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创新进化史978721813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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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尼亚)卡莱斯·朱马|译者:孙红贵//杨泓
出版社广东人民
ISBN9787218137209
出版时间2019-09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5元
货号9787218137209
上书时间202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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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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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一 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推荐序二 助推人类社会2.0
前言 人类文明的赫菲斯托斯：创新
跛足的神祇，创新的代价
追根溯源，从动物到上帝
第1章 寻找创造性破坏的暴风眼
拯救匮乏的想象力
熊彼特式创新：变革社会的核动力
驯养“怪兽”？
创新、不确定性和损失
以史为鉴，预防下一场技术冲突
第2章 涂抹刀上的战争：人造黄油和天然黄油
黄油初试牛刀
战争催生了人造黄油
混杂了金钱炮弹的反对之声
制造平衡的“椰子奶牛”盟友
堂而皇之的游说
第3章 马与马力的较量：美国农业机械化
初级阶段的农业机械化
“大萧条”前，拖拉机行业大繁荣
马与马力如何共存？
罗斯福新政的农业困境
一场不对称的竞争
第4章 带电的争论：直流电与交流电
爱迪生照亮了珍珠街
交流电逆袭与反扑
抹黑电刑：发明家的卑鄙竞争
爱迪生设法挽回投资损失
被点燃的公众怒火
第5章 凛冬将至：几遭冷遇的机械制冷
把冰卖到印度去
如火如荼的“冷”战
研究制冷，获得“诺奖”
攻城略地的冷藏技术
无处安放的天然冰业
第6章 音乐人之痛：录制技术
录制：让音乐人很受伤
爱迪生抢走了音乐家的饭碗？
罗斯福总统无法取缔录制的音乐禁令
禁令反而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创造性毁灭”与“破坏性创造”
第7章 当代农业的爱恨胶着：转基因作物
领先的停滞者：欧洲化学企业
孤注一掷的孟山都
在质疑中，谋求技术领先
技术为新兴国家铺设的超车弯道
监管的困局
第8章 “水优”鲑鱼：游走在监管流程前的转基因动物
未来30年,养殖鱼类增长3倍?
驾驭生物科技浪潮
先行者，被政府拖住后腿
浑水才能摸鱼
政策制定者的窘境
涂抹润滑油的创新之轮
第9章 引领：领导者对待创新的正确方式
大学扮演的角色
包容性创新：新旧技术和谐共存的艺术
适应性制度支持创新
公众教育：新技术与旧现实的缓冲剂
创新的函数：掌握技术加速度
内容摘要
互联网诞生伊始便成了公众争议的主要目标：如信息获取、财产权、隐私、间谍活动和道德价值观等问题，它最终为何仍然发展成为了当今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算法日趋成熟，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失业、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焦虑，我们该如何调整基本决策的制定方式？
随着计算机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和多种医疗设备越来越多地普及应用，未来医生的角色将面临极大改变，我们如何确保医生与患者共同受益于医学技术的进步？
《创新进化史》详实研究了600年科技发展的历史，通过基因改造、机械制冷、电力、录制音乐等7个人类创新史上的精彩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新技术如何出现、生根，并建立适于自身的新制度生态的过程。
本书还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了当今社会对人工智能、在线学习、3D打印、基因修饰、机器人、无人机和可再生能源等科技的争论及其进展，提供了能帮助创新者避免大部分困境的指导与启示。 《创新进化史》观点兼具历史性和前瞻性，书中详述的许多经验教训都超越了技术创新的范畴，而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对于创业者、政客、学者以及希望在创新进化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书。
精彩内容
第1章：寻找创造性破坏的暴风眼
人们对新事物都很开明,只要新事物与旧事物足够相像。
——查尔斯?凯特灵（CharlesKettering）新千年迎来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重挑战大潮。如何满足欠发达国家的基本需求？如何解决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放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这些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新千年也意味着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巨大进步下，技术乐观主义的形成。这让人们坚信，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一些挑战。
本章强调，以日新月异的技术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的做法，既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欢迎,也引发了寻求减缓技术变革的社会反应。人们担忧旧事物的失去，而不是新事物的产生，这构成了对技术感到不安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些反对变化的人甚至抱持着彻头彻尾地反技术态度。对失去现有技术的恐惧会导致个人或团体尽量避免创新带来的改变，即使是放弃创新的益处。但人们大部分的担忧来自于主观的看法,而不一定是具体的客观证据。这种对失去的恐惧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智识和心理上的，比如对现有世界观或身份的挑战。
