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新】【良好】茶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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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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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谷芳
出版社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87544773577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9787544773577
上书时间2024-12-0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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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在中国文化里,茶禅是一种文化创建,而其初始关键,就在一个个于此有心的茶人能“以禅入茶,以茶契禅”,作者在书中以“茶”、“禅”、“茶禅之立”、“茶禅之成”四个章节步步深入辨析,目的在于为中国之茶禅立基,引一可能之缘。《茶禅》由林谷芳所著。
作者简介
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北书院山长、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教授。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见书中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有省,遂习禅。同时间,亦因一段因缘入中国音乐。四十年间,于音乐,始终观照道艺一体;在修行,则“出入禅、教、密三十年,不惑之后,方知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禅子”,遂对向上一路,多所拈提,常以剑刃上事砥砺学人,标举宗门不共,所作恰可治时人“以禅为生命妆点”之病。
在禅与艺术外,1988年后又以海峡开放恰可印证生命所学之真实与虚妄,频仍来往两岸,从事文化观察与评论。
目录
……
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化里,茶禅“并不如许多人,包含茶界与佛门所以为的,是在恢复一其来有自、卓然而立的固有文化,它其实更是一种文化创建。”林谷芳在新作《茶禅》中,首次就“茶禅”概念做了清晰辨正。他认为茶禅的初始关键,就在于于此有心的茶人能“以禅入茶,以茶契禅”。在《茶禅》一书中,林谷芳从茶道文化与禅宗精神的流变出发,以“茶”“禅”“茶禅之立”“茶禅之成”四个章节步步深入辨析,目的在于为中国之茶禅立基,希望能有志于此的茶人,“立正知见,作深行履,蓦直而去”,成就中国茶禅。
相对于日本茶道立基于禅,中国茶文化之精主要缘于文人之参与,用事极尽世间之美。近年来中国茶有复兴之趋势,于道也较前多有观照,却往往 “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禅只作为生命装点,囿于表象,以致朱紫不清。究其缘由,一是因为禅在宋代以后衰落,如今中国茶文化的面貌成型于明代,另一则因后世文字禅、口头禅大兴,明季文人美学且趋于幽细唯美,在茶,上固人文挥洒,怡情悦性,下则溺于所执,玩物丧志。于此,林谷芳在书中从“茶之事”“茶之行”“茶之思”三方面切入,指出“茶,可以是生活,可以是艺术,可以是修行,世间人尽可以在此择一而为。而茶禅,核心自在于修行,但此修行既是禅,就须三者一事,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在生活,茶禅正就是茶家的日常作务。于此,虽有聚焦之锻炼,却不能将生活与修行视为两事,必于生活中修行,最终方能契于全然是道之境。”
精彩内容
茶事茶行茶思茶能成就深具主体又为丰富载体之文化,固缘于其自然之特质与特殊之工序,但真能使茶文化成其丰厚者,更因在此之上,它又有其艺术与哲思的延展,而此延展甚且还常成为更核心之主体。换句话说,只就茶的自然本质与人文工序,它成就的仍可能是纯然的形下世界,但有艺术有哲思,尤其更以此关联于生活的观照、生命的安顿,它就开展了形上范畴。这形下形上,道器得兼,才是使茶文化斐然成章、卓然而立的真正原因。
因这道器,谈茶文化乃必及于茶之三相:茶之事、茶之行、茶之思。
