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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耻辱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9787300216775
￥ 36.2 ￥ 35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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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肯·斯蒂芬斯，邢锡范，胡彧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16775
出版时间2015-08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212页
定价35元
货号11773394
上书时间202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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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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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繁荣美国，始于一场“扒粪运动” 深度揭秘美国20世纪初的腐败和反腐运动 看死磕总统的新闻记者如何“揭开地狱盖子” 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于1900年前后撰写了大量揭露美国猖獗肆虐的腐败现实的调查报道，引发了震动全美的“扒粪运动”。《城市的耻辱》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合集。本书及斯蒂芬斯本人针对的不单是官场、商界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还直指滋生这些现象的土壤——麻木不仁的广大民众。史蒂芬斯认为，当公权力领域也被纯粹逐利的“生意经”侵蚀之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才是正本清源的希望所在。 在本书的开篇，史蒂芬斯写下了如下掷地有声的话语，这也成为美国一代“扒粪”记者的宣言： “美国人也许是唯利是图、财迷心窍、自私自利的。我们也许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文章，假如证明不了别的什么事情，也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经得住真理的考验，证明美国市民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也许就是国家的力量。所以我的这本书，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荣誉的宣言，真诚地献给那些被指控的人，献给所有市民，我完全是出于善意的。”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的美国曾经历过一段黑暗时期，官员、商人乃至民众都深陷腐败泥潭，城市腐败波及面之广、手段之恶劣令人瞠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新闻界掀起了旨在揭露社会黑暗、打击腐败、促进改革、推动美国走向正确轨道的浪潮，史称“扒粪运动”。 《城市的耻辱》一书是“扒粪运动”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于1900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实记录了包括纽约、芝加哥在内的六大城市的腐败问题，如警察受贿、公民精神的堕落等。也因本书所录文章为代表的“扒粪运动”的兴起，西奥多？罗斯福加大了整肃腐败的步伐、推进改革，从而开启了美国的“进步时代”。 通过阅读本书，您可以了解到美国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社会黑暗、官员腐败、公民精神堕落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息息相关。本书也为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推进创建纯净、文明、公平的社会，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记者，“扒粪运动”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获得了四个德国大学的学位。他在纽约《晚邮报》任警务新闻记者期间与同时期担任纽约警长的西奥多·罗斯福相识，后来二人曾因“扒粪”一度反目。1901年起，林肯·斯蒂芬斯任《麦克卢尔》杂志编辑主任，撰写了大批专门揭露社会黑幕的文章，并以此掀起了席卷全美的“扒粪运动”。