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战争史 修订珍藏版97875086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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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基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92128
出版时间2018-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9787508692128
上书时间202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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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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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致谢
导言
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何谓战争？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祖鲁人
马穆鲁克
日本武士
没有战争的文化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第2章 石
人为什么打仗？
战争与人性
战争与人类学家
几个原始部族和他们的战争
雅诺马马人
马林人
毛利人
阿兹特克人
战争的开始
战争与文明
插曲2：防御工事
第3章 肉
驾驭战车的武士
战车和亚述
战马
大草原上的骑马民族
匈奴人
骑马民族的兴起之路，453—1258年
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
蒙古人
骑马民族的衰落
插曲3：军队
第4章 铁
希腊人和铁
方阵战
希腊人和两栖战略
马其顿与方阵战术的登峰造极
罗马：现代军队的孕育地
罗马灭亡后的欧洲：没有军队的大陆
插曲4：后勤和供应
第5章 火
火药与工事
火药战的试验期
火药在海战中的使用
火药导致的均势
政治革命与军事变革
火药和普遍兵役制的文化
终极武器
法律和战争的目的
结语
致谢
注释
内容摘要
《战争史》是“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战争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写给文明世界每个普通人的经典之作，它以战争的起源和变迁为主线，跨越4000年的历史时空，讲述战争如何影响文明，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
从人类诞生之初，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战争从未远离。战争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它不仅引发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一系列变革，而且促进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从复活节岛的巨人石像，到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遗迹；从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到罗马帝国的重兵方阵；从公元前1469年美吉多的战车对决，到“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原子弹爆炸，基根为我们描绘了不同文明形态下的战争，这些战争犹如一幅幅绚丽的挂毯，勾勒出文明背后的冲突与对抗。
全书谋篇布局独具巧思，不是以编年形式单线罗列战例，而是从石、肉、铁、火四个主题，多维度解读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原始部落的燧石矛头、希腊战士的青铜武器、马背民族的战马和战车御者，以及近现代军事制度，每一次战术、武器、战争组织等的进步，都催生了更高程度的文明。透过军事、战略角度的精妙分析，跨越人类学、生物进化论、演化心理学等多元领域，基根从战争的视角，引导我们发现不一样的人类文明。
历史的本质在于反思，反思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战争史》从战争的角度反思人类社会的命运，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这是一部文明世界中，每个人都值得一读的战争史经典。
精彩内容
何谓战争？
战争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的名言如果属实，世界就简单易懂多了。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人，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他退役后写成的《战争论》后来成为有史以来关于战争的最著名的著作。他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despolitischenVerkehrs）通过“各种手段的混合”（mitEinmischungandererMittle）的继续。人们经常引用他这句话的英文译文，但德文原文表达的意思比英文更微妙、更复杂。然而，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克劳塞维茨这句话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完整的。它有一个未言明的前提，即存在着国家和国家利益，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进行理性的谋划。但是，战争比国家、外交和谋略的出现早几千年。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笃信亚里士多德的克劳塞维茨更进了一步，说政治动物是挑起战争的动物，但他也仅仅到此为止。两人都不敢面对这样的主张：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他的思想指导着他捕猎的欲望和杀戮的能力。
克劳塞维茨的祖父是教士，身为普鲁士军官的他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于上述主张，他难以接受，现代人也同样无法面对。无论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伟大的一神教所宣扬的——谴责杀害同类的行为，除了在极为有限的少数情况下。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野蛮的祖先可能嗜杀成性，这方面考古学也提出了佐证；心理分析谆谆教导我们，人人心底都是野蛮人，只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人性表现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文明人的日常行为中，当然并不十全十美，但依然是合作性的，总的来说是善意的。在我们看来，文化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就“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这个题目进行的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多数旁观者还是支持“后天培养派”。我们是文化动物，正因为我们的文化丰富，我们才承认人的确有暴力的基因，但同时我们又坚信，暴力的爆发只是文化的反常现象。历史表明，我们所属的国家、国家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法律，都是经过冲突，而且常常是十分血腥的冲突后才建立起来的。每天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新闻报道，发生冲突的地区经常离我们的国家近在咫尺。促成冲突的情由证明，我们关于文化正常状态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泰然地把历史事实和新闻报道纳入“另类”这一单独的类别，使其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的机构和法律严厉克制着人的暴力潜能，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均以刑事犯罪论处，而我们的国家机构如果诉诸暴力，则采取“文明战争”的特定形式。
