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新】【良好】云没有回答

出版序言

 人们常说，无论电影还是小说，作家的一切都融汇在他的处女作中。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对我来说，所有一切显然不在我的电影处女作中，而在这部《云没有回答》的作品中。
 这部纪实作品，是在1991年3月12日富士电视台深夜栏目“NONFIX[ 始于1989年10月的不定期纪录片栏目，“NONFIX”为“不固定”之意。——译注]”播放的电视纪录片《可是……抛弃福祉的时代》的基础上，加上播放后几经采访的内容写作完成的。
 由我自行策划，并且次以导演身份取材，制作成六十分钟的长节目播放，这一过程经历了诸多艰辛。重要的是，对于这类“社会派”题材我没有采访的经验，在大学里也从未专业学习过新闻报道方面的知识，初出茅庐的我，当时恐怕对什么是采访都缺乏理解。
今天重读20年前所写的文章，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为了了解这部纪实作品中的核心人物——精英官僚山内丰德的自杀事件，我打算采访当时水俣病诉讼案的情况，于是前往当时的环境厅宣传科，提交了要求采访的计划书。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表现得格外热情。然而几天后，当我打电话去确认时，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们拒绝采访。”他开口道。
 “为什么？”我反问。
 他这样回答我：“你不是电视台的人，我们没有义务接受你这种承包商的采访。”
 他说完挂断了电话。之后，我又接到了电视台报道局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叮嘱道：“如果承包商擅自行动，会给我们添乱的。”
 隔着听筒，我分明感觉到了环境厅官员说“承包商”这个词时有意带上了侮辱我的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内心不禁涌起强烈的愤慨，但在当时我却怀着与愤慨全然不同的心情放下了电话。
 “果然……我不是记者啊！”
 如果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立场和身份，从一开始我就被排除在了隶属记者俱乐部并以国民“知情权”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从事采访活动的团体之外，那么，我究竟凭什么才能将摄像机和话筒对准我的采访对象？我一边在内心追问自己的存在意义这类犹如青春期烦恼一样的根本性问题，一边推进之后的采访。这是多么无情的人生起航啊。然而，对于这一追问，我却出乎意料地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了答案。
 为了了解山内丰德这一已经不存在于世上的人物，必须想方设法采访他的夫人，我想。当然，我并不打算为了让她用语言表达丧夫之痛而将摄像机和话筒对准她。我希望她用山内亲近的妻子的眼光，来讲述山内为福祉行政事业所做的真挚努力，及其所经历的挫折。
 我前往位于町田的山内家拜访。在被带到玄关旁边的榻榻米房间后，我口齿不清地结巴着说明了采访宗旨，没有半点自信。
 （这种状态，就算遭到拒绝我也无话可说……）
 我记得当时自己狼狈不堪，嘴上说着话，内心却已经放弃了一半。然而，从内山夫人口中说出来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
 “虽然丈夫的死对我来说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站在他的立场思考，他的死也具有公共性意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由我来谈论丈夫从事的福祉事业，应该是他所希望的。”
 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手，她怀着坚定的意志接受了我的采访请求。这便是一切的开始。
 对于当时出自她口中并成为我采访理由的“公共性”一词，即便在已经过去了20年岁月的今天，我依然在不断思考。我身处电视台外围，从事节目制作工作，这次采访成了一种契机，让我认识到该工作的意义，也是我人生中与他人的一次不期而遇。
 既然人无法独自活在世上，那么生活的一部分就总是具有“公共性”，个体开放式地存在于“公共性”中。影视放送这种媒体，以及采访这种行为，正是为了个体在那个称为“公共”的场合和时间中与他人相遇，并在时有的反复冲突中变得成熟而存在。
 我们不需要使用“权利”“义务”等意味繁杂、一厢情愿的辞藻。仅就“影视放送”而言，姑且不论是否真心，从事这一工作，意味着无论是制作人还是影视机构，抑或是演员，赞助人通过出资，观众通过观看，所有人都将它视为遇见他人的契机，令“公共圈”变得成熟，并参与建设多元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社会这一行动中去。从结果上来看，不可否认，颇受欢迎。
 28岁的我，当然不是在进行了如此深入思考之后才完成节目制作的。但是，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之后几经采访并出版的纪实作品，我都力图建立“社会性”意识，避免渲染精英官僚自杀的轰动性主题，无疑这种意识发挥了作用。
尽管如此，在我自己行将到达山内自杀身亡的53岁这一年龄的今天，重读这部著作，感染力的描写，不是围绕具有“公共性”的福祉事业的部分，而是夫妻关系这一纯属个人生活的部分。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深感惊诧。这对夫妇是如何相遇的，是如何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生离死别，并且后道别的。在纪录片播出之后的多次采访中，我亲眼目睹了遗孀山内夫人疗伤的过程。恐怕作为疗伤的一环，夫人所倾诉的那犹如口头记录般再现的夫妇的姿态，才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吧。（我想在此说明，这部著作不是我创作的，我只是倾听了山内夫人的叙述，驱动了一下笔杆而已。不是谦虚，是事实。）对这部纪实作品中出现的计划外的事态如何进行评价也许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无论好坏，其中的描写无疑是使这部作品脱离社会派纪实作品框架的理由，我想。
我不喜欢用“主题”“信息”这类词来谈论或被人谈论作品。这是因为我在电影创作时总是在思考，能被这种概念定义的作品，对人本身的描写一定很弱。人不是为故事和主题而存在的。正如我们的生命那样，只是作为生命自然而然地存在。我之所以想在自己的电影中描写那样的人物，也许是我在这部纪实作品中与这对夫妇的不期而遇，无意识中成了让我那么做的一个间接原因。这么来看，的确，作家的处女作中融入了作家的一切。
这部《云没有回答》，1992年以《可是……某福祉高级官僚 走向死亡的轨迹》的书名出版，2001年更名为《官僚为何选择死亡 理想与现实之间》并出版，它是我的部著作。
20多岁所写的纪实作品，经过22年第三次得以出版，对于作者而言真是难得的幸福。
借此机会，我对促成本书出版的编辑堀香织女士、决定出版本书的PHP研究所的根本骑兄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的热情给予了我力量，我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
2014年1月15日
 电影导演 是枝裕和

