（resistance）、无法治愈的诊断，或者性格障碍的行为的种种表现，都只是反映了人的心灵和身体适应危险世界的过程。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保护来源”恰恰就是那位带来威胁的照顾者。每个症状都是身体提出的一种新解决方案，来为成长中的儿童或受威胁的成人创造某种安全的表象。现在我相信，来访者求助时提出的创伤相关问题，实际上都是一块块“红色英勇勋章”，比起个体意识层面记得的经历，这些问题更具表现力地讲述着当年发生的故事。

在我作为创伤治疗专家为人所知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来访者找我会诊，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康复？我的治疗师和我关系很好，但我的症状却没有缓解。我选错了治疗方法吗？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吗？”一次又一次，我听了太多来访者和治疗师屡战屡败的故事，却找不出“错误”或者被误导的治疗选择。更常见的是，我从督导的角度看到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忽视了的情况：来访者是碎片化的。来访者为了适应所需付出的代价是自我和身份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严重到使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变成了战场。我还注意到，当我向来访者讲解“解离性的分裂是对创伤事件的正常适应”时，来访者会感到释然。我首先向他们描述了结构性解离模型（structural dissociation model；Van der Hart，Nijenhuis & Steele，2006），然后使用部分、动物性防御生存反应等结构性解离模型的基础术语来解译他们的挣扎。通常在我讲述的时候，我会观察到来访者脸上露出成功辨识的神色，仿佛我并非在讲新概念，而是终于给了他们一套语言去描述他们早已辨识却无从描述的体验而已。结构性解离模型对他们来说似乎具有安慰性，而不是污名化他们或把他们说得“更疯狂”。该模型的核心要旨，即分裂只是让他们更好地在不安全的世界中适应并生存下来，能帮助来访者体验到碎片化是在证明他们的生存，而不是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缺陷，即使对那些非常骄傲、自恋的来访者来说也是如此。

当我用这种方式与许多来访者工作时，我能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到，当他们“采纳”或开始爱自己那些受伤、迷失、孤独的部分时，某种意义深远的事情便发生了。他们的自我贬低（self-disparagement）、自我憎恨和切断联系（disconnection），都开始自发地为自我同情让道。由于对自己“好一点”“照顾一下”或“抱有同情”的观念会引发厌恶和回避，我会帮助来访者“看到”他的儿童部分，并给予善良与关怀。随着他们与这些年幼的自我部分建立内部依恋关系，我便能观察到他们逐渐得到治愈。

“治愈”的标准当然是主观的：对于一些来访者来说，治愈意味着功能恢复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重新掌控他们的生活。但正如我在那些与年幼自我建立有爱的依恋纽带的来访者身上看到的，治愈可能发生在更加深刻的层次。他们与孩童时的自己“建立纽带”，羞耻感和自我憎恨便消融无踪，这让我确信，每个人左脑的“成人”一侧可以与右脑的“儿童”一侧联系起来，体验那个天真年幼的自己，然后自发地激起温暖和保护欲。与失落的儿童一侧建立纽带将改变来访者的内部状态，创造温暖、有爱、让人最终感到安全的环境。最可贵的是，这项工作不仅真的能带来改变，还简便易行，来访者只需习得与内心各部分建立内部依恋关系的基本技巧即可。

本书可供各流派的治疗师和更广范围的来访者使用。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能解决那些长期受创伤的患者面临的挑战，就像那些来找我寻求会诊的来访者一样。这些来访者不论年老还是年轻，均在艰苦奋战以求从创伤遗留问题中恢复，也困惑于为何病症并未好转，哪怕他们已经拥有良好的治疗、有效的安置、支持性的关系，乃至充实的当下生活。我还想描述一种有效的、充满尊重的与一些创伤来访者进行治疗工作的方式，这类来访者丧失了希望和社会功能，或者必须依赖医院、家庭和所爱之人的照顾，因为他们正在与自毁（self-destructive）冲动驱使的自杀、自残、成瘾或进食障碍缠斗着。尽管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早期的虐待和之后的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诊断有关，但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却很少被当成创伤患者治疗，其“边缘型”的症状也未被视为他们早年生活于不安全环境的必然、可悲的结果。感谢开明的马萨诸塞

州和康涅狄格州精神卫生部为我提供了在高风险患者身上试验本书治疗模型的宝贵机会。经过试验我发现，使用这个围绕创伤相关的分裂与区隔化组织起来的治疗模型后，这些患者开始稳定下来，能在保护机构的围墙外生活，也能理解那些对身体的攻击是自我的某个部分在尝试回避来自其他部分的痛苦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获得短期解脱。本书也是为一些创伤来访者而作的，他们“迈过了坎”，从事着受尊敬的工作，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活富裕、充实，但仍难以享受自己奋斗得来的优质生活。本书也旨在为一些人提供希望，他们的日常基本稳定，但内部感知到的生活质量仍与充满创伤的过往一样黑暗而痛苦，尽管他们外部的生活中不乏安全感、支持和有意义的事业。

本书描述的治疗范式并不局限于任一特定诊断。该范式应被用于所有创伤幸存者，不管来访者被诊断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与创伤相关的一般性诊断，诸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双相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解离性障碍，又或者从未接受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诊治。我的读者，如果你曾被其他人辜负、攻击、威胁、抛弃、恐吓或虐待，且仍承担着这些经历带给你的不管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的重负，或者你的工作就是帮助这样的人—我相信这本书会回应你的需求。

