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建安二十六年:历史与文学书写的三国魏晋故事 李庆西 9787805548203

我不是历史学者，因为研究《三国演义》这类“讲史小说”，不能不考索其中的历史情景。从文学叙事进入历史叙事，不是寻索所谓史实或真相，而是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对二者异同之处加以辨析和领会，进而理解各自表述的旨趣。
 三国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环视其前后，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廓然而现。从汉末诸镇纷争乱局演化为三国鼎峙，再到三国归晋，旋而八王之乱，然后是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兵戎相见不仅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亦是政治伦理的冲突。分合之际，天翻地覆，总是以血流漂杵方式宣示帷幄中的意志与谋略。这一切故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而历史的漶漫之处或是更容易打开想象的空间；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不同的声音里传递着不同的思维或理念。
 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不是什么新方法，从前就有考据本事的家数。从虚构文本中寻绎真人真事，即所谓“知人论世”。八卦钩沉，掺入几分揣想，又成索隐一派。尤其做《儒林外史》《红楼梦》研究，很多是这种套路。有人将考证本事视如西方文论所谓“原型批评”，其实不然，“原型”一般涉及神话隐喻，乃借以论证某些文学母题的本义及衍变，而不是将大观园内斗说成明珠、索额图的故事。不消说，这种寻绎本事的人肉手法也常用到《三国演义》研究，过去做曹操翻案文章，就是拿史著材料颠覆文学叙事，总以史家叙事为第一义。可在我看来，每一种文本自有其话语支撑，不妨研究各自表达的意义。
 既然作为“讲史”，小说有它自己的讲法，哪怕是拧着讲，自有它拧着讲的道理。其实，历史在国人心灵之中从来就是带有情感的叙事与想象，而史家记述未必没有想象或情感因素。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小说戏曲和宋元说话的三国，那个前后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过程，不见得让人们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三国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怀旧的话题。四十年前，做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的题目就是讨论《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当时那篇论文有幸被《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以头条刊发，对于一个刚从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自是很大的激励，之后又作了一篇阐释《水浒传》主题思维的文章，也发表在那家刊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风气以回归本体为要旨，我自然迷于成长性的文学创造，很快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所吸引，并没有将三国、水浒作为自己的功课继续专研。直到本世纪之初，才又回头探究《三国演义》和几部古典小说，这时思路已向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几方面拓开。近年出版的《老读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三国如何演义：三国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拙著，就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可是，写完三国那两本书，尚有若干讨论未尽的话题一直萦绕于心，亦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思路，这便是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章的写作缘起。
 这些篇什都是最近两三年所作。与前面两书不同，这里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

 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讲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是一种反历史叙事——三国之中最羸弱也最早出局的蜀汉，何以成为叙事主体，又怎样被注入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其实，从小说叙述的各个节点来看，故事并没有背离《三国志》给定的历史框架，人谓“七实三虚”，可谓不虚；可是陈寿的叙史法则明明以曹魏为正统，到了小说、戏曲里偏生变成蜀汉的光荣叙事，这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此中的反转不仅在于文学手段，亦可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更是重要因素。一种文化存在固然有其事实依据，但潜藏的情感和伦理意图不啻引导叙事方向的舵盘。
 文学存在的理由不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真相，只是历史以史著记载而存在，而文学的要旨在于如何演义。史家叙事跟小说家叙事自然各有其旨，对照各自的叙事话语方式，找寻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可以体会由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就三国而言，从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是一桩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
……
 有幸的是，本书各篇写作时得到众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读书》杂志卫纯先生，《书城》杂志顾红梅、齐晓鸽女士，《中华读书报》赵晋华女士，还有未曾谋面的贵州朋友李晁先生，在此一并致谢。陈平原兄拨冗为拙著题签，自有蓬荜生辉之感。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刘］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玄牡”是作为祭物的黑色公牛，《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桃园结义就用到此物，俗称作乌牛。刘关张结义是文学虚构，但不妨作为一个假定的历史起点，想象中江山社稷应该来自这种歃血叙事。
 汉献帝的建安年号至二十五年（220）已然终结。是岁正月，曹操薨，曹丕即魏王。三月，曹丕改元延康。十月，献帝禅位，曹丕做了皇帝，魏国年号为黄初元年。故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将此定为三国之开端。第二年蜀汉建国，刘备升坛祭天之日，自然不能以曹魏年号为标识，也不用曹氏改元的延康，便沿用献帝的建安年号，于是这个不存在的二十六年就成了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蜀汉章武元年（221）。
 刘备立国之由，可追溯到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构想，那是建安十二年“隆中对”的宏大旨意，当时刘备栖栖遑遑寄身荆州刘表那儿，诸葛亮陡然给他打开了空间想象。

