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人的长征(最好的外国人长征记录 现代版 司马教授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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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长征(最好的外国人长征记录 现代版 司马教授藏品)

233 九五品

库存2件

湖北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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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李爱德 马普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5428141

出版时间2005-01

印刷时间2005-01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12-01-07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九五品
商品描述
介绍目录代序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赌注第一章 长征第一渡第二章 “哈啰”的困扰第三章 让子弹穿透头颅第四章 飘雪圣诞第五章 遵义:不可承受之重第六章 咬人的“国民党”第七章 毛主席留下的女儿第八章 伊拉克阴云第九章 流动马戏团第十章 “非典”来袭第十一章 “病号”与“保姆”第十二章 Gear Guy第十三章 历史高于传奇第十四章 没有雪的雪山第十五章 草地艳阳第十六章 真的成了英雄结语附录     2002年10月-2003年7月,两个英国青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完成了惊人之举:用双脚重新丈量中央红军走过的长征路。这本《两个人的长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就是他们“新长征”的实录。在艰辛的旅途和深入边远村寨的寻访中,他们试图理解当年红军走长征的感受,验证历史真相,并对长征者充满敬意。“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本版内容选自该书。     ——编者     毛主席留下的女儿     红军纪念博物馆坐落在一座山上,俯瞰着扎西镇。它的正下方就是扎西会议旧址,旧址已经整葺一新,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经住过的房子一起被围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一渡赤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个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个农家寄养。长征路上是没有办法养孩子的。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     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博物馆馆长罗红芳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恐怕威信县以外没有人知道。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我们那时对“毛主席的孩子”的说法非常怀疑。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除了长征婴儿,还有两个留在了江西。有关这些孩子的传闻铺天盖地,宣称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据我们在博物馆了解的信息,这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于是我们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对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     “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     “熊家抚养的女孩小名叫‘毛妹’。郑明全说她应该就住在附近,90年代初的时候还来拜访过他。这是1947年毛妹过继给人家做童养媳后,他第一次见到她。”     杨庭艳给我们看一张发蓝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穿苗族服装的年轻女子。     “这是我母亲,”她说,“毛妹。”     如果在这个紧要时刻,我们能在照片上或者她两个女儿的脸上看到一颗著名的痣,那就更让人兴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德说:“肯定还有更多的证据。你怎么能确定毛妹和熊智奎收养的孩子是一个人呢?”     杨庭艳的丈夫熊明虎(与熊智奎没关系)接着告诉我们更多事情。     “毛妹的家里没盐巴,她到她姨妈家里拿盐巴,她姨妈给她盐巴后,告诉她她是养(拣)来喂的。她的哥哥欺负她,也说她是养(拣)来喂的。还有就是生日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父亲叫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是1936年,而他对别的孩子没有这个要求。熊智奎1946年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毛妹,她记住的生日是错误的,她的实际生日是1935年2月。”     1935年2月5日,红军在花房子,郭璋琼确信贺子珍在那里生下了一个孩子。而毛妹作为一个寄养的孩子,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10年。     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     “我们能去看你们的母亲吗?”马普安问杨庭艳。     杨庭艳有些激动,“当然,我们明天就去,我母亲从没见过外国人。”     “我们再问一件事,”马普安说,“你们怎么认为?你们相信自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女儿吗?”她们耸耸肩。“不能说。”杨庭艳说。     就算用新长征的标准来衡量,天池苗寨也算是非常偏僻的。我们爬的山又高又陡,俯瞰山谷的感觉就像从飞机舷窗往下看。5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支北京来的工作组到水田寻找毛泽东的孩子,但他们没有找到毛妹。