拯救匮乏的想象力世界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它们正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美国国家工程学院（TheUSNationalAcademyofEngineering）指出，这些挑战分为可持续发展、健康、安全和改善生活四大类。可持续发展包括使太阳能经济适用、利用核聚变能、开发碳封存方法及管理氮循环。改善健康状况则必须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开发出更好的药品、发展卫生信息学以及实施大脑逆向工程。为了应对安全挑战，需要采取保护信息安全的行动、防止核恐吓、恢复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的改善则要求提高虚拟现实技术，促进个性化学习并设计科学发现的工具。随着这些挑战的演进,社会的技术创新观念也在发展。这将对技术的应用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技术创新在社会中的作用，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有三大原因。从历史上看,技术创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今天，许多新的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的生成速度都快于社会设计出相关辅助机构的速度。高速度的创新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例如数据收集技术的发展造成隐私泄漏而引起公众敏感。其次，许多领域的创新周期大大缩短，这使得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比前几十年快得多。第三,全球化为新技术和工程实践的快速扩散创造了新机遇。
科学技术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通信技术进步导致的时空距离缩短等各种因素使得产品的研究和发布之间的周期不断缩短。这改变了技术预测的本质,我们因此也需要超前的调控方法。
技术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将使人们找到低成本、高科技的工程方法，从而解决持续性发展问题。这些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政治格局，且通过组合进化的方式开辟出新的技术机遇。
科学、技术和工程上取得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设计出曾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解决方案。这并非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而是通过对全球社会生态学知识增长和新技术产生的可行性的观察，两者相结合产生的论断。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可以获得更多科学技术知识。一些后发经济体，如中国，已经在某些技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事实更加确认了这种可能性。
人们对技术发展影响就业的担忧愈演愈烈。无人驾驶汽车将重构运输、保险和商业模式。计算机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和无数的医疗设备已经改变了医生的角色和医疗服务方式。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算法影响着基本决策的制定方式。由大批军事人员在战场上完成的任务已被无人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代替。技术进步也改变了产品的发展轨迹。谷歌、IBM等基于数据的公司正跨入医药研究领域。诸如优步之类的共享服务公司正在增强机器人技术及其他工程项目的能力。政治领导人如果还是坚持线性的世界观，他将在指数级增长前迷失。
这些趋势增加了人类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正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在其著作《玻璃笼子》（TheGlassCage）中写道：“(计算机)自动从设备终端进行操作。这使我们更容易获取想要的东西，却也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实际认知之外。”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基本的社会趋势,从无法预见新技术的影响到由失去的恐惧驱动的极端反应。
大量案例表明社会经常低估新技术的风险，或对新技术的风险缺乏足够了解时就采纳应用。现代农业广泛地依赖于化学物质的使用，这使其成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保护伞。早期指出化学物质会造成危害的一些先驱作品，如雷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它用生动的比喻激发了环保运动的兴起。科学知识的增加也揭示出众多化学物质对健康及环境的有害性,从而禁止或限制了它们的使用。
通过组合新产品和整合技术与工程系统，体现于可交易产品范围的技术多样性迅速扩张，并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创造力。这一过程掺杂着人们对风险的进一步认知。其他技术改进则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处理粒子的能力。纳米技术的兴起创造出更大的技术多样性，并为各行业现有的产品增加新属性。然而这也使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管理新技术的能力，因为人们逐渐怀疑现有体制安排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完整性方面是否恰当。
技术和工程的进步本身就能解决许多争议。例如，技术进步解决了早期机械制冷的安全问题。同样地，早期拖拉机性能的迅速改进促进了它的应用。当代最引人瞩目的，从人类胚胎获取干细胞的问题，也通过有助于识别其他干细胞来源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技术的丰富性、持续改进性和用户在创新上更大的参与性的结合，将创造新的途径去解决那些不成熟技术产生的争议。以英国军队的武器从长弓向火器转变为例。18世纪的大多数记录显示，长弓比早期燧发枪更有优势。它可以比子弹射得更快，成本更低，且燧发枪打得还很不准。士兵们被告知，“射击，等到看见敌人眼中的白眼仁再开枪”。然而，射箭比燧发枪需要更多的训练。由于人们把时间分配到其他运动项目上，射箭的训练量因而下降。