一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兵败赤壁，始见三分天下之局。此际刘备根基未稳，荆州北部数郡仍是曹操的地盘。刘表大公子刘琦死后，刘备领荆州牧，但孙权命周瑜为南郡太守（实任而非遥领），而洞庭以东几乎都在东吴控制中。这跟《三国演义》的叙述不大一样，小说里赵子龙取南郡，因有“一气周瑜”的故事。其实刘备很憋屈，只能将州治挪至江水（长江）南岸的油江口（更名公安）。名义上刘备得了荆州，能够掌控的范围却很有限，主要是南郡之江南部分，加之战后所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南部四郡。后来曹魏出兵汉中，刘备为结援东吴，又让出一半地盘，双方以湘水为界“遂分荆州”，也就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详《吴志·吴主传》建安十九年）。
 换个角度看，战后的局面不妨说是三分荆州。处于东吴与曹魏挤压之中，刘备处境依然艰难，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须尽快付诸行动才是。刘皇叔要复兴汉业，须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历史的书写往往提供了榫卯对接的机遇——建安十六年，曹操派钟繇进剿占据汉中的张鲁，这让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便采用张松之策，请刘备入蜀讨伐张鲁（《蜀志·先主传》）。
 对刘备来说，这正是天赐良机。倘若让曹操占了汉中，继而拿下益州，他这边“跨有荆益”的设想岂不成了画饼之谈。之前，孙权已向刘备提出两家联合取蜀，刘备当然不愿东吴插一杠子，自是坚辞回拒。东吴久已觊觎巴蜀之地，早在建安五年，鲁肃与孙权对榻而谈，擘画了一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拓疆宏图。鲁肃原初的设想是划江而治，与曹氏二分天下。尽管刘备拒绝联合取蜀之议，孙权还是派孙瑜（孙权从弟）率水军进驻夏口，打算溯江而上。但通往巴蜀的水道要经过荆州西部，无奈这西进路线就卡在刘备手里——“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潺陵”。孙权无奈，暂且撂下取蜀之念（《蜀志·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到这会儿，汉末诸镇只剩益州尚未陷入董卓死后的兼并战争，曹孙刘三方都盯着这最后一块肥肉。不过，曹操眼前还有麻烦事儿，马超、韩遂诸部盘踞关中已构成威胁，派遣钟繇讨张鲁只是虚晃一枪。胡三省《通鉴》注称之“伐虢取虞之计也”，有谓“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军入关中，西凉诸部果然俱反。曹军陷入渭水恶战，不遑进讨汉中。
 汉中的张鲁实是刘璋的肘腋之患，此际双方已剑拔弩张。汉中地处益州东北部，东邻荆州，北边与雍州接壤，从长安通往益州的官道必经此郡地界。张鲁以五斗米道集合信众，盘踞汉中多年。过去刘璋老爸刘焉保州自守，对张鲁实行绥靖政策，纵容其“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又封为“督义司马”（《蜀志·刘焉传》），以致米贼愈益骄恣而嚣张。到刘璋这时，张鲁已是完全不听招呼。刘璋一怒之下杀了他老母一家。事情闹大了，刘璋这“牧二代”对付不了张鲁，又怕曹操插足其间。
 其实，之前刘璋多次遣使“致敬于曹公”（《蜀志·刘二牧传》）。原本大概想请曹操帮他搞定米贼。他派张松去见曹操，人家正忙着追歼刘备，又逢赤壁战败（按陈寿说法是“军不利”），无暇搭理这位使者。结果张松回来“疵毁曹公”，劝刘璋断了依傍曹操的念头。不过，陈寿这段叙述有些混乱，将张松出使之事扯到建安十三年之前，从刘备襄阳大撤退直到赤壁大战之后，好像张松一直羁旅曹营，等着听信儿。这说法有些不靠谱。传中又说曹操征荆州之前“已定汉中”，亦明显有误。张松在曹操那儿受冷落不假，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亦作此说，这是他转而交通刘备的根由。
 张松的恚忿在《三国演义》中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小说综核诸史，描述张松转而往荆州访刘备，献西川地图，又与法正、孟达密谋引刘备入蜀……这一系列情节丝丝入扣，相比史家叙事，小说家这儿显得清晰而合理。当然，不全是张松的个人意气，他和法正等人之所以暗投刘备，小说大抵归结为“良禽择木而栖”的动机，或曰弃暗投明，或曰士为知己者死。当然，这也是烘托刘备的政治正确和人格感召力的手法。不过，在陈寿笔下，同样是无间道的戏码，却完全是利益驱动。《先主传》称“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备在这两人身上花了大价钱，所以他俩不遗余力游说刘璋。传中又谓刘璋派法正带领四千人去接刘备入境，而法正得了刘备的好处，便是“因陈益州可取之策”。
 曹操没来，刘备来了。这是建安十六年（211）。

