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故宫六百年9787020160488

一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实实在在的岁月，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他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他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故宫里一再大兴土木，是故宫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爱的，还是八平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故宫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

二

所以说，故宫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它，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 ，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故宫），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 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伟大的建筑都有实用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超越实用的。就像艾菲尔铁塔，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以至于在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造它的时候，这一设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在内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赶在巴黎的天际线受到损毁之前联名上书，表达他们“强烈的、愤怒的抗议”，称“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之耻”。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是从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吃午饭开始的。这不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好吃，而是因为那里是巴黎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埃菲尔铁塔不仅丑陋，代表着庸俗的工业趣味，而且无用——连塔顶餐厅的菜肴都不那么好吃。古斯塔夫•埃菲尔为了使它的设计更有合理性，曾给它赋予了若干实用功能，比如空气动力测量、材料耐力研究、无线电研究等，但对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巴黎人而言，这样的辩护太过无力。但几十年后，剧情却发生了神奇的反转，埃菲尔铁塔不仅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成了巴黎重要的地标建筑，它每年的游客量比卢浮宫还多两倍。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192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头上，挥之不去。就像故宫，它的象征性，是通过它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

三

故宫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它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升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刹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故宫没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故宫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故宫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宫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故宫面前，话语是那么无能为力。

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故宫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重重，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故宫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故宫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故宫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故宫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宫里又是有市场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四

在我看来，故宫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帝制终结了，但故宫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2018年初秋时节拍摄《上新了，故宫》，我和演员蔡少芬、邓伦和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铜龟、铜鹤在腹中升起的袅袅的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只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着给进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故宫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在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

时间无声地流过故宫，却在故宫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故宫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故宫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根本的不同。

五

2020年，故宫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故宫，写故宫的十个甲子。只是故宫、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故宫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故宫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故宫与建故宫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故宫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72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根杠杆，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御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是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是构成了一座建筑。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

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确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这不仅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长的为冬至日，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长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在古代西方，并没有产生时间和空间一体化的人文观念。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走样，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飘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断），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六

关于本书的书名，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研究院副院长赵国英女士，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用《故宫六百年》作书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了，并且在2019年国庆节之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部作品。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责任编辑赵萍、薛子俊，美术编辑崔欣晔，他们为此书能够在故宫六百周年之际及时出版而付出心血；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的宽容与支持，感谢李少白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精美摄影照片；感谢香港《大公报》管乐女士，本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公报》上连载；还要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几乎在本书出版的同时，用一整期的完整篇幅发表了本书全文，感谢《当代》编辑石一枫兄多年来一如既往地编发我的作品，这是我次在一期杂志上发表一部长卷式的作品。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作品发表之前，既有按捺不住的期盼，又有难以控制的紧张。

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宋代蔡襄《经钱塘故宫》写：“废苑芜城裹故宫，行人苑外问秋风。当时歌舞何年尽，此意古今无处穷。”

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的技术，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他的《故宫遗录》，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740 米，南北长约1000 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渺，浮光掠影，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

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初建时名奉天殿，明嘉靖时改称皇极殿，后不一一标明）的位置，而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

也就是说，有过三座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开阵势，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

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

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12 公里。

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10 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 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

郁葱佳气散无踪，

宫外行人认九重。

一曲歌残羽衣舞，

五更妆罢景阳宫。

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

此刻，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故宫遗录》，通过文字来重构“故宫”的历史，就像当年的萧洵一样。只不过我所讲到的“故宫”，已不是他笔下的元故宫，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他记录了一个在15 世纪之初行将毁灭的故宫，我讲述的则是在那个“故宫”消失之后重新建起的“故宫”。这个“故宫”至今尚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每一根线条、每一片砖瓦都是真实的。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是砖石、楠木、琉璃瓦，而是文字，是一笔一笔的横竖与弯钩。当然，在重建里，我还动用了无数次的寻觅、追思与想象，因此这重述不只是借助文字完成的，还要借助情感、血肉与生命。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1368 年1 月23 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洪武二年（公元1369 年），朱元璋下令，在自己的故乡凤阳建设中都。

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 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突然停止。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

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宏，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回成国都。

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 年），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

本书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园林、绘画、读书藏书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