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性学批判》东方出版社@--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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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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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中 刘金波 编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76333
出版时间2014-11
版次1
印刷时间2014-11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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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性学批判
李建中，刘金波 著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76333
版次：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8
编辑推荐
以往对《金瓶梅》的分析，多半是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视点的呆板与价值取向的单一，导致“金学”研究缺少突破性进展。
《<金瓶梅>性学批判》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审美学三个不同层面，批判《金瓶梅》之“色”，多角度观照与多元价值取向，挖掘出《金瓶梅》的“性学”内蕴：作为历史研究的“化石”意义，以及对当代性生活的“警世”作用。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论，希望《<金瓶梅>性学批判》的探讨既有助于深化性学的理论研究，又有助于拓宽金学的研究领域；从文学鉴赏的角度论，也希望《<金瓶梅>性学批判》能为广大读者重新理解《金瓶梅》这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价值，提供一种新的观照视域和入思路径。
内容简介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不仅具有审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价值。
《<金瓶梅>性学批判》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审美学三个不同层面，探讨《金瓶梅》之“情”，批判《金瓶梅》之“色”，揭示《金瓶梅》之“美”，期冀通过揭橥其性学内涵及其对于当今性意识、性行为以及性文化的启迪意义，来还原人性之本真的情与色。
作者简介
李建中，湖北江陵人，1955年出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及文化的研究，其学术代表作有《心哉美矣：汉魏六朝文心流变史》、《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批评文体论纲》、《體：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其文学代表作有《湖畔之舞》，其“东方（出版社）书系”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阴阳之间：臣妾人格》、《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魏晋人：弄狂以流悲》、《弗洛伊德：爱欲人格》以及这本《金瓶梅性学批判》。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食色论
1.“食色性也”
2.“五色令人目盲”
3.“空色皆寂灭”
第二章 德色论
1.“无非明人伦戒淫奔”
2.“俺每真材实料不浪”
3.“毕竟德不胜色，可叹可叹”
4.“最没正经”，“却是最有结果的”
第三章 财色论
1.财对色的双重冲击
2.借财求色与借色求财
3.财色怪圈：从“双收”到“两空”
4.无“财”之“色”：恩格斯的憧憬
第四章 美色论
1.螺旋：历史的回顾
2.冲突：传宗接代与真个销魂
3.变奏：销魂时分的不和谐音
4.启示：并非“题外话”
第五章 好色论
1.“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
2.“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3.Chastity：新的“一致”
第六章 心色论
1.性优势外射：“秉性刚强”与“随风倒舵”
2.性角色错位：“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第七章 春色论
1.“欲火难禁一丈高”
2.“打老婆的班头，坑归女的领袖”
3.“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
第八章 情色论
1.“于爱河中捣此一篇鬼话”
2.“不觉心中的感触眼中的落泪”
3.“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
第九章 空色论
1.“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
2.“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3.“因果循环，读者自省”
第十章 殇色论
1.“美的观念植根于性的激荡”
2.“丑就在美的旁边”
3.性美学的Chastity境界
后记
精彩书摘
《<金瓶梅>性学批判》：
人乃宇宙精华万物的成长。人的性活动决不仅仅是动物式的原始行动，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内涵；而人对自身性活动的理性思考，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
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远古人类，远不可能明了人类性行为与生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将“性交”和“生殖”这两件事分别起来看：一方面，他们认为性交仅只是以单纯的感觉为快乐目的；另一方面，认为妊娠、生育等生殖现象是不可理解甚至是恐怖的。例如，澳洲土著就认定怀孕是植物之妖灵的投胎；中国也有“灵感受胎说”：如传说姜螈履巨人之足迹而生文王，刘邦之母受龙君的灵感而受孕，等等。显然，原始人类对性的哲学思考远停留在感性的、不自觉的阶段。但值得肯定的是，在他们恐惧“生殖”的同时，却获得单纯的性交的快感。或者说，对“生殖”的恐惧，反过来加强了他们“性交”的快感。以“快乐”而不是以“生殖”为目的，这便是人类“性史”上最早的“性目的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性是爱的需要，没有爱就没有性。或者说，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
其实，人类三大文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在性的规范上，大都是围绕着生殖目的来建立的，都是生殖主义为统治的。例如儒家文化中，有“上以宗庙而下以续后世也”（《礼记》）的说法，有“非为色也，为后也”（孟子）的说法。
以“快乐”为目的的性观念，是原始乱婚的基础；而原始乱婚的经济基础，则是原始公社制。随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诞生，经济因素在人类的“性”和“婚姻”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以一夫一妻为主要形式的个体婚制，代替了由原始乱婚发展而来的血缘婚和对偶婚。“生儿育女”自然成了婚姻乃至性活动的唯一目的。
在《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国土和时代，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相适应的，是儒家的纲常伦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及其“性的活动”如果达不到“生儿育女”的目的，则不仅在经济上使丈夫失去了财产继承人，而且，在伦理上也是一种“不孝之举”。“财”的延续和“孝”的延续，全都靠“性目的”的实现。当然，“生育”的目的，更多是针对没有财产的妻子而言，而丈夫尽可以在“生育”之外另找“快乐”，因为妻子恪守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或公开或秘密的多偶制。吴月娘和西门庆性行为的迥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台湾性学专家、台大医院精神科曾炆星先生指出：“从生物学之观点说来，正常性行为之最终目的在于传宗接代。故假若其性行为之结果，并不导向于此最后目的者，可称为变态性行为。”然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妇女的解放（家庭财产不再为男子所独占），随着避孕方法的出现，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活动已转向密切夫妻关系的“关系性”性活动，或使夫妻获得单纯快感的“消遣性”性活动。因此，所谓“正常”和“变态”就失去了区分的必要。即使是站在生物学的观点看，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性行为，也很难说就是变态。生理快感、心理愉悦，以及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能延年益寿”等等与生殖无关的目的，也应该是性生物学的题中之义。如果以一个人每周平均1-2次性生活来计算，一年也就一百多次，过60年性生活也不到1000次。而现代性生活直接指向生殖的只有1-2次，已经只有不到0.1%。意即一个人在二十多岁或者最多三十多岁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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