他还为美国新闻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记者，李普曼和约翰·里德都曾得到他的提携，并深受其新闻理念的影响。斯蒂芬斯晚年赴欧洲钻研俄国革命及欧洲政治，1936年逝世。 目录 0.导言1.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2.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3.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4.匹兹堡：一座羞耻的城市5.费城：腐败与心安6.芝加哥：半自由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城市7.纽约：有待于检验的好政府 查看全部↓ 精彩书摘 当有人提名约瑟夫·W·福克任地方检察官时，领导者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他们对福克这个人了解的其实并不多。福克年纪不大，是田纳西州人；曾担任杰斐逊俱乐部主席，并在1898年仲裁铁路罢工事件。但是福克不愿意接受提名。他是民事律师，从未参与过刑事案件的审理，对此也不关心，为公司担任法律顾问能有相当丰厚的收入，这更能让他感兴趣。他拒绝了邀请。委员会一次又一次给他打电话，强烈要求福克多多考虑自己对党和对这个城市的责任等等。 “好吧，”福克最终说道，“我愿意接受提名，但是一旦我当选，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法律要求我惩罚违法者，那就不要试图对我施加影响，妨碍我执法。” 委员会依照惯例为候选人说了一大堆好话。在他们的大力推荐下，民主党候选人当选，福克成为密苏里州第八地区检察官。 宣誓就职后的第三周，福克的竞选承诺开始经受考验。针对当时选举活动中出现的舞弊行为，他开展了一系列抓捕行动，指控一些人非法登记选民，其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福克先生当做常规的普通刑事案件将他们一一逮捕。政治老板们急忙出面相救。他们提醒福克要为党的声誉负责，并告诉福克，党的领导人期待他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去理解法律，重复投票者和其他一些在选举中有违法行为的人曾经为民主党扯旗呐喊，而且还帮助过福克当上地区检察官，对这些人福克应设法免于起诉或者尽可能以最低程度作出惩罚。福克这位年轻的律师是怎么回答的呢？那就最好听听埃德·巴特勒上校的话吧。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人出面去找福克谈，出来的时候怒不可遏地喊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他不就是个检察官嘛，还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呢？” 选举舞弊案很快就交由法院审理；没有宽容民主党人，也没有宽容共和党人。在冬季来临之前，政治头目的一些走卒、在竞选区游说的一些小政客、一些老资格的党务工作者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接着，福克把注意力集中在受贿者和假担保人身上，他们很快成了法庭的常客，其中一些吸血鬼现在还被关押在监狱里。福克的行动搅了这些人的生意。但是福克并没有就此罢手。 1903年1月的一天午后，人称“红头发的加尔文”的报社记者撰写的专栏文章，引起了福克的注意。这篇报道不长，大意是为了确保轨道交通法案获得通过，有人将一大笔钱存入银行，作为向某些议员行贿的资金。文章没有提到存钱人的姓名，但是加尔文猜测这笔钱有可能是城郊轨道交通公司存放的。一个小时后，福克先生列出了近100人的名单，派人送给警长，指示他立即传唤名单上的人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这些人有的是市政委员、州参议院议员、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高管、银行行长和司库。在三天的时间里，调查行动热火朝天地开展，可是圣路易斯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大笑话”，因为类似的调查以前就有人尝试过。那些被传唤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的人坐在法院前厅的休息室里，不断地说着笑话，而报纸对此的报道也是轻描淡写，根本没当回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由于检察官福克对此案所知甚少，能够了解到情况也很有限，所以调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福克说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烟，他就决心找到火。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开这样一个犯罪体系的突破口总是很困难的。除了勇气和个人信念，福克先生并不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他下令发出强制性传票，传唤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查尔斯·H·特纳和菲利普·斯托克立即赶到大陪审团会议室。