本书从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谈起，从历史记载与文学书写的双重角度，梳理了诸葛亮北伐、空城计、伏甲设馔等大众读者耳熟能详的三国魏晋故事，通过对比《三国演义》等小说中文学描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历史叙事的取舍与真伪，分析了小说与史书叙事存在的诸多歧异。书中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是作者作为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末附录一篇，是《三国志》阅读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作者读史的心得体会。
 与作者的《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不同，本书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历史也许并不比文学更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比史家也许更懂得国人接受心理、更能够理解历史人物心理，也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所能承载的自我效能价值。

李庆西，1951年出生，现居杭州。曾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为上海《书城》杂志执行编委。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著有小说《不二法门》《小故事》《大风歌》，评论随笔集《文学的当代性》《寻找手稿》《话语之径》《闲书闲话》等，以及古典小说研究专著《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水浒十讲》等。

自 叙…………………………………………………………………………………………001

建安二十六年

——刘备、诸葛亮、庞统、法正，蜀汉建国时间与事件……………………………………001

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北伐叙事讨论………………………………………………………………………036

代汉·祀汉·去汉

——魏蜀吴的国家构想及叙事话语……………………………………………………………068

空城计札记………………………………………………………………………………………102

伏甲设馔，掷杯为号……………………………………………………………………………122

“丈八蛇矛”及其他……………………………………………………………………………147

语词三国…………………………………………………………………………………………170

三国戏蜀汉叙事种种

——以杂剧、传奇为对象………………………………………………………………………189

乱世·衣冠·风流

——兼说《世说新语》的人物观………………………………………………………………208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其人及《晋书· 桓温传》之叙事学………………………………………………231

附 录

时间、地理及三国史架构

——《三国志》阅读笔记………………………………………………………………………251

基本文献…………………………………………………………………………………………288

建安二十六年是一个不存在的年号，却明确载入一份历史文献，见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备登基之日，祭告天地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刘］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玄牡”是作为祭物的黑色公牛，《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桃园结义就用到此物，俗称作乌牛。刘关张结义是文学虚构，但不妨作为一个假定的历史起点，想象中江山社稷应该来自这种歃血叙事。

汉献帝的建安年号至二十五年（220）已然终结。是岁正月，曹操薨，曹丕即魏王。三月，曹丕改元延康。十月，献帝禅位，曹丕做了皇帝，魏国年号为黄初元年。故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将此定为三国之开端。第二年蜀汉建国，刘备升坛祭天之日，自然不能以曹魏年号为标识，也不用曹氏改元的延康，便沿用献帝的建安年号，于是这个不存在的二十六年就成了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蜀汉章武元年（221）。

刘备立国之由，可追溯到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构想，那是建安十二年“隆中对”的宏大旨意，当时刘备栖栖遑遑寄身荆州刘表那儿，诸葛亮陡然给他打开了空间想象。

一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兵败赤壁，始见三分天下之局。此际刘备根基未稳，荆州北部数郡仍是曹操的地盘。刘表大公子刘琦死后，刘备领荆州牧，但孙权命周瑜为南郡太守（实任而非遥领），而洞庭以东几乎都在东吴控制中。这跟《三国演义》的叙述不大一样，小说里赵子龙取南郡，因有“一气周瑜”的故事。其实刘备很憋屈，只能将州治挪至江水（长江）南岸的油江口（更名公安）。名义上刘备得了荆州，能够掌控的范围却很有限，主要是南郡之江南部分，加之战后所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南部四郡。后来曹魏出兵汉中，刘备为结援东吴，又让出一半地盘，双方以湘水为界“遂分荆州”，也就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详《吴志·吴主传》建安十九年）。

