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唐诗选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最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第一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最通行、读者认知度最高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第一，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最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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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在唐代，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诸体皆备的程度，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唐代诗人为古典诗歌树立了后人无法超远的新典范，唐诗遂成为中国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唐诗今存大约五万首，古今唐诗的选本众多，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尽管所选皆是精华，然该书体量较小，尚不能很好地展现唐诗的风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家们集体选注的《唐诗选》，选录130余家630多首作品，是《唐诗三百首》（77家，310首）的两倍左右，该书不仅收录了唐诗的经典篇目，还能较好地反映唐诗的发展，另外，选注者对入选的唐诗作品做了非常精彩的注释。该书1966年初版，1975年进行了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改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出版至今已40多年，它业已成为有口皆碑的唐诗经典选本。这本书不仅是唐诗的经典选本，也是当代古典文学诗文选本写作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