那时她和家里人不在那里。熊智奎1944年死后他们就搬走了。1947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两年,毛妹被送到天池的杨家,将来做他们家儿子杨洪明的小老婆。那时她12岁,任务是放羊。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毛妹的大名叫熊化芝,她在自家大门口迎接我们。她的家是典型的黑木、单层苗族小屋,中央门廊两侧连着侧屋。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光泽,脸上的皮肤紧紧箍着骨头,看上去可不止68岁。     熊化芝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她把她了解的全都告诉了我们: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带她到的四川,又如何在1947年返回天池,以及她如何被告知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     “你母亲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当初要告诉你错误的生日?”爱德问。     “没有。”     “你从没问过吗?”     “没问过。”     我们离开时,熊化芝送给我们一件手绣的罩衣,她年轻时做了一些这样的衣服在特殊场合穿。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工艺品,我们不想拿着。“拿着吧。”她坚持。     “你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后,我们就把它还回来。”爱德说。熊化芝笑着,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历史高于传奇     7月27日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第一天,黄昏时我们爬上了田湾上方的万岗山。我们没有仗可打,没有临时搭桥,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步枪、子弹或者手榴弹什么的,但我们还是累得精疲力尽。     从田湾到上田坝还有78公里。红军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一口气赶到那里,中途没有休息。     第二天到达磨面的时候,我们比计划晚四个小时,太阳已经西斜。爱德问一个当地人往泸定去的路。     “红军走过的路?”他转了转眼睛,“全都冲没了,没人再走了。你们必须走另外一边的路。”     爱德又向友谊旅馆的老板打听情况。“没有问题。”他说,一边用手指着磨杠岭山上的断崖,那断崖将磨西与大渡河谷割裂开来。“红军走的是那条路,你们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到泸定。”     天色逐渐阴沉下来,磨杠岭上的景物影影绰绰。谁说的话可信呢?我们更愿意相信旅馆老板,但我们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吗?这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帮助犹犹豫豫的我们打定了主意——吃完饭便去睡觉!和杨成武一比高低的计划泡汤了。     第三天早上有了阳光,这让我们很高兴。旅店老板完全正确。从磨杠岭山顶走到泸定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前提是40多公里的路程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我们晚上9点才到上田坝,晚了大约13个小时。     历史书没有夸张。书上说“飞夺泸定桥”战役全程经过120公里,跟我们的测量差不多。我们还多走了1公里,那就是7月29日从泸定县城境内的大渡河到我们住处之间的距离。从田湾到上田坝,杨成武的军队共走了73至78公里,用了25个小时。     泸定桥中间的人行道有1米宽,木板铺得很密。当农民挑着担子从爱德身边一颠一颠经过时,爱德必须紧紧抓住最上面的铁链来保持平衡。     但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座铁桥悬在高高的两山之间,离河面至少有100米高,下面的水流湍急汹涌,桥上几乎没有木板。实际上,这桥距水面最多只有5米的距离。     当年红军先遣队到达泸定的时候,桥上的木板已经全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     杨成武在他的文集里对“泸定桥传奇”有这样的描写:“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     “……廖大珠同志突然一跃而起,在同志们的口号声中,带头冲进火海。”     在杨成武的描述中,22名红军突击队员都活了下来。但根据桥上纪念匾的官方记载,只有18个人成功冲破了封锁线,另外4个牺牲了。     “我跑到后面的山上。”86岁的李国秀站在桥上指着西边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     爱德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     “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     李国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没有搬过家。现在的房子已经整修过,是砖和水泥结构。1935年时她家的房子全是木头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给红军做新的桥板。     假如李国秀的回忆没有失实,“飞夺泸定桥”这一事件就少了些传奇色彩——在当时的环境下,红军伤亡如此之少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书籍和电影都没有提到这些带路的村民,恐怕是不愿让红军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然而正是那些无名百姓做出的大无畏的牺牲使得整个事件更具光辉。     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李国秀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她哭诉道:“当时生活很苦,现在好了,可我也老了。那时候国民党把我们弄到监狱里,一顿就给我们一小碗饭,后边还有人押着,让我们老百姓给他们背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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