文明战争的界限由互相对立的两类人确定——和平主义者和“合法携带武器者”。合法携带武器者一贯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因为他有方法使人不得不尊重他；和平主义者在基督教创立以来的2000年间也备受重视。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在基督教的创始人和请他给一个仆人治病的罗马职业军人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我在人的权下，”百夫长这样解释说。基督听到百夫长说他相信美德的力量，说那是对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律的补充，惊讶得叫出声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基督承认合法携带武器者的道德立场。如果上级要求他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服从命令，所以他可以与和平主义者相比，后者也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却被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包纳进来。在西方文化中，职业军人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共存的空间，有时甚至并肩而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最顽强的作战部队“第三突击队”的担架手全部是和平主义者，但指挥官对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赞佩不已。确实，西方文化若是不能给予合法携带武器者和认为携带武器非法的人同样的尊重，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文化是寻求折中的文化，在公共暴力问题上达成的折中是：不赞成它的表现，但把对它的使用合法化。和平主义被升华为理想，而在严格的军事正义守则和一整套人道主义法的规范下，合法携带武器则被视为实际的必要。克劳塞维茨对这种折中的解说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说法在尊重绝对主权、有序外交、条约的法律约束力这些普遍道德观的同时，为国家利益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留出了余地。也许它没有承认和平主义这个刚刚由普鲁士哲学家康德从宗教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的理想，但它的确在合法的携带武器者与叛乱分子、土匪和强盗之间做出了清楚的区分。它的前提是军队纪律严明，下属对合法的上级完全服从。它设想战争依照严格确定的形式进行，如封锁、对阵战、散兵战、突袭、侦察、巡逻和前哨警戒，每一项都有其公认的规矩。它假定战争有始也有终。但是，对没有明确的起始和终了的战争以及在不代表国家的人群之间，甚至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族群之间的混战，它却完全没有考虑。在那样的战争中，所有男性都是战士，因此没有合法和非法携带武器者之分。那种战争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内曾普遍存在，后来虽然被挤到边缘，但仍不时地扰乱文明国家的生活。国家也时常对从事那种战争的人加以利用，招他们为“非正规”的轻骑兵和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武士在战争中烧杀抢掠的非法暴行和野蛮的作战方法，文明国家的军官不忍卒视；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克劳塞维茨和他的同袍所属的经过严格操练的军队就很难坚持作战。所有正规军，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军队，都招募非正规人员执行巡逻、侦察和突袭的任务；18世纪期间，哥萨克轻骑兵、“猎杀者”、高地兵团、“边境兵”、骠骑兵等非正规军队急剧扩张，成为现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章。关于他们洗劫、掠夺、强奸、绑架、勒索和大规模破坏的恶行，他们的文明雇主拼命遮掩。那些雇主不愿意承认非正规雇佣兵的野蛮作战形式比他们自己的作战方法古老得多，也普遍得多。克劳塞维茨这位军官思想家一旦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哲理上方便的空子，使他得以避而不想他的职业中那些更古老、更黑暗、更根本的方面。
不过，克劳塞维茨也勉强承认，战争并非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最出名的一段话是以这样的假设开始的：“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他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思想，因为他正借助各种哲学思想的力量，千方百计地提出一项普遍性的理论来阐述战争应为何物，而不是反映战争以往和现在的真实状况。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实际作战中，政治家和最高指挥官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原则；然而，在真实描述战争的时候，目击者和史学家绝不能使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他本人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和战争历史学家，一定看到过，也可以写出许多与他的理论不相符的东西。经济学家F.A.哈耶克（F.A.Hayek）曾写道：“没有理论，事实就是沉默的。”这句话也许适用于经济学范畴内冷冰冰的事实，但战争的事实却不是冷冰冰的，它们燃烧着地狱之火。把亚特兰大和美国南部的一大片地方烧成白地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老年时就悔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的话几乎和克劳塞维茨的话一样出名：“我对战争厌烦透了。它的荣光全是虚的……战争是地狱。”克劳塞维茨看到过战争的地狱之火，事实上,他目睹了莫斯科被焚的情景。莫斯科大火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物质灾难，它对欧洲产生的心理影响不亚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宗教信仰的年代，里斯本被毁似乎证明了全能上帝的骇人力量，结果刺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宗教的复兴；在革命的年代，莫斯科的毁灭似乎证明了人的力量，它也的确是人力所为。莫斯科大火被认为是有蓄谋的。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金声称是他下的命令，拿破仑也把纵火嫌犯捉拿归案，予以处决；但奇怪的是，克劳塞维茨不肯相信大火是有意而为，是为了不让拿破仑获得胜利而采取的焦土战略。正好相反，“我坚信纵火并非法国人所为，”他写道，“我觉得至少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俄国当局干的。”他认为莫斯科大火是意外事故。
