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门石窟の研究 1941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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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の研究 1941 初版

国内唯一现货 龍門石窟の研究

350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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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野 清一、長広 敏雄 京都帝国大学

出版社座右宝刊行会

出版时间1941

装帧精装

尺寸38 × 27 cm

页数642页

上书时间2023-08-23

求龙堂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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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九品
商品描述
《龙门石窟的研究》是在昭和十一年四月水野长广两位先生实地考察之后进行五年研究的成果,最终完成并出版。在濱田耕作博士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由于得到易簣的批准,才能公开发表本文,这无疑让两位先生非常遗憾。

我和靑陵博士于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一起去洛阳小旅行,途中游览了伊阙和石窟。因此,为了满足两位先生希望,我决定在本文中简述我们当时的回忆和这次小旅行所引起的感想,并且承担起写序言的责任。

三十一年前,我和另外一个人去河南旅行,出发地是京都帝国大学,目的是为了观赏从清朝研究部取来的敦煌古写经。除了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内藤,还有富冈、滨田两位讲师参加了这次旅行。当时在京都文科大学任教并从事国华编辑工作的瀧精一先生也随行前来。这次旅行对东西方文化以及艺术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此产生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我们创立了研究敦煌文献的一个新学科,即敦煌学。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菊池男爵同时担任东京地学协会副会长,并从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瑞师那里得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的第二次旅行归途将会经过北京,希望得到协会和本願寺的支持和邀请。于是男爵与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浜尾男爵商议,最终实现了两所大学、协会和本願寺的联合邀请,成为一次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盛事。

在京都泽文旅馆,我和堀贤雄师有幸听到了赫定博士关于选定新疆挖掘有希望地区的意见。我们把这些意见通过电报传给了正在京都总山进行考察的橘瑞超师。如博士所料,在阿尔泰山发掘了大量文献和资料,我们也有幸在京都总山看到了他收集的实物。

不久之后,浜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的毕业论文研究了法隆寺壁画,参考了博士的著作《穿越亚洲》中的出土佛像壁画,揭示了此前一直被称为甘达拉式的古佛像实际上经由中亚传入了东亚。因此,我们对山西云冈和河南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刻,直到飞鸟时代的佛寺历程非常感兴趣。后来,浜田和我分别离开了京都,他试图在河南旅行,我则对龙门产生了兴趣,因为它与《山海经》中郁父录的入水传说有关,而且里希特霍芬重视龙门石灰岩古生代地层的研究,我计划一举三得。然而,在此次旅行之前,当我从京都来到的时候,我曾经从咸镜北道进入所谓的间岛,在会宁城南的云头城(据传是宋徽宗帝的流放地)发现了一条具有干支纪年的瓦片,了解到金蒲鲜万奴的遗址。这时我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在旅行中,虽然没有发现含有古生代化石的石灰岩,但我观察了峡谷形成的伊阙地貌,想象了深潭的变化,这些印象至今仍然留在记忆中。特别是在北京看到端方氏藏品中的顾凯之所画的洛神赋卷时,我注意到其中描绘的因果经的树木形态与香山寺(白乐天遗址)登山径上的矮树完全一样,因果经所揭的树木仍然保留在这段水边之中,仍然难以忘怀。据水野君的说法,目前已经过去了30年,香山寺下的矮树已经消失,无法想象顾虎头是否进行了写生,非常遗憾。

我第一次了解到摩崖石佛是在学生时代,因为关野(贞)博士给我看了一张印度岩石寺庙的雕刻照片,后来才听说了甘达拉这个地名。在明治35年我在北京听说伊藤博士发现了山西的古木建筑,那时只对曲阜圣庙的汉碑和泰山的摩崖碑感兴趣,对佛像的艺术吸引力还没有体会到。后来看到奉先寺唐高宗所造的大石佛时,我觉得它与平安时期的东大寺卢舍那佛相比艺术价值较低,并且意识到地域差异,还参观了潜溪寺和其他北魏时代的佛洞,发现它们与法隆寺以外的风格完全不同。

我们两人为了观赏伊闕兩崖而花费的时间只有半天,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仔细地区分每个佛像和菩萨罗汉等,并参观其艺术。我们只是匆匆一瞥了蓮華洞的迦叶像,后来在观看沙玩蔓的照片时,得知他在越中立山剑峰发掘出来的类似于他手上的锡杖头部的三角形物件,现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激起了我模糊的记忆,了解到北魏时期开凿龙门石窟的登山杖实物也被修行者用于北越的高山开发。另外,经过五年的旅行后,在丰后地区发现了大分臼杵等石佛,才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日本摩崖佛的出色作品的存在,这也是这次经历的成就之一。特别是大分岩屋寺的各种像,它们诉说着在天平时代前后,随着洛阳长安的交通繁忙,大陆佛教艺术传入的情况,非常有意思。与之相比,臼杵西郊深田的石佛稍微晚一些,明确是平安时代以后的作品,无法直接与龙门的佛像做比较。然而,在昭和6年观赏了浙江省杭州西湖的石佛后,我们发现臼杵的摩崖佛的制作风格与吴越王钱氏盛行的唐末至北宋一百年间非常相似,认识到它代表了一段日支造佛史的时期。我们希望能继续与水野长广两位先生一起探索下降到龙门遗迹以下,追溯到唐末宋初一世纪的佛像制作,明确经由江浙地区传入的佛教艺术路径,揭示石佛中所见的东亚文化史的全貌。在公开完成这篇论文时,我与浜田先生一起踏出了中国内地考古学的第一步,回顾了三十年以来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虽然无法完全体会,但对将来的期望不容忽视。

昭和16年6月 小川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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