福克认定斯托克是阴谋家利益集团的代表和这场交易的立法代理人。 “先生们，”福克说，“我有足够的证据拘捕你们，并向法院送交起诉书，控告你们犯有行贿罪，而且我以最严重的程度起诉你们，把你们送进监狱，除非你们能向大陪审团彻底交代你们是如何利用行贿的方式来使第44号法案获得通过。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假如到时候你们没有回到这里，向我们讲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就下令逮捕你们。” 两个人看了看年轻无畏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法院大楼。福克等待着。两天后，前州长查尔斯·P·约翰逊，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找上门来，说他的委托人斯托克先生病了，无法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斯托克先生病了，我真的很难过。可是他必须来，这是强制性的。如果天黑之前他不露面，他就会被逮捕。” 那天晚上，约翰逊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第二天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老板、百万富翁查尔斯·H·特纳就在大陪审团会议室讲述了整个事件，而菲利普·斯托克这个善于交际的中间人对此作了证实和确认。原来交通公司担心会被以较大的利益卖给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圣路易斯运输公司，便提议起草一份法案，这就是第44号议会法案。福特谋划并炮制了这份文件。此法案可获得的政府补贴金数额相当可观，特纳在公司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高管们，如果能借助法律手段取得成功，公司的资产价值就会从300万美元提高到600万美元。提案交上去后，特纳去拜访了巴特勒上校，因为这个人一直被认为是立法机构的代理人。特纳请求巴特勒帮忙让法案获得通过，并请他开价。巴特勒答道，“147，000美元，这是我的价格。”特纳没有同意，认为这个价格太高，说要再考虑一下。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要价便宜的中间人斯托克先生。斯托克与州参议院联席会的一个代表协商后，向特纳报告说打点这里的贿赂资金怎么也得75，000美元。特纳先生提交了一份票据，并让公司里他所信任的两个董事做了背书，以此为抵押从德意志美国储蓄银行拿到了一笔贷款。 口袋里有了钱，立法机构的代理人便给参议院联席会代表约翰·默雷尔打电话，约他在林肯信托公司的办公室见面。在那里，两个人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斯托克先生将75，000美元放了进去，并与默雷尔在一份协议上分别签字，说好只有他们两个人都在场才可以打开保险箱。当然了，银行的交易日记账没有说明这笔资金的用途。斯托克与默雷尔达成的共识是，一旦提案变成法令，默雷尔就可以马上提取75，000美元，并由他分发给联席会的代表们。斯托克转身又去找了众议院。根据他的报告，如果想确保议案获得通过，需要的钱是60，000美元。这些钱被存放在密西西比谷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钥匙则交给众议院联席会代表查尔斯·H·克拉茨保管。 一切似乎进展顺利，可是将这些钱交由第三方保管的几个星期之后，斯托克先生向雇主报告说，由于埃米尔·梅森博格的插手，事情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梅森伯格是议会里的铁道委员，他阻止了提案的提交。斯托克先生说，梅森伯格持有一家破产公司的股票，已经不值钱了，希望斯托克能按票面价格以9，000美元买下。特纳先生给了斯托克9，000美元，让他把这些股票买了下来。 这样，为了能使44号法案获得通过，城郊轨道交通公司承诺拿出的钱已经达到了144，000美元，只比起初政治老板巴特勒向特纳索要的钱少了1，000美元。不管怎样，法案在参众两院的会议上均获得通过。宣誓忠于职守的城市公仆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伸手去拿贿赂金。 接着，法院授权阻止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通过收买投票人而获益。法院的举动让特纳感到恼怒，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动保险箱。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战斗打响了。受贿者采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希望以此镇住轨道交通公司的人，迫使他们屈服——例如将行贿的事公开曝光，为即将到来的起诉制造谣言。这是福克先生看到并使他行动起来的第一个调查项目。 