换个角度看，战后的局面不妨说是三分荆州。处于东吴与曹魏挤压之中，刘备处境依然艰难，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须尽快付诸行动才是。刘皇叔要复兴汉业，须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历史的书写往往提供了榫卯对接的机遇——建安十六年，曹操派钟繇进剿占据汉中的张鲁，这让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便采用张松之策，请刘备入蜀讨伐张鲁（《蜀志·先主传》）。

对刘备来说，这正是天赐良机。倘若让曹操占了汉中，继而拿下益州，他这边“跨有荆益”的设想岂不成了画饼之谈。之前，孙权已向刘备提出两家联合取蜀，刘备当然不愿东吴插一杠子，自是坚辞回拒。东吴久已觊觎巴蜀之地，早在建安五年，鲁肃与孙权对榻而谈，擘画了一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拓疆宏图。鲁肃原初的设想是划江而治，与曹氏二分天下。尽管刘备拒绝联合取蜀之议，孙权还是派孙瑜（孙权从弟）率水军进驻夏口，打算溯江而上。但通往巴蜀的水道要经过荆州西部，无奈这西进路线就卡在刘备手里——“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潺陵”。孙权无奈，暂且撂下取蜀之念（《蜀志·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到这会儿，汉末诸镇只剩益州尚未陷入董卓死后的兼并战争，曹孙刘三方都盯着这最后一块肥肉。不过，曹操眼前还有麻烦事儿，马超、韩遂诸部盘踞关中已构成威胁，派遣钟繇讨张鲁只是虚晃一枪。胡三省《通鉴》注称之“伐虢取虞之计也”，有谓“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军入关中，西凉诸部果然俱反。曹军陷入渭水恶战，不遑进讨汉中。

汉中的张鲁实是刘璋的肘腋之患，此际双方已剑拔弩张。汉中地处益州东北部，东邻荆州，北边与雍州接壤，从长安通往益州的官道必经此郡地界。张鲁以五斗米道集合信众，盘踞汉中多年。过去刘璋老爸刘焉保州自守，对张鲁实行绥靖政策，纵容其“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又封为“督义司马”（《蜀志·刘焉传》），以致米贼愈益骄恣而嚣张。到刘璋这时，张鲁已是完全不听招呼。刘璋一怒之下杀了他老母一家。事情闹大了，刘璋这“牧二代”对付不了张鲁，又怕曹操插足其间。

其实，之前刘璋多次遣使“致敬于曹公”（《蜀志·刘二牧传》）。原本大概想请曹操帮他搞定米贼。他派张松去见曹操，人家正忙着追歼刘备，又逢赤壁战败（按陈寿说法是“军不利”），无暇搭理这位使者。结果张松回来“疵毁曹公”，劝刘璋断了依傍曹操的念头。不过，陈寿这段叙述有些混乱，将张松出使之事扯到建安十三年之前，从刘备襄阳大撤退直到赤壁大战之后，好像张松一直羁旅曹营，等着听信儿。这说法有些不靠谱。传中又说曹操征荆州之前“已定汉中”，亦明显有误。张松在曹操那儿受冷落不假，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亦作此说，这是他转而交通刘备的根由。

张松的恚忿在《三国演义》中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小说综核诸史，描述张松转而往荆州访刘备，献西川地图，又与法正、孟达密谋引刘备入蜀……这一系列情节丝丝入扣，相比史家叙事，小说家这儿显得清晰而合理。当然，不全是张松的个人意气，他和法正等人之所以暗投刘备，小说大抵归结为“良禽择木而栖”的动机，或曰弃暗投明，或曰士为知己者死。当然，这也是烘托刘备的政治正确和人格感召力的手法。不过，在陈寿笔下，同样是无间道的戏码，却完全是利益驱动。《先主传》称“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备在这两人身上花了大价钱，所以他俩不遗余力游说刘璋。传中又谓刘璋派法正带领四千人去接刘备入境，而法正得了刘备的好处，便是“因陈益州可取之策”。

曹操没来，刘备来了。这是建安十六年（211）。

曹魏，公元220 年至265 年，凡四十六年。

本书从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谈起，从历史记载与文学书写的双重角度，梳理了诸葛亮北伐、空城计、伏甲设馔等大众读者耳熟能详的三国魏晋故事，通过对比《三国演义》等小说中文学描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历史叙事的取舍与真伪，分析了小说与史书叙事存在的诸多歧异。书中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是作者作为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末附录一篇，是《三国志》阅读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作者读史的心得体会。

与作者的《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不同，本书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历史也许并不比文学更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比史家也许更懂得国人接受心理、更能够理解历史人物心理，也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所能承载的自我效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