159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法令恢复箭术，禁止和国防无关的运动。她认为箭术是“我们国家在过去时代获得如此巨大荣誉的武器，应继续使用”。她还命令“这些贫穷的制弓匠、造箭匠、制弦匠和箭头制造商人数众多，他们整个家庭的生计都与此行业息息相关，所以，箭术要保留，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保有工作”。不过最终，火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将箭术变为一项军事潜力不断下降的运动。
总体来说，广泛的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以确定新技术的地位和应用程度。正如林恩?怀特（LynnWhite）在《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evalTechnologyandSocialChange)中所说：“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接受之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领导人的想象力。”熊彼特式创新：变革社会的动力前文讨论的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这一词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中首创。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必须不断地演变，随着演变而来的就是变革。这种变革需要破旧立新，比如枪炮代替射箭，手机代替有线电话。要充分把握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意义和范围，我们需回到熊彼特的初创思想。正如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中阐述的，创新是“创造性建构”或进行着的新组合。熊彼特认为，这一任务应由企业家承担。他原来认为，创新包括五方面内容：新产品的引进、新工艺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放、新材料和半成品的采购，最后是产业的重组。
“创造性破坏”可应用于熊彼特提出的五个创新领域中的任一领域。正如熊彼特所阐述的，与创造性破坏相关的创新抵制，也发生在这五个领域及新组合扩大的类别中的任一领域。创造性破坏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各阶层惧怕变化。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也能帮助个人拥抱创新。
熊彼特描述的“创造性破坏”以其普遍的吸引力而广泛流行。它在各种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使不精确的定义,它也很容易得到应用。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一样的整体，熊彼特识别出由技术的演替潮引发的经济转型力量，就像铁路的出现所显示的影响那样。对于他来说，“要掌握的关键一点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进化的过程”。具体阐述为“产业演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内部彻底改革经济结构，不断地破除旧事物和创造新结构。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
熊彼特运用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挑战经济平衡的观点。他重点研究新组合式的创新引发的变革。以经典事件为例，他认为：“铁路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任何消费者主动表现出对火车服务的需求。”他又补充了其他例子：“在拥有电灯、人造丝袜，或通过汽车、飞机旅行，或听收音机，或嚼口香糖等方面，消费者也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主动性。”事实上，“消费品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是由生产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消费者往往抗拒变化，但又不得不接受精心设计的广告心理学的教育”。
“创造性破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技术的颠覆性。从这一思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是“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Innovation）。正如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在他最初的理论构想中所指出的那样，颠覆性创新与模仿性技术的区别在于：相对于“根据主要市场主流客户传统上重视的方面提高现有产品的性能”的模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可能开始时表现不佳，但通过技术改进和市场营销，颠覆性技术最终会主导市场。因为它们“通常更便宜、更简单、更小，而且使用起来经常更方便”。
“颠覆性创新”这一词语通常涵盖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这使人们很难评估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他词语则往往侧重于激进和渐进式技术变革之间的区别，它们通常着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只具有有限的分析价值。它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看似小的技术改进可能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后果。
一种有前景的方案可能会聚焦于技术的颠覆性及其社会影响。从这种进化的视角看，“技术的突破或颠覆，始于技术剧烈变化和选择的时代，以单一的主导设计终结。这种突飞猛进的时代之后是渐进的技术进步时代。这个时代可能又会被随后的颠覆性技术打断”。颠覆性技术有多种来源，包括产品、工艺、新市场、组织和原材料等方面。重点是：这些领域中的哪一个创新带来了变革，致使胜者和败者间的平衡发生变化，并引发公众争论。