当特纳和斯托克两位先生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坦白了他们行贿的详细情况，检察官福克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重大犯罪的证言证据，现在他需要的是物证，证明有两笔巨款分别存放在西部两家较大银行机构地下室的保险箱里。这些钱是否被收回了？如果钱还在，他能否拿到？银行保险箱总是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打开。“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福克先生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做。”既然这样，事关重大，他决定采取非常规行动，所以他挑选了一位大陪审团成员与他一起来到银行。他告诉银行老板，也是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掌握着证据，请银行老板允许搜查贿赂资金。 “这不可能，”那位老板说。“我们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这样的权利。” “先生……”福克说，“已经有人犯罪，而你藏匿着罪犯的重要物证。我以密苏里州的名义命令你带我们去地下室，打开保险箱。如果你拒绝，我会向你发出拘捕令，控告你犯有同谋罪。” 几分钟过去了，屋子里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时，银行老板以几乎让人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给我一点时间，先生们。打开保险箱之前，我必须先与我们的法律顾问商议一下。” “那我们就等十分钟，”福克检察官说。“十分钟后我们必须进入地下室，否则的话，你就等着拘捕令吧。” 时间到了，大家一脸严肃地从银行老板的办公室出来，走向地下室的金库——银行老板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跟着司库、法律顾问、大陪审团成员、检查官。当钥匙插入锁孔，在场的人都急切地弯下腰。铁盒子里，一卷用棕色纸包裹的东西露了出来。检察官扯下橡皮筋，大面额的联邦特许银行钞票展现在他们面前。经过清点，数目是75，000美元！ 贿赂资金被放回保险箱。他们警告银行工作人员，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银行必须负责保管这笔钱。接着，检察官又带人来到了另一家银行，在这里他们遇上了更大的阻挠。发出拘捕令的威胁在这里并没有马上起到作用，但是看到福克转身离去，前往法院大楼，银行老板这时才慌了神，赶紧派人把检察官叫了回来，于是第二个保险箱也被打开，从里面找到了60，000美元。证据全部拿到手了。 从那一时刻起，调查有了快速的进展。依据法院拘票，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委员会的所谓代表查尔斯·克拉茨和约翰·K·默雷尔被捕，并处以重刑。克拉茨被捕时正在召开一个会，制定着自己竞选国会议员的计划；默雷尔则是从他经营的公司里被带走的。百万富翁，埃米尔·梅森伯格这个经纪人被抓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名副警长带人闯了进去，向他宣读了拘捕令，以行贿罪将他铐了起来。亨利·尼古拉斯接到传票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富有的啤酒制造商不得不找人担保，避免了在监狱里度过一夜。埃利斯·温赖特这个百万富翁，圣路易斯阴谋集团的经营者，同样被揭发出来，而这一消息很快通过电波传到埃及首都开罗。州参议院议员朱利叶斯·莱曼，就是那位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候见厅里肆意开着玩笑的家伙，现在可笑不出来了。副警长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莱曼与另外一个开玩笑的家伙哈里·福克纳一起站到了被告席上。 贿赂团伙里的人个个是惊慌失措。一些人连夜坐火车跑到其他州或国外，不过多数人没有走，凑在一起商议对策。第一批起诉状返回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圣路易斯南部开会。与会者的财富总额达到了30，000，000美元，而他们联手形成的政治势力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操纵圣路易斯市的任何选举活动。 这一巨大力量结成同盟来对抗福克先生一个人，而这个人现在还是孤军奋战。还没等更多的起诉状返回，提供资金的市民委员会已经成立，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是隐匿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财务主管詹姆斯·L·布莱尔在法庭上证实，这些人是担心被别人知道，那样就“毁了他们的生意”。 在腐败分子召开的会议上，三项行动计划得到了确定：一、政治领导人负责对付检查官，要么允诺将来在个人前途上给予好处，要么采用恐吓手段；二、侦探们负责搜集检察官过去是否有什么劣迹，从中找到打压检察官的材料；三、把证人们送到城外，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呆在外边躲起来，等到大陪审团休会时再回来。 