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草书研究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党项建立的政权。党项是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于6世纪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边境的草原和山谷间隋朝建立后，党项归附，接受册封，建立了贡赐关系。唐初，党项过着游牧生活。

酋长拓跋赤辞率众归附，唐太宗赐他李姓。唐中期，党项受到吐蕃的压制，逐步迁入今陕甘宁边境一带。唐末，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由于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号夏国公，复赐李姓，据夏、银、绥、宥、静五州。五代各朝都默认党项李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北宋初年，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李继迁与辽朝结成掎角之势，共同抗宋，并于1002年攻占灵州。李德明即位后，与宋议和，宋封其为西平王，辽则封其为夏国王。李德明趁机休养生息，整顿内政，为西夏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了与宋辽诸国鼎立的政权，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地处西北，史称西夏。自元昊建国，历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祟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帝李睨十代帝王。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

西夏雄峙西北地区190年，先与北宋、辽抗衡，再与南宋、金鼎立，形成历史上的“新三国”之势，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国文化发达，居世界前列。西夏积极吸收周边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创立文字，推进教育，翻译佛经，刊印典籍，使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法制建设、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建树。然而，元代修史，未给西夏立专史，它的面貌曾一度模糊不清，也使得宋、辽、金、元诸史少了一部可供参证的史料，给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留下了遗憾。

巨大的转机始于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发现。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发现西夏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开西夏考古之先河。此后，陆续有西夏文物被发现。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数被英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国掠走，尤其是1908、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诺夫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掠走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等地相继出土西夏文献文物，特别是1970年以后，考古工作得到重视与发展，一些重要的西夏遗址得到清理性发掘，在西夏陵、灵武窑、拜寺沟方塔、山嘴沟石窟、塔尔湾、亥母洞、张义小西沟岘、武威署东巷、莫高窟、大佛寺、武威西夏墓、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高油房等遗址出土大量西夏文物和文献，分别皮藏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文博单位，大大丰富了国内的西夏文物种类。

大量西夏文物、文献的出土，给西夏研究提供了鲜活丰富、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改变了西夏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夏文草书文献。中国学界认识到西夏文献的巨大价值，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开始搜集、整理和刊布流失海外和国内分藏各家，查阅不便的西夏资料。1990年以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物·甘肃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西夏文物·宁夏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相继出版，使难得一见的资料终于面世，西夏研究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这些出土资料中，有一部分是西夏文草书文献，蕴含着特殊的价值，对其解读研究是西夏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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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西夏学文库”(第二辑)之一。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了西夏文草书文献的种类与价值，分析了西夏文的形成与发展，对西夏文草书的结构与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选取契约、户籍、信函及佛经类的一些西夏文草书文献将其转录成西夏文楷书，并翻译成汉文，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参考资料。下篇是对西夏文常见字草书的归纳汇编，以部首与笔画为序排列，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简易的西夏文草书字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