受到创伤经历影响的人，其内心会因痛苦的体验变得碎片化，他们心中有着彼此矛盾的想法。他们有时渴望爱与认同，有时更愿独居一隅，有时则又谨小慎微；面对曾经的伤害，他们有时行为过激，有时选择漠视，有时又反复自责。因此，即使已经过去多年，创伤者的内心依然总是有强烈的冲突感：一边是对当下情况的正确判断，另一边却是与创伤相关的感知和冲动。然而这些无法描述的冲突与矛盾，都源于创伤者内心碎片化的“部分”——其实，你的每一个部分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拼命帮助你适应生存与保护自己；其实，那些你一度失去的安全、信任与依恋，都能从你自己的心中重新找回。

雅尼娜·菲舍尔从神经生物学角度出发，在本书中阐释了她关于创伤、依恋及解离的理论和治疗模型：创伤者每一个碎片化的“自我”，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想治愈创伤，就需要将创伤者的自我疏离、憎恨转变为自我同情、接纳。她将自己的理论与感觉运动疗法、内在家庭系统等诸多治疗方法相结合，为创伤治疗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技巧，也为所有创伤相关障碍患者及未接受过诊治但也遭遇过痛苦经历的广大读者提供了理性、深刻的指点和温暖的帮助。

在创伤治疗领域30余年的临床实践工作中，雅尼娜·菲舍尔同无数创伤来访者一起，在治愈的道路上逐步走向温暖与光明。她帮助他们建立爱和接纳各个“自我”的能力，让他们真正走出创伤的过去，重获幸福的当下。

[英]雅尼娜·菲舍尔（Janina Fisher）：感觉运动心理治疗研究所的助理教育主任、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国际协会（EMDRIA）顾问，曾任巴塞尔·范德考克创立的创伤诊所与研究中心讲师、新英格兰创伤与分离治疗协会主席、哈佛医学院讲师。创伤知情稳定治疗（TIST）疗法的创始人，著有《创伤后遗症的转化》（Transforming The Living Legacy of Trauma）等。

导言

第一章 创伤与结构性解离

第二章 创伤性记忆与解离部分

第三章 多重意识：咨访关系的调谐

第四章 正常生活的自我与部分的协作

第五章 自我理解与共情

第六章 创伤性依恋及其治疗

第七章 自我毁灭行为及其治疗

第八章 解离性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第九章 依恋纽带与内在调谐

第十章 内部依恋：加深联系与信任

第十一章 “挣来的安全依恋”

致谢

附录A 五步“剥离”法

附录B 为部分而做的冥想圈

附录C 内部对话技术

附录D 内部依恋修复的治疗范式

附录E 解离体验日志

附录F 友善四问

受到创伤经历影响的人，其内心会因痛苦的体验变得碎片化，他们心中有着彼此矛盾的想法。他们有时渴望爱与认同，有时更愿独居一隅，有时则又谨小慎微；面对曾经的伤害，他们有时行为过激，有时选择漠视，有时又反复自责。因此，即使已经过去多年，创伤者的内心依然总是有强烈的冲突感：一边是对当下情况的正确判断，另一边却是与创伤相关的感知和冲动。然而这些无法描述的冲突与矛盾，都源于创伤者内心碎片化的“部分”——其实，你的每一个部分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拼命帮助你适应生存与保护自己；其实，那些你一度失去的安全、信任与依恋，都能从你自己的心中重新找回。

雅尼娜·菲舍尔从神经生物学角度出发，在本书中阐释了她关于创伤、依恋及解离的理论和治疗模型：创伤者每一个碎片化的“自我”，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想治愈创伤，就需要将创伤者的自我疏离、憎恨转变为自我同情、接纳。她将自己的理论与感觉运动疗法、内在家庭系统等诸多治疗方法相结合，为创伤治疗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技巧，也为所有创伤相关障碍患者及未接受过诊治但也遭遇过痛苦经历的广大读者提供了理性、深刻的指点和温暖的帮助。

在创伤治疗领域30余年的临床实践工作中，雅尼娜·菲舍尔同无数创伤来访者一起，在治愈的道路上逐步走向温暖与光明。她帮助他们建立爱和接纳各个“自我”的能力，让他们真正走出创伤的过去，重获幸福的当下。

[英]雅尼娜·菲舍尔（Janina Fisher）：感觉运动心理治疗研究所的助理教育主任、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国际协会（EMDRIA）顾问，曾任巴塞尔·范德考克创立的创伤诊所与研究中心讲师、新英格兰创伤与分离治疗协会主席、哈佛医学院讲师。创伤知情稳定治疗（TIST）疗法的创始人，著有《创伤后遗症的转化》（Transforming The Living Legacy of Trauma）等。

“本书由创伤和解离领域的杰出专家之一撰写，为那些遭受复杂创伤的人和治疗他们的治疗师提供了希望和肯定。雅尼娜•菲舍尔用卓越的能力综合了最先进的创伤心理治疗方法，为解决长期创伤问题提供了一种出色而独特的思路。这本书写得很用心、很清晰、很精确，这本易懂又实用的书是对这个领域的杰出贡献。”

——帕特·奥格登（Pat Ogden）

躯体心理学先驱，感觉运动心理疗法、感觉运动心理治疗研究所创始人

“这本书以优美而细腻的文字讲述了应如何对待那些认为已经无望的来访者，它是创伤工作从业者的bi读书。它将把你带到全新的领域，使你能够真正触碰你的来访者，并在他们失去自我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请享受这本书吧！”

——苏·约翰逊（Sue Johnson）

情绪聚焦疗法创始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临床心理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