福克先生立即感觉到了压力，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惊。政客、律师、商人、俱乐部会员、教会人员——这么说吧，各行各业的精英——纷纷来到他的办公室或去他家拜访，敦促他停止与市民对立的行动。如果他能顺从，就答应给他政治优先权；如果他抵制，就把他埋进政治坟墓。接踵而来的是一些恐吓信，扬言他们准备进行谋杀活动，或者组织流氓恶棍上街闹事，损毁他的形象。田纳西州那边也传过话来，说侦探正在那里调查福克过去的生活往事。福克先生告诉政客们，他个人并不寻求得到政治施舍，也不盼望日后能有机会升职；他公开抵制另外一些人的诱惑或恐吓。与此同时，他更加深入地揭开这个城市的一个个疮疤。一炮打响给他带来了声望，加上受贿者他们内部乱作一团，福克很快趁机使这伙人相互猜疑，相互背叛，让他们稍微感觉到危险的迹象就会来他这里“告密”，或者向他提供揭发材料。有一位参议员接受严格盘问时惊慌失措，紧张得浑身颤抖，假牙掉到了地上都没有顾得上拾起来。询问一结束，他就飞快地走出会议室，直接去火车站上车跑了。 没过多久，福克先生开始彻底梳理腐败集团内部十年来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北部和南部，以及公交运输总公司特许经营权授权的交易情况。与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相比，公交运输总公司的作法甚至更加恶劣，更加不公平。 1898年，一位“发起人”在绅士酒店租用了新婚夫妇套房，里面装满了各种名牌红酒、白酒和雪茄，后来在大会期间这里成了类似于候选人总部的地方。这位“发起人”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结交立法机构成员和议员，以及对市政府主要成员有影响力的政治头目。这个人来到这里两个星期之后，公交运输总公司议案“应其请求”被提交议会审议。这项议案含有一揽子特许经营权，授予其线路开通，并允许受益人在市内平行铺设任何一条轨道，而许多成立已久的公司从未获得过这样的优惠。尽管市里各大报纸纷纷抗议，这项议案在参众两院还是都获得了通过，只是有一个人——市长行使了否决权。此时“发起人”已花费了145，000美元。 为了推翻执行者的否决而使议案获得通过，他们做了许多准备。新婚夫妇套房重新装进了名贵礼物，大笔的资金被存入银行，为他们服务的三名立法机构代理人也物色好了。圣路易斯法庭现在掌握的详细证据列出了250，000美元贿赂资金的使用情况。证人的誓言证明，75，000美元被用在了州参议院。余下的钱被分发给议会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在商界和社交界有着很高的地位，而且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所以索要的价格也高。最后，为了达到在参议院获得所规定的三分之二票数，他们还需要一张票。为了确保通过，考虑到在法案被提交进行最后表决时他会投赞成票，他们给了一位以诚实廉洁而闻名的市政务会委员50，000美元。但是“发起人”不想把宝押在一个人的票上，所以他向另一个诚实的成员开出了条件，而这个人接受了： “你在唱名投票时跟在某某先生后面，我将把45，000美元交到你的儿子手上。如果某某先生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而你不得不投赞成票，这笔钱就是你的。但是如果那位先生坚决要求通过，你可以投反对票，不过那钱你得归还给我。” 那天傍晚，当议案就要宣读完毕时，市政厅里挤满了政客的走卒和随从。这些人是“发起人”按每人五美元或十美元雇来的，让他们为那个受贿的议员呐喊鼓气。议案迅速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所有人都涌进了参议院。唱名投票开始后，会议室里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因为大家都知道，参议院有些议员的名声还没有被玷污过，但是今天晚上却要信守承诺，舍弃自己的名誉。当票数还未达到三分之二时，那些一直在计算着票数的人知道，就差一张票了。又一个人的名字被喊了出来。被叫到名字的人脸一阵子红，一阵子白，迟疑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赞成！”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所以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而那些离得近的人还听到了另外一个人如释重负的叹气声，因为他这个时候可以投“否决”票了，从而保住自己的名声。 越过市长的否决，总公司特许经营权议案成为法律。为了确保获得此项立法，“发起人”花费了差不多300，000美元。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他把自己的线路权转手卖给了“东部资本家”，获得了1，250，000美元。联合铁道公司随之成立。没有一寸铁轨，没有一块车厢木板，他们却能迫使圣路易斯市除城郊公司之外每一个拥有轨道交通线路权的公司卖出股份，交出经营权，同意合并。现在的圣路易斯交通公司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此次立法会议之后又发生了几件事情。在议会休会期间，“发起人”拿出50，000美元在一家豪华饭店款待市政委员。宴席上，主人对他的客人说，“希望你能借我50，000美元，明天还你。