茶之事是形而下、具体可征之基础。从茶叶之植种采摘、制茶之诸种工序、炉火水质之选择、壶杯茶席诸物之准备,乃至茶空间之确立,举凡物质文化者皆是。
形而下是基础,筑基不深,其后之种种就必徒托空言。茶事是对茶及茶物本质的掌握,茶席诸物及空间、材质、颜色、器形的选择,直接映现着茶人的美学修养与生命状态,在此既无所遮掩,更高下立判。
的确,从来物质文化就不只是物质而已。它固有其物质之基础,如不同的茶器就会泡出不同茶香,但器形之选择却因人之观点价值而定,阅读茶席因此乃直接就在阅读茶人。茶会的精彩有时甚且不待茶人坐定,一桌桌不同茶席映现的正就是一个个不同的生命风光。
茶席映现的生命风光,当然不只在茶席诸物之选择,它还包含安置诸物的摆设。这摆设,更直接牵涉茶人之作为,同一对象,不同摆设,就能有云泥之别。以之,茶事之后,乃得谈茶行。
茶之行,是茶人在茶席中之行仪,广义的,更可以包含席前的邀约待客,以及席后的收拾安置。但其焦点则在摆设茶席、煮水品茗及奉茶待客。这茶行,虽须诸物之搭配,焦点则在茶汤与茶人。泡好茶汤是对茶人最必要也最基础的要求。茶能接天地之气、得人文之美,皆离不开它。尽管在不同文化系统中,茶汤的地位不一,甚且在类如抹茶道中其味变化既不大,茶人在此之发皇亦较有限,彼此之高低乃非立若云泥,但选好茶叶、泡出好茶仍是必要的要求。
然而,茶汤是基底,茶人却更是核心。品茶,何只在品茶味,也在品器物、品空间,是因这整体乃完成最终之茶香,亦由此基底之茶香敷心情于整体。而其中,品人更是关键。茶人之行仪正可改变你对茶香的印象。
这行仪,包含行茶的每一步骤,从置物、取茶、煮水、泡茶、斟茶、奉茶,不仅须步步到位,更重要的还在整体生命情性落于何处,整体生命风光置于何方。
茶席若有茶客,这情性、风光还必及于人之对应。而这对应,是立于高峻,是接于温润,是严谨规范,是自在随兴,在在影响着茶客心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碰到富于生命情性的茶人,平常之茶亦能醉,碰到猥琐计较、我慢偏执之辈,好茶饮之亦无味。许多茶人,竟日计较茶汤之美,一杯泡过一杯,人,却就在泡中给淹没了;有些茶客,也尽在茶汤上品头论足,一杯赛过一杯,何只无茶人之存在,整个茶席的气氛也给破坏无遗了。
行茶要好,气度外,也须谈功力。日日行之,于定境中为,一举手一投足就有摄人的能量。这功夫,如表演的曲不离口,如练武的拳不离手,十年磨一剑,这剑才能锋露光寒。功夫好,却不能只停于功夫,否则也容易泥于一处,要避此病,就须谈美学涵养,乃至更终极的生命境界,这就涉及“茶之思”。而茶之思虽名为茶思,却就非只以茶论茶,而是以茶映思,以思行茶。
只以茶论茶,乃至穷究形器之美,其实都还在形下。真要有形上之道,则必及于“生命何置”之思。
这“生命何置”的观照是根柢,坚实的美学即由此而出,无此,诸事之讲究,亦乃玩物丧志之举。然而,谈茶思,亦不可高蹈玄虚。以茶映思,是以用显体,体本在用中,用不完整,体即荡然。
在此,你若将茶只及于人情,只用于日常,则诸事诸行自必取于自然,但不慎亦恐流于粗陋散漫;你若将茶视为美感的映现与体得,则一寸一分自必有艺术之讲究,但不慎亦恐流为矫揉做作,乃至徒具形式;你若在茶中作生命修行,则于茶事、茶行乃多有道人之返观,但这返观若不及于自己于道是否仍有死于句下之处,则所作亦恐多为相上之连接,而使茶淹没在概念、道德与法相之中。
任何事欲丰厚在心,必因于对其有深刻之观照。茶思是根本,亦是究竟,但思既以茶为名,离茶就难徒言思。真入茶者,茶事即为茶行,即含茶思;茶行,原落实于茶事,直体于茶思,而茶思亦必映现于茶席上的任何一事一行。谈茶、谈茶席、谈茶文化,这茶事、茶行、茶思何只都必及于,三者更乃一事。正所谓:道器何只得兼,道器本即一如。到此,茶人乃可称之为完全之茶人。
《茶禅》选摘二文人与禅家中、日茶风之别,是一与多、超越与生活、修行与艺术之别,而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影响力量则在文人与禅家。
文人是中国文化里的特有生命。他不完全等同于读书人,读书人仍可一意仕进,也可能食古不化、死于章句。但文人则富于情性,出入古今。它更不同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后者往往只长于一技一论,文人却广学多闻,融通诸事。直言之,文人是通人,他进可仕,类如士大夫;退可隐,亦能渔樵耕读,但无论进或退,却总不失情性。文人也不同于中国自古就有的“士”,“士”,总带有太浓的儒家色彩,有太多经世济民、荷担天下的抱负,生命就硬了些。文人不然,他感时兴怀,吟咏情性,即便谈抱负,也不离生活。这两者,如果要对其做一直接之拈提,则士大夫的生命如“经”,文人的生命如“诗”。
中国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这隐逸主要受道家自然哲思的影响,他或傲啸山林,悠游林泉,或虽处浊世,却青眼对人,狂傲不羁,如魏晋之名士。文人也不同于此,他虽寄寓山水,却又不离人世,即便仕进,却又以书画写山林,以庭园寓家居。