颠覆性技术的理念为了解企业和市场层面的技术传承提供了出发点。它侧重于现有企业失败的原因，限制新技术在初创企业中的应用是阻止这种失败的解决方案之一。这可以扩展到稍宽视角下的社会技术及创新系统。这些系统的定义是“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社会和技术要素的铰接整体，有别于其环境，它已经开发出了知识的生产、利用和创新的具体形式，且面向社会和经济的特定用途”。
严格说来，有很多例子都不符合克里斯坦森最初提出的“颠覆性技术”框架。以优步为例，它在高端市场起步，但只需拓宽关于市场混乱的分析框架，而无须扩展克里斯坦森给出的定义。利基市场的扩张过程太过复杂，需要开放式的分析方法以适应不同的研究目的。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把破坏的逻辑从具体技术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以说明创新和现有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需要采用不区分社会技术及其所处的创新系统与环境的开放式方法。通过改进与营销，一些新技术得以提升性能并替代旧技术，最终成为主导力量。但它们不仅仅是取代旧技术。通过与新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协调，它们还重新安排社会经济版图。正因如此，创新和现有技术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本书将着重探讨变革型创新，因为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纳入到由克里斯坦森或其他社会技术系统的构想定义的颠覆性技术的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革型创新的动力来自颠覆性技术，但也有不符合克里斯坦森构想的变革的其他来源。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所有提及的创新都将被默认为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意义上的变革型创新。
传统观点简单地把机构定义为保持社会结构稳定的黏合剂。这种静态的观点忽略了机构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更忽略了技术、工程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从功能方面来看，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涉及不同活动：提供信息和减少不确定性、管理冲突和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引导资源和保持连续性。
社会机构至少履行六项主要职能。第一是使社会适应变化，通常通过产生和传播新知识技术实现。因此，促进创新的机构在社会经济演进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生存任务。从生产食品到维持国家安全，完成这些任务涉及相当多的协调工作。因此，社会机构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协调并促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具体目标。这些任务再通过从政府部门到私营企业等具体组织实施。
协调工作涉及将具有多种知识、技能、兴趣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以实现特定的任务。但保证成功所必需的多样性又往往是不同参与者间冲突的根源。因此，社会设计了机构的第三个职能——管理参与者之间的冲突。
若没有可用的资源（尤其是人力和财政），很多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为了完成各种任务，每个社会都创造出各种机构，以产生、调动和分配必要资源。这就是机构的第四个职能。其中最常见的是资助机构，它们分配资源以支持新兴领域的研究。
但仅拥有资源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为了实现这一点，社会创造了具有第五职能的机构，为实现目标提供所需的激励。这些激励措施包括知识产权、研究经费的回扣、或给社会相关领域的先驱者奖励等多种形式。
当社会发展出保证生存的各种方后，确保它们尽可能广泛地应用并世代相传的压力会相当大。社会机构的最后一个职能就是维持连续性。法治、治安、住房法规和各种社会习俗是各机构旨在保持连续性的具体表现。其主要的结果之一是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的现象，即过去的事件往往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轨迹。在政治制度上，相关的惯性为新一代创新和寻求保持现状连续性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上述大多数职能都互补的且通过为实现某些职能而创建的组织实施，其实，它们也反映在公司或政府部门的各类管理人员的职位说明中。然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创新以适应变化的需求和保持持续性的压力是大量紧张关系的根源。根据定义，创新寻求的是社会重构，而这与维持连续性的需要相冲突。本书探讨这两种机构职能产生的紧张关系。变革型创新产生的不确定性常导致公共争议。社会并不是反对变革，而是关注创新可能造成的损失。新技术呈现出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造成个人和社会群体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是被广泛讨论又令人困惑的话题。正如W.布瑞恩?亚瑟（W.BrianArthur）在《技术的本质》(TheNatureofTechnology)中所定义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观察技术。首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现象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方式。这些现象包括植物中的兴奋剂、重力、磁性等。例如，通过综合应用推力，升力和重力等现象实现飞行，在线圈中旋转磁体产生电的发现导致了新产业的诞生。在这些现象被观察到以前，这些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形成功能系统的构件集合。例如，飞机就是一个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构件的集合，每个子系统又利用集合在一起的某些自然现象来实现某一功能。