外边有许多伙计我还没有付钱给他们。”钱就这样转手了。第二天，一直没有等到“发起人”，借出钱的市政委员先生带上一支左轮手枪，开始在一些宾馆寻找。找遍了整个圣路易斯城也没有找到，可是这位愤怒的先生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寻找，终于在纽约市一家豪华宾馆的走廊里堵住了“发起人”。这个纽约人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抓住市政委员的胳膊，抚慰地说道，“得啦，得啦，不要这个样子嘛。我是有事才突然离开的。来吧，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会把钱还给你。” 市政委员先生接受了邀请，两个人的酒杯倒上了香槟酒。当来自西部的这个人变得非常伤感时，“发起人”递给他一封信，这是他趁离开酒桌的几分钟里由他口述，打字员打印出来的。信中的声明否认了所有的贿赂行为。 “发起人”说，“你在这上面签个字，我会给你5，000美元。拒绝的话，你一分钱也拿不到。那个圣路易斯人带着5，000美元回家，这件事就此了结。 不过在此期间，“发起人”与其他分肥者的关系处理得就没有这么好了。根据前面提到过的协议条款，如果那位市政委员不必非得投下赞成票，他的儿子就应当按照约定退回45，000美元。议案通过第二天，“发起人”找到了那个年轻人，让他把钱退回来。 那个儿子冷冷地反驳道，“我不想把钱退给你。我妈妈说了，这是行贿的钱，无论是退给你还是交给我父亲都是错的，所以还是由我拿着好了。”他说到做到。当他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时，年轻人请求，如果回答质询，是否可以解除他的罪责。他说，“我担心自己可能犯有伪证罪。”有陪审员劝告道，“说出实情，你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那个儿子说，“假如福克先生告诉我其他家伙都已做了证实，我会说出真相。请福克先生先说。” 交通总公司议案的调查结果导致又发出了两份起诉书，法院拘票落到了罗伯特·M·斯奈德和乔治·J·科布希头上。州检察院指控斯奈德为议案发起人之一，断定他犯有行贿罪；而身为有轨电车制造公司董事长的科布希则被指控犯有伪证罪。 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埃米尔·梅森伯格案。这位百万富翁强迫郊区的人购买他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股票。为他辩护的是三位在刑法体系享有盛誉的律师，但是年轻的检察官同样有能力对付紧急局面，终于以确凿的证据判定埃米尔·梅森伯格有罪，入狱服刑三年。查尔斯·克拉茨，议会候补议员，因外逃丧失了40，000美元，而约翰·默雷尔也不见了。福克先生追查到默雷尔躲在墨西哥，并在瓜达拉哈拉将他逮捕；尽管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引渡事宜开始时没有获得成功，他一再努力地坚持进行协商，终于将默雷尔带回国内受审。9月8日，默雷尔的供词直接导致市议会18名成员被控有罪。第二个审理的是朱利叶斯·莱曼案，他被判服苦役两年。这位当初带领一伙人在大陪审团侯见室起哄的家伙，如果听到这个宣判，而且没有一个朋友站在他这一边，准保会昏倒在地。 除了给这些人和其他一些在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定了罪，还有一些人外逃，合作伙伴关系土崩瓦解，一些公司不得不进行重组，许多商行纷纷关门，因为老板已经不来了，但是福克先生并没有因为获得了成功还是受到了挫折而就此罢手，而是继续深入地开展自己的调查；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没有感到悲伤。这个检察官仍然迅速地、坚定地、面带微笑地坚持自己的工作，无所畏惧，无所顾忌。恐慌的气氛蔓延开来，犯罪团伙全面溃败。 当另一个大陪审团宣誓后开始听取证词时，有数十人举起手来喊道，“是我的过失，我应负责！”并恳求允许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此求得免于起诉。询问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人告发，前任市长的儿子在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期间滥用职权，胡作非为，于是大陪审团提议，前市长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到起诉，以便收回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公款利息。依据陪审团签署的一项项正式起诉状，更多的议员被抓了起来，罪名是与城市签订非法合同。最后，斧子砍向了林子里的最大一棵树。巴特勒上校，控制圣路易斯选举多年的首领，一位从铁匠铺里拉风箱的小伙计成长起来的大富翁，也是密苏里州州长的制造者和操纵者，也是举荐并帮助福克当选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样被指控犯有两项受贿罪。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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