序章 遗书
 1990年12月5日上午8点30分。
 环境厅长官北川石松乘坐的日本航空393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鹿儿岛机场。北川等环境厅有关人员一行的目的地是熊本县水俣市。北川作为第五位对水俣病灾区进行实地视察的环境厅长官，距上一次长官视察已时隔11年。
 是年9月28日，在针对水俣病事件追究政府和企业责任的诉讼案中，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庭外和解劝告，被告人熊本县政府以及涉案企业窒素公司，表明了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态度，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却顽固地表示拒绝接受。而患者以及媒体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该诉讼案中代表日本政府的环境厅身上。北川对水俣的视察是匆忙中做出的决定，它反映了诉讼案的经过和社会舆论。
 以北川为首的19人的视察团，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鹿儿岛县知事、熊本县环境公害部长等人在机场迎接，随即驱车赶往熊本县；中午12点，参观水俣湾填海地区；下午1点35分，访问水俣病患者生活的明水园；下午3点，北川亲自接受患者代表提交的申诉状，之后举行记者见面会；下午7点，与细川护熙知事恳谈。

 12月5日上午10点。
 正当视察团搭乘的飞机快要降落在鹿儿岛机场时，一名环境厅官员在东京都町田市药师台自杀了。山内丰德，53岁，企划调整局局长。他作为水俣病诉讼案中的官方负责人，一直在为拒绝和解一事辩白。
 山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根电线绕过房梁，上吊自尽。
 就在前一天，山内还计划随同长官视察水俣，12月4日刚过正午，他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事务次官安原正和官房长森仁美商量后决定，取消了山内的随行工作，让他在家中休养。
 个发现山内的是知子夫人，48岁。发现时间为下午2点，距死亡推定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接到局长自杀消息的北川，在熊本县的记者见面会上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祈祷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包括水俣病在内的一连串的环境问题，让我内心十分沉痛。”
 在环境厅紧急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事务次官安原说：
 “我知道他很累。他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但是，（对于自杀动机）我没有任何头绪。”
 企划调整局局长是环境厅中仅次于事务次官的厅内二把手。自1990年7月10日山内就任这一职位以来，为了解决如长良川河口堰、石垣岛新机场建设等环境厅负责的诸多问题，他在各省厅间进行协调、斡旋，与政治家及大臣交涉，代表环境厅与媒体打交道。
 9月28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就水俣病诉讼案提出庭外和解劝告以后，山内作为为拒绝和解立场辩护的国家方面的负责人，受到了患者和媒体的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进入10月，因忙于应对来自熊本、福冈等地法院接二连三的庭外和解劝告以及突然决定的北川长官视察水俣的准备工作，他顾不上回家，不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商务酒店，就是在局长室的沙发上假寐，这样的状态每天都在持续。
 12月6日，报纸的社会版面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被视为下任事务次官候选人的精英官僚自杀身亡事件，对于自杀原因，报纸是这么提及的。

 受 “水俣行政”的夹板气
 为救助政策操心过度
来自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巨大压力 
——《朝日新闻》