最后，技术作为“某一文化的可用设备和工程实践的整体集合”而存在。航空业可以满足人们对旅行的需要，但它也是一个多重多样的物理组件和制度安排的集合。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需求激对新技术新解决方案的探索，但相反，新技术导致了新需求的出现。供需关系的简单规则无法灵活运用于动态的社会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新技术对经济特征的改变和经济创造出的新技术体系一样多。
航空业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自然现象创造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再被用于建立航空业的系统和子系统。在此期间，新标准、新规则、新社会规范与航空旅行相关的组织共同进化，各种各样的监管机构和组织与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社会组织多层次多行业的共同演进。
飞机的出现与航空业的协同演化改变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它部分取代了其他先前存在的运输方式，如铁路和许多的相关行业以及社会组织力量。创新本质上是通过引入新形式的经济组织以改变经济。因此，经济是基础技术的晴雨表。
从这种方式来看，技术可以独立于经济而存在于实验室或博物馆，而无论它们是否为了响应社会需求而开发。但经济结构却不能独立于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技术组件。新技术带来新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技术上的变革需要社会制度的互补性变革。技术、经济和相关制度作为一体化系统共同进化。
理解这种共同进化的动态是掌握社会经济惯性和对新技术持怀疑论的关键。例如，传统的农业经济是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的集合，其大部分是可持续的，只产生相对缓慢地变化。用拖拉机替换基本农具，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替代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彻底重组。拖拉机的采用与新的行业和社会制度齐头并进。
驯养“怪兽”？ 直觉因素新技术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公众教育在决定采用的速度和模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不关注人类心理学的直觉方面，就无法完全理解公众对新技术收益和风险的认知。新技术的倡导者往往侧重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然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对世界的直觉预期使人类很容易就对新技术产生误解”。在缺乏相关参考或可信赖的权威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依靠直觉。这虽然看似不理性，但却是进化上的更深层次的自主行为模式的反映，它植根于人类的厌恶和恐惧。
这种对新技术的直觉反应往往被社会规范所驱使。人们出于保护自我，趋向于避免接触病原体的潜在来源。新技术也因此受到殃及。例如，新的食品可能被视为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这也会扩展到道德层面以保护社会总体规范。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技术的本质属性怀疑新技术，这被认为是有益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新技术可能会引起负面反应，因为它似乎挑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观，或含有部分的意向性。反对“扮演上帝”的观点就属于后者。
人们对文明有一种担忧，即新技术是不纯净的或危险的，因为它们无法与公认的社会或生态模式相融合。产生这种担忧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缺乏如何控制新技术的知识。新技术因而被认为是怪物。现在，纯净和危险的概念已经深入风险管理的许多方面，食品部门尤其如此。“纯净食品”运动在食品业有着悠久历史，人们对于农业中使用化学品的反对意见即源于对纯净的呼吁。社会似乎还无法完全控制好新技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新技术的引入也被认为是对怪物进行驯化的过程。
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对新技术的初步反应。这些是社会经济因素依据的基础。虽然我们能先行计算风险，并说明这些风险都可忽略不计。但是，可接受的科学风险和采用新产品之间的真正差异是无法通过简单地提供额外的信息或逻辑推理解决的。
同样，以“不合理”为由拒绝接受新产品是不成立的。试图反驳杜撰的事情或者对依靠不合理的心理、文化反应的群体使用科学证据，只会巩固他们先前的信念，这已经得到了证明。此外，可能表现为不合理或被归类为伪科学的观念都倾向于利用认知直觉，而基于证据的观念则没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伪科学“可以通过利用进化上的认知机制被广泛地接受，从而为了直觉的吸引力而放弃知识的完整性。相反，科学则无视这些根深蒂固的直觉，因为世界并不在乎我们的直觉，跟踪事物的客观模式才是科学的安排”。
既得利益英国历史上的卢德派暴动事件就是抵制创新的真实写照。机器的发明及广泛运用使人们感到失业的威胁，而事实上，这种担忧早在卢德派分子（Luddites）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人们普遍只把卢德派暴动者描述为反对变革的机器捣毁者。但情况并不是反对新技术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竞争经济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改变或加强现有世界观、价值观或理论的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反应。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这都是成立的。比如在军队中，技术、特定的军规和组织结构一起演化。改变现有技术的尝试很可能会激发反对意见，而非考虑到它们明显的利益。
卢德派暴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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