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籍】周汝昌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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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汝昌,周丽苓,周伦玲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0663509
出版时间2013-09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39.8元
货号J9787530663509
上书时间2024-09-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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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红学泰斗周汝昌与一代鸿儒胡适之往来书信首度悉数面世，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照片、书影报影图说历史，当事人米寿高龄从容回忆与胡适及顾随、俞平伯、陶心如、张伯驹、文怀沙、周策纵、潘重规等的交往旧事，展现出许多大师学者的美好瞬间。周汝昌编著的《周汝昌与胡适》平静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作者丰富的学术轨迹，淡然的叙述中蕴涵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况味，体现了先哲后贤人格上的感召和精神上的传承。
商品简介
关于周汝昌与胡适的红学交往，文化界传闻颇多，见仁见智。周汝昌作为当时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周汝昌与胡适》中详细披露了其与胡适红学交往的细节，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为当代“红学泰斗”。平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2012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目录: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代序）
旧版自序
纪念胡适之先生
楔子
上编
两进燕园
偶然发现
相濡以沫
收获与问世
为何如此标题
君子之风
天真幼稚也有好处
年表功高
历史车轮拉不退
冷水当头
态度和方法
平生一面旧城东
初识脂砚面
红夏喜双收
口耳校红文
“先斩后奏”
仁人大度
何必全同
三个“11日”
层楼更上
完璧依依
上编结语
下编
意外的客人
两幅芹照
两出意外
从StudiaSericaV01．IX说起
一段公案
机缘有待
其命维新
锦城见书
当头一棒
……
补缀
附录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 )，天津人，有名红学家、古典诗词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目录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代序）
旧版自序
纪念胡适之先生
楔子
上编
两进燕园
偶然发现
相濡以沫
收获与问世
为何如此标题
君子之风
天真幼稚也有好处
年表功高
历史车轮拉不退
冷水当头
态度和方法
平生一面旧城东
初识脂砚面
红夏喜双收
口耳校红文
“先斩后奏”
仁人大度
何必全同
三个“11日”
层楼更上
完璧依依
上编结语
下编
意外的客人
两幅芹照
两出意外
从Studia Serica V01．IX说起
一段公案
机缘有待
其命维新
锦城见书
当头一棒
意外听音
“红”“黑”之中
“无立足境”
不绝如缕
忽庆更生
《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与大字本的内幕
国际红缘
使命圆功
“绣衣”出使
百折不回
客窗诗祭
杂言遣兴
《四松堂集》的意外曲折
难以克当的光荣
师友情谊与学识见解
下编结语
补缀
上编末增补文字
旧话新思
画蛇添足画龙点晴
追忆父亲口述补充文稿简况周建临
文运孰能开世纪
——胡适之与现代中国文化
《胡适批红集》序言
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附录
什刹海边忆故交
——怀念张伯驹先生
苦水词人——顾随先生
翰墨缘
旧版后记
旧版编后记周丽苓周伦玲
新版编后记周伦玲
内容摘要
关于周汝昌与胡适的红学交往，文化界传闻颇多，见仁见智。周汝昌作为当时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周汝昌编著的《周汝昌与胡适》中详细披露了其与胡适红学交往的细节，《周汝昌与胡适》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
精彩内容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
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后来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风度。写胡先生的大度，也
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
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颢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颊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
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大“×”，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孙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
，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
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
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楼梦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烦乃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其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砚斋是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i、承认了曹家的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
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
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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