厅内协调左右为难？ 
——《读卖新闻》

 穷于应对和解劝告？
始终处于批判的风口浪尖 
——《日本经济新闻》

 成为舆论孤独的靶心
 因拒绝和解遭遇批判的火力
身心俱疲选择“死亡” 
——《产经新闻》

相关人士认为可能因工作过度疲劳而冲动性自杀 
——《每日新闻》

 环境厅方面相关人员以及媒体的看法，大多为山内由于长期以来身心疲惫而产生自杀冲动。
 他是否留下遗书？

 《每日新闻》报道：“名片背面有一行潦草的小字‘感谢家人’。”对于遗书的报道，其他报纸的内容也几乎相同。

放在写字台上的名片背面写着“谢谢你们” 
——《朝日新闻》
名片背面有写给家人的一行草字“谢谢你们” 
——《日本经济新闻》

 12月8日。
 在中野区的宝仙寺举行了告别仪式， 1200名相关人士参加了该仪式。
 告别仪式上，山内的高中同学致悼词，悼词中引用了山内写的一首诗。

 遥远的窗户

 我心中拥有的遥远窗户
 总有一天
 我想从这扇窗户
 向外眺望
 总有一天
 虽然这个词听来有些凄凉
 啊啊 遥远的窗户

山内君，你喜欢高中时代所写的这首诗，你不也说过念给知子听？遥远的窗户，是年轻时候的你内心所拥有的憧憬吧。在你走向死亡之前，你走近那扇遥远的窗户了吗？你从那扇窗户向外眺望了吗？我想你一定没有。窗外的那份宁静、信赖，我感觉在你发现它们之前，你已经远去了。山内君，作为高官，你走的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飞黄腾达之路。但是，你在身为官僚的同时，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我想，这让你的人生危机四伏[ 《环境公害新闻》，1990年12月12日刊。]。

 事实上，环境厅隐瞒了一件事，即山内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之外，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书，这在事件发生后完全没有披露出来。

安原次官 我无法表达我的万分歉意
森官房长 给各位添麻烦了

 在海外出差用的名片背面，他用黑圆珠笔写下遗言，和留给家人的遗书一起并排放在二楼自己房间的写字台上。
山内自1959年进入厚生省以来，始终奔波在福祉工作的线。1966年，他所属的厚生省公害科为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竭尽了全力。该基本法堪称已然成为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害行政的。之后，他被派往埼玉县担任福祉科长，后再次调回厚生省，历任残疾人福祉科长、社会局生活保护科长等职。厚生省时代，他还将自己对福祉工作所做的考察写成了著作出版，作为福祉行政的专家为人所知。1986年，他被调往环境厅后，致力于解决诸如冲绳县石垣岛白保的新机场建设、长良川河口堰建设、全球变暖等与地区开发及地区居民生活相关的难题。
 福祉、环境行政常常受到来自为企业和经济界代言的通产省等机关的巨大压力，这被公认为无法摆脱的宿命。就如本次为了水俣病诉讼案，他忙于和其他省厅交涉，连续多日工作到深夜只能住进商务酒店，这对于山内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他是30多年来一直担任困难角色的专家型官僚。

 山内的死不是冲动型自杀。
 另一份遗书上写着“歉意”和“添麻烦”意味着什么？
 山内为什么非要在五十三年人生的后一刻写下向上司道歉的词句？
 在他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时，将他的人生变得危机四伏的“官僚”究竟是怎样的职业？
 对于这些疑问的回答，隐藏在无法用“官僚”二字盖棺论定的山内丰德这一人物五十三年的生涯中。进而，寻找这一答案，本质上是和发出当下时代是否存在福祉的疑问联系在一起的。

水俣病是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因1956年发生于日本熊本水俣市而得名。作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负面遗产，水俣事件戳破了为了经济成长而忽视社会福祉的时代弊病。而在1990年，日本负责调解水俣事件的官员山内丰德，忽然自杀身亡。
山内的自杀引发媒体哗然，1991年，28岁的导演是枝裕和，因执导《可是……抛弃福祉的时代》纪录片拜访了山内的遗孀，借此走进这位官员53年的人生轨迹。过程中，是枝被山内丰德这个人物深深吸引。跟随着山内夫人的证言和山内留下的大量信件、诗歌、随笔、论文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侧面渐渐浮现出来。
在他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时，将他的人生变得危机四伏的“官僚”究竟是怎样的职业？
为什么他会在诗中刻上“可是”的句子，得出“云没有回答”的结论呢?
热爱诗歌的山内和文学部出身的导演是枝之间的共情，让这一记录跳脱出纪实报导的框架，平静中让人热泪盈眶，并直接影响了是枝导演两部重要作品《幻之光》、《无人知晓》的诞生。

是枝裕和：日本当代电影大师，1962年生于日本东京，早稻田文艺学科后，加入TV MaUnion拍摄纪录片，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执导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影展新导演及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的《无人知晓》，柳乐优弥荣获戛纳影展男主角奖。2018年凭《小偷家族》摘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成为历第四位获得金棕榈奖的日本导演。

是枝裕和勤于写作，著有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如父如子》《下一站，》《奇迹》等，随笔集《有如走路的速度》《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