我目击（俄国）后卫部队撤退时街上一片混乱，加上最早看到的浓烟是从哥萨克骑兵活跃的郊区边缘升起的，这使我确信莫斯科大火是由于混乱造成的，是因为哥萨克骑兵习惯于先把东西抢掠一空，然后再将房屋付之一炬，不让它们为敌人所用……对俄国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的事件居然像偷情生的私生子一样，没有父亲出来承认，真乃历史上的一件怪谈。
然而，克劳塞维茨一定清楚，莫斯科大火这件私生子式无人负责的事件以及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战争中无数其他的私生子式的事件其实根本不是偶然。哥萨克骑兵的参与本身就预示了纵火、抢劫、强奸、谋杀和其他的暴行必定多如牛毛，因为对哥萨克骑兵来说，战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哥萨克骑兵是俄国沙皇的士兵，同时又是抵抗沙皇绝对统治的反叛力量。他们的起源带着神话色彩，世代绵延之间，他们肯定也有意给自己的发端披上神秘的外衣。其实，这个神话的实质简单而又实在。哥萨克的名字来自突厥语的“自由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奴役，宁肯到中亚广阔无垠、丰足富饶又无约束的大草原上去冒险——去“寻求自由”。
等到克劳塞维茨见到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在自由中诞生的神话故事情节增多了，真实性却减少了。他们起初建立了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王公，没有女人，没有财产；自由自在的战士来去如风，这是世界各地的史诗中突出、永恒的内容，而哥萨克骑兵就是活生生的体现。1570年，伊凡大帝不得不用大草原不出产的火药、铅和金钱这三样东西来换取哥萨克人的支持，帮助他把俄罗斯人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在他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武力把哥萨克人纳入沙皇的体系。伊凡大帝之后，历任沙皇仍继续对哥萨克人施压。俄国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建立了正规的哥萨克兵团。这听起来自相矛盾，但当时这样的举措在欧洲风行一时，各国都把森林、山区和马背上的流寇纳入了正规的作战部队。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完成了这个进程，宣布他的儿子是“所有哥萨克人的首领”。帝国卫队里设置了顿河哥萨克团、乌拉尔哥萨克团和黑海哥萨克团，他们与其他被驯服了的边疆兵、莱斯坎人、穆斯林和高加索山地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形式各异的制服上的细节。
尽管为驯服哥萨克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帝国却从未迫使他们经受做农奴的屈辱，不要求他们交付作为农奴标志的“灵魂税”，还特别免除他们应召入伍的义务，而入伍对农奴来说不啻一纸死刑判决书。事实上，直到沙皇制度终结之时，俄国政府都遵守着把各个哥萨克群体看作独立的战士族群的原则。发出作战号召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单个的成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作战部要求哥萨克人参战还是以兵团做计数基础，不提士兵的具体数目；这传承了部分封建、部分外交加上部分雇佣军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几乎从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伊始，各国就都以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募集已经熟练掌握作战技术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比后来托尔斯泰在他早期小说中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的充满活力的游荡者，更加接近烧杀抢掠的哥萨克人原型。1812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放火，导致整个首都陷入火海，这种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哥萨克人保留了残忍的天性，莫斯科大火使几十万莫斯科人在气温接近北极的严寒中无家可归，可就连那个悲惨事件也还算不上他们残忍行为的极限。在接下来的大撤退中，哥萨克人追杀西欧人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挑动了埋藏在西欧人集体记忆最黑暗的角落里的影像，使他们想起历史上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的暴行：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举着用马尾做成的旗帜，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在拿破仑大军长长的队列为了回到安全之地而踏着及膝的大雪艰难跋涉的时候，一队队的哥萨克骑兵就在火枪的射程外跟踪着，等待着。每当一个士兵力竭倒下，他们就一拥而上；如果一组人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他们就骑着马把他们冲散、踩倒，再杀死。拿破仑烧毁了别列津纳河上的几座桥梁，但还有一些法军没来得及过河；哥萨克人抓住了他们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太太，他看到的“场面恐怖至极……如果我的感情不是已经练得很坚强的话，那情景会使我发疯的。即使如此，我还要等许多年才能在回忆当时目击的情形时不至于浑身发抖”。
然而，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父亲是军官，从小受的是军人的教育，有20年打仗的经验，经历过耶拿、博罗季诺战役，还有拿破仑第二场最血腥的战役——滑铁卢之战。他目击过血流成河的景象，经行过死伤者如收获的田野上的谷束一样累累遍地的战场，看到过身边的战友被子弹打死。一次胯下的马被打伤，他万幸逃脱一死。他的感情的确应该磨炼得非常坚强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哥萨克人追击法军犯下的暴行特别可怕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犯下的残酷行为找出理由，甚至百般辩解，但对于陌生人犯下的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的残酷行为，我们却感到愤怒，甚至憎恶。哥萨克人是克劳塞维茨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哥萨克人骑马把法军的掉队士兵踩倒，用长矛刺死，他们把战俘卖给农民换钱，把卖不出去的战俘剥光，抢走他们的衣服。这些习惯使克劳塞维茨憎恶、反感。他可能还对哥萨克人轻蔑有加，因为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我们直接面对他们时，他们从不反击，哪怕（我们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简而言之，哥萨克人对弱者残忍，在勇者面前怯懦，这与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军官和绅士从小学到的行为模式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后来又多次发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两个哥萨克团被派去打退英国轻骑兵的冲锋。