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种子/詹姆逊作品系列 [Col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The Seeds of Time]
97873002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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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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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16096
出版时间2018-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195页
定价48元
货号12379403
上书时间2024-06-1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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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时间的种子/詹姆逊作品系列》是一部重要的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作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后现代时期一些难以解决的悖论或二律背反。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乌托邦小说阐明“乌托邦”的含义,第三部分以建筑为例说明后现代的局限。
《时间的种子/詹姆逊作品系列》的主旨是:后现代时期矛盾重重,且难以解决,但可以通过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为参照。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批判。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讲座教授,因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近年来致力于讨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问题,其著述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必读书。詹姆逊对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着重大影响,他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至今依然是中国学者理解“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阐释构架;他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拥有广大读者。 目录 作者前言
第一部分 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
第二部分 乌托邦、现代主义和死亡
第三部分 后现代主义的束缚
参考书目
索引 查看全部↓ 精彩书摘 《时间的种子/詹姆逊作品系列》:
这种看法对于像我们自己这样的单维度社会似乎更加中肯。在这种单维度社会中,以旧生产方式的习惯和实践形式存在的残余已经被有倾向地消除,因此才有可能在意识形态批判本身的真正功能中假定一种修正或替代。这至少是曼费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观点,他提供了一种关于先锋派知识分子的机能主义的分析,其“反机制的阶段”本质上包含“对陈旧价值的批评”(70)。不过,这样一种使命的真正成功与资本本身的现代化斗争相连,“有助于准备一个打扫干净的平台,从那里出发去发现新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历史任务’”(70)。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塔夫里把这些新的现代化的任务与理性化本身等同起来:“先锋派作为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建议加以引进的意识形态,就是将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乌托邦,作为抽象的最后发展阶段的某种预示,而这种发展与全球的理性化相一致,与辩证法的某种肯定的实现相一致。”(62)当人们明白塔夫里认为凯恩斯主义应被理解为未来本身的一种计划化、理性化时,他的系统阐述就变得不再那么神秘隐晦了。
这样看,在当代,非神秘化具有它自己秘密的“历史诡计”,它自己的内在的功能和隐蔽的世界一历史的使命,就是说,通过摧毁传统的社会(不仅是教会和旧封建贵族,而且最主要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共同的土地和他们的村庄),为大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把地球打扫干净:准备一种完全“可以替代”的现在,其中空间和心智都可以随意加工和再造,具有一种“灵活性”,而忙于创造炫目的形容词来描绘“后福特主义”潜力的理论家,其创造性则因这种灵活性而难以为继。在这些条件下,破坏开始带有新的、不祥的城市主义的色彩,并开始含有开发者的思考,远超过以前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对破坏本身的反对和批判被降低到了一种令人厌倦的教化,并由于它们将过时的思想生动地戏剧化而损害了自身,而那种过时的思想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被废除的(“不论如何,出现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它已经消失”)。
这些现在是传媒的悖论,它们产生于批评发展的速度和节奏,也产生于一切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点本身在传媒世界中被转变成它们自己的“表现”(如康德所说的那样)的方式——换言之,即转变成它们自己的形象和漫画,其中可辨识的标语代替了传统的信念(信念确实已被迫将自己转变进这种可辨识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中,以便在传媒市场上进行运作)。在这种情境中,把握保守的或残存的抵制新事物的方式的进步价值,比评价一系列表面上是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更容易(按照塔夫里的模式,这些观点常常从功能上证明无法与系统本身的结构需要区分开来)。这种分析判断还投射出某种可能的音障幻景,像一条警示线在茫茫的天空模糊不清。实际上,关于人的有机体能承受多大速度这个明显的问题,在自然主义的复活中会发挥它的作用(关于自然主义的复活,在本部分第三节将会谈到),而新的事实本身也确实好像会暂时但却生动地将恩格斯(Engels)关于从量变到质变的旧法则(或至少那种“法则”的余像)戏剧化。
……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本书共三部分,原是1991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韦勒克图书馆所作的一年一度的系列演讲,目前的新标题旨在强调三部分之间某种更深刻的相互联系。甚至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似乎仍然存在某种历史的好奇性,这种好奇性具有一种总体的系统性,而不只是对轶事的好奇:不只是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是作为对我们的制度或生产方式本身的更大命运的一种更普遍的焦虑——对此,(一种后现代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焦虑必然是永恒的,虽然我们从理智上认为这种感觉绝不可能,但对它的分裂或替代却提不出任何合理的方案。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有某种弱点。
我已经开始认为,后现代一词应该为这种思想保留下来。这个术语及其各种各样的词组,似乎反而已经演变为各种党派对价值的表达,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这种或那种多元主义看法的肯定或否定。但是,这些是更容易以具体的社会术语(例如,各种女权主义的术语或新的社会运动的术语)来论证的观点。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我们整个社会及其文化或生活方式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征象。
但是,由于那些变化仍是一些趋势,而我们对现实的分析又受到我们认为什么会保持或发展的支配,所以要说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几乎很难不涉及它究竟会走向何处这个更难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要解开它的矛盾,想象它的后果(以及那些后果的后果),推测那些现在至多是某些倾向和潮流的东西在充分发展成熟之后会采取什么形态和机制。因此,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说明,具有不完善的一面。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是否总是如此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我不想决定的问题:也许对现代主义的上千种看法,以某种方式比我们今天的看法更接近其现时的想象。对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这些想象是什么,它们既不是上千种,也不是乌托邦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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