总之,文人是富于生命情性之通人。这通人,在宋后成为文化、艺术之主流,不离生活而挥洒自我。文人艺术因此不避世间之种种,关键只在你是否能于此寄情、抒发,让情性深刻流露。宋后,文人画成为主流,倪云林谈自己是“仆之写竹,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气耳”,这气,是情性,而情性置于何处,如何抒发,就决定了境界。谈文人,生活之外,这境界更是个核心。而中国的叶泡茶始于明,明代又是文人艺术管领风骚的时代,书画文章外,琴﹑茶﹑家具亦大兴,中国茶艺因此带有浓厚明季文人美学的味道。
明代文人与其他时代不同。作为通人,宋时的文人有更多经世致用的机会,“士”的味道就多了些;更往前些,唐的文人则多了些“侠”气,其中尤多出入于释、道。明代不同,宋后中国气象趋向优柔,固使文人较多寄寓于主观的心灵世界,政治高压更让明代文人竞相往内心幽微寄情。文人音乐的代表――琴,则更高举清微淡远,连千古一曲、满头风雨的《潇湘水云》,也不为当时最大的琴派“虞山派”所录,“以其音节急促也!”相应于此,明代的茶具、家具也都精华内蕴,不厌其精。然而,虽说有这些共同特征,但相比于琴,茶还是更多地是直接以生活美学的样态存在着。它不似书画、诗词与琴般,常寄寓着更高远的生命境界。在当时,它的功能,主要是让主人翁那被局限的现实生命能因此得到一种乐趣、放怀与安歇。也所以,明代对茶室、茶艺的记载虽多,却就于茶道几乎未着一字。
文人的生活美学决定了中国茶艺。所以,器往往不嫌其美,物往往不厌其精,行往往不讳其细。而茶艺既映现着生活面相的丰富,上焉者固以此显其意境,中焉者固在此挥洒自我,下焉者就以心逐物了。
但虽说上焉者显其意境,实际能如此者却极少,而即便只抒发情性、挥洒自我,其数亦不多。这少与不多,当然也因于口感未能如书画般于境界上无限延伸,甚且还因这生活美学基点的丰富反而导致了它在另一层次的贫瘠。
相对于文人,影响日本茶道最深的力量则来自禅家,或直就说,日本茶道即是一种禅艺术。
日本古典艺术多受禅宗深刻影响。日本茶较广泛的种植滥觞于明菴荣西,而日本适合种茶之地远不如中国多,幸好,日本文化向来善于“一”。这“一”,受禅影响极深,而“一”还不只在茶种茶性,更及于茶事、茶行。真“一”,即指“茶禅一味”。
“茶禅一味”向被拈提,许多人乃以为此是禅家典籍之常语,其实不然。在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中并不见此语,它据传是《碧岩录》作者,宋时的禅僧圆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拈提,却开启了日本茶道的发展。历经千年,始于禅,也完成于禅,最终成为一种彻彻底底的禅艺术。
禅是生命的减法,是生命彻底的归零,最忌以心逐物。日本茶道的一,既是一种返观,更是一种当下,就因这一,生命才能因茶而安顿,因茶而翻转。
安顿、翻转是修行,茶道因此何只是禅艺术,更是禅修行,而禅尽管影响于生活,影响于文化,世人亦常“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但这文人擅长之处,却正是禅家最警醒之地,宗门常举“习禅,如剑刃上行,冰棱上走,稍一放浪,即丧身失命”,正此之谓。
说剑刃上行,世人对禅的印象正多来自临济禅的开阖大度、生杀同时,它外相上出入挥洒,但如此原在破执,所以“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其严厉处,“不予自己生命以任何可乘之机”,在宋后的中国禅门中独兴,但也因出入自在的外相为文人所喜,其结果乃不仅文人以之为装点,禅家宗风甚且亦因此而多所流失。
相对于临济,曹洞禅默观澄照,机关不露,它要禅人直体与物无隔的当下,与文人情性相对而远,却适合日人内敛规矩的民族性,曹洞因此不仅在日本与临济分庭抗礼,多数日本艺术更直接受到它的影响,而茶道即为其中重要之一端。
禅与文人有其交涉处,如通达诸事,如率性天真,如直抒情性;但禅与文人更有其不共处,文人的关注,总在世间,生活是他的场域,情性是他的挥洒,风流自赏更就是他的风格,事物之美、人情之润往往是他的追求。禅不同,禅家再如何谈日常功用,道仍是它不变的原点与终点,尽管大悟者是道与生活打成一片,无我无别,但这之前,他关注的还是出世间,还是修行,是超越于生活的。在禅,情性的挥洒原就容易让生命产生误区,风流自赏往往就是一种自溺,谈事物之美、人情之润更都不应离开“道”――这“法之如实”的基点。
谈中国茶文化的观照、积淀与深化,须见及“多中得一”。这“一”,当然可以不只是禅家,但因文人与禅家在此的对比,这“一”,如果是禅,则恰可根柢对治中国茶艺常见之病。于是,在当代,谈中国茶艺,乃不能不及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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