一位从旁观察的俄国军官报告说，“（哥萨克人）被迎面冲来的整齐有序的大批（英国）骑兵吓坏了，不坚守阵地，反而转向左边朝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英国的轻骑兵被俄方大炮赶出死亡之谷后，据另一位俄军军官的报告，“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就是哥萨克人。他们本性毕露，马上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把没有了骑手的英军马匹聚拢起来拿去卖钱”。这样的场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克劳塞维茨的轻蔑，使他更加坚信哥萨克人根本不配“战士”的称号，尽管他们算是雇佣军，但其实他们连正经的雇佣军都配不上，因为雇佣军通常是忠实执行契约的。克劳塞维茨可能会把他们算作食腐动物，靠吃战争的下水为生，却不敢参加屠宰。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战争的主业就是屠宰。士兵沉默地一排排站好，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杀，有时会站好几个小时。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据报告说俄军陆军上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步兵面对炮火站了两个小时，“其间队伍中唯一的动静是死去的士兵倒下时造成的队列的波动”。在战斗中幸免一死并不意味着屠宰的结束。博罗季诺战役后的那个晚上，拿破仑的高级外科医生拉雷做了200例截肢手术，他的病人还是幸运的。据欧仁？拉博姆描述，战场上纵横交错的“战壕里几乎全是伤员，他们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爬到里面寻求安全……他们层层相叠，无助地泡在自己的血水里，有的人呼喊着求经过的人杀了他们，让他们解脱痛苦”。
这种屠宰场式的景象是一种特定作战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克劳塞维茨眼中残暴的野蛮人，如哥萨克人，遇到这样的战斗一定会落荒而逃；如果他们没有目睹，听到别人描述这种作战时则会觉得难以置信而哈哈大笑。1841年，日本军事改革家高岛秋帆首次向日本陆军的一些高级将校示范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时，引起了一片讥笑之声。军械大臣说：“许多人同时起立，用同一个姿势举枪，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这是近身格斗的武士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不仅要表现勇气，还要显示出个性。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法国、德意志和英国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人——其中许多人做过军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赶往希腊，帮助那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义军的游击队员（klephts），教他们用紧密队形操练。游击队员的反应也是讪笑，不过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因为不相信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的作战方式十分古老，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小亚细亚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方式的抵抗：他们在可能遭遇敌人的地方修建起短墙，然后对敌人百般辱骂挑衅，以此来激怒敌人动手；敌人一逼近，他们就跑。他们的目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他们压根儿没有赢得战争的概念。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自己民族的作战方式：他们一窝蜂地向前冲，完全不管是否会伤亡。前来援助希腊的欧洲人争论道，希腊人除非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面地干，否则就永远打不了胜仗；希腊人则反驳说，他们若是像欧洲人教的那样，站成一排，胸口对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火枪，就会全部被打死，那样无论如何也输了。
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拜伦写道：“为希腊激情满腔，为希腊热泪盈眶。”他和其他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原本希望和希腊人一起并肩战斗，“重演温泉关战役”，却发现希腊人对合理的战术一无所知，而且冥顽不可教。这使他和别的满腔热血的欧洲人感到沮丧和幻灭。支持希腊的人真心相信，现代希腊人在肮脏愚昧的外表下，和古希腊人是同一个民族。雪莱在诗剧《希腊》（又译为《海腊斯》）中讴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金色的年华再次降临。”他在诗剧的序言里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信念：“现代希腊人的祖先是那些几乎难以想象和我们同属一类的伟大人物。他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性、聪敏、热情和勇气。”但是，支持希腊事业的欧洲人一旦和希腊人一起作战过，就很快放弃了现代希腊人和古希腊人血脉相通的信念。不仅如此，研究欧洲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的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StClair）写道，那些活着回到欧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憎恨和厌恶，他们骂自己愚蠢之极，居然上当受骗”。雪莱幼稚地歌颂现代希腊人勇气的诗句让他们听在耳中尤其感到恼火。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本以为，希腊人会像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对波斯人作战那样，表现出同样的顽强，排成紧密队形，“傲然挺立直至战死”。古希腊那种作战方式经过历史的迂回曲折，后来成为欧洲人自己在西欧的作战特点。他们期望现代希腊人至少愿意重拾他们祖先的紧密队形战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回自由。然而，希腊人“作战的目的”只是要赢得维持他们游击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继续在边境山区无视权威，以抢劫为生，只要对自己合适，随时转投靠山，一有机会就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绿绿到处招摇，挥舞着凶猛的武器吓唬人，收受贿赂却光拿钱不办事，而且他们绝对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
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de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难以做到这一点。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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