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文化生产 媒体与都市艺术9787544727792

*章 导 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家们诋毁或干脆不理会媒体娱乐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以否定的眼光看待媒体工业产品的社会科学家们称这些产品为大众文化，并且预言它们在总体上会对受众和一般社会关系产生可怕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学理论一般都将文化降低为一个从属的、无足轻重的角色，当做结构上的可变因素产生的后果或结果。近年来，媒体文化逐渐受到比较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家的青睐。在一些新近的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尤其是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Denzin,1986）。
在本书中，我将关注媒体娱乐是怎样随着生产和消费状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表达的是哪些种类的意义和意识形态？这些种类的意义和意识形态是怎样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怎样才能够描述媒体文化受众的特征？媒体文化如何不同于非工业背景下产生的其他形式的录制文化？
过去，大多数对录制文化的讨论区分出精英文化和大众传播文化。这些讨论认为，这两种文化形式表现了不同类型的价值，代表不同的审美标准（Bensman&Gerver, 1958; Gans, 1974）。受到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消费，每一个阶级的声誉从“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分离这个角度看，都附属于它的文化（Angus and Jhally, 1989; DiMaggio, 1982）。
时至今日，这种从阶级文化角度看待文化消费的观点依然是文献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例如甘斯（Gans, 1974）认为，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构成一个具有与其他阶级不同趣味的公众，其成员对于文化内容会做出相似选择，并且对文化内容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偏好（preference），尽管在这些群体内部会因地域、宗教、世代以及族群等因素而产生某种差别。布迪厄（Bourdieu, 1984）也认为文化偏好是由阶级背景决定的。他认为，文化知识或文化“资本”是强化和提高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手段。
大众文化的性质以及对自身的消费者的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家们争论的主题。*先批判大众文化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们（Bottomore, 198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这个学派的一些成员移居美国，这些人认为大众文化是颓废的，艺术或高雅文化具有优越性，这些思想影响了美国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家。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领导人之一西奥多·阿多诺的说法，同其他提供了一种新奇幻觉的、由标准化部件所构成的工业产品一样，大众文化是建立在肤浅的细节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之所以被公众接受，是因为，由于工业经济中的劳动具有抹杀人性的性质，公众缺乏理解比较复杂的文化的精力或意愿。大众文化反应了经济精英的价值观念并提供了一种社会控制形式。
五十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认为，流行文化是完全一致(monolithic)的，它体现了销售给一群无差别观众的单一系列的思想和价值（Rosenberg & White, 1957）。事实上，这种看法在某一时期部分是真话。例如，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通俗歌曲由几家大公司生产和传播。这些歌曲表现了白人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并以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只不过采取了十分理想化的和伤感的方式。在音乐所描绘的这个奇幻世界里，社会问题和世界大事实际上被彻底忽视了。
好莱坞电影也涉及到一个奇幻世界，一般来说，它们讲述的是大富翁的问题或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暴力的侦探小说的问题。社会问题和世界大事再一次被彻底排斥在银幕之外。面向全部家庭成员销售的大众杂志，例如《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特色。广播电台通过全国网络广播它们的节目。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使得文化精神食粮标准化在经济上可行的条件消失了。电视的出现对所有娱乐媒体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媒体被迫将它们的活动转向特定受众（Hirsch,1978）。这必然产生大量的传播渠道。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创办了许多新的流行杂志；所有的杂志都变得高度专门化，专门以体育迷、新闻迷、计算机迷等为读者对象，投其所好。妇女杂志瞄准了年轻妇女、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但并不是同时针对这三种妇女。广播电台也变得专门化，它们提供特定类型的音乐以取悦不同的听众。
一九五五年之前，当生产各种文化形式的组织还比较少的时候，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一套一致的、但却是狭隘的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这些价值观念是主导文化，但是它们并不反映各个阶层的人们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广泛传播文化的组织的数量增多的时候，人口中更多阶层的利益得到集中体现。从那时起，广泛传播各种类型的文化组织的数量稳步上升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美国调幅广播电台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调频广播电台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Greenberg, 1985）。近年来，有线电视系统和卫星节目服务激增，为观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电视频道。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录像机的出现、独立经营的电视台的数量增多，观看主要网络的节目的受众比例逐渐下降。尽管在大约二十年里日报的数量还保持稳定，周报和月报的数量一直在增加（Carroll, 1985）,大大超过了日报。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出版公司的数量翻了一番（Noble, 1979）,同时每年出版的图书的数量稳步增长。在这一时期，博物馆和艺术馆也大幅度增长（Crane, 1987），区域性剧院数量增长的幅度较小(DiMaggio & Stenberg, 1985)。。
这种情况使人们对向大众广泛传播的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产生了新的理解。早在六十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 1964）就认识到，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全新的和革命的形式，电视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这种媒体自身比它传送的实际内容更能影响受众。换句话说，信息的传送手段而不是实际传送内容是主要因素。根据麦克卢汉的洞见，梅罗维茨（Meyrowitz, 1985）认为，关键因素是信息的可传达性：电视使以前被某些群体垄断的某些种类的信息为每一个人所自由地获得。与印刷品不同，印刷品根据解读专门化语言编码的不同能力，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电视使用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简易编码，使不同社会地位的所有观众都能理解它的信息，从而打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通过将人口中不同阶层结合为一体，电视创造了一种单一的观众，一个文化活动场所。
人们并没有将媒体看做传送信息和思想的中性的工具，现在，有关媒体在向公众播送新闻和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如何转变和阐释现实这方面的争论颇多。斯诺（Snow,1983）认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大众媒体影响的背后存在精英分子的密谋活动。他没有将媒体看做是有意强加给公众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相反，他认为，媒体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传播过程自身性质产生的，传播过程本身不可避免地以某些方式改变了被传送内容的特征。
*后，离开对生产和广泛传播录制文化的组织的考察，而去理解录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性质和角色，是不可能的。文化生产理论关注的是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DiMaggio,1977）和不同类型的市场（Peterson & Berger,1975）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范围的影响。
今天欧美许多论述流行文化和艺术的著作可被看做是对以下三个视角的继续和修改，这三个视角是阶级文化、媒体文化和文化生产文化生产研究方法主要见于美国社会科学文献中，阶级文化方法主要见于欧洲社会科学文献中。媒体文化研究方法的因素同时出现在上述两种社会科学文献当中。。在本书中，我将论证，根据结合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综合模型能够理解录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将每一种理论重新概念化以适应当代录制文化的复杂性。

媒体文化、阶级文化和文化活动场所

我们从麦克卢汉（Mcluhan,1964）和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的著作中得到的*重要的深刻见解是，电视在发挥一个巨大文化场所的作用，在这个文化活动场所之中，某些种类的信息可供所有的受众利用。这种情况并没有消除社会差异，相反，它产生了一些新型社会群体，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每一社会群体的趣味和活动都潜在地在其他社会群体那里见到。这个文化活动场所的性质和功能刚刚开始为人所理解。显而易见，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中，为文化设立标准和塑造大众趣味的是这个文化场所，而不是高雅文化。
用三个不同文化领域不同种类的组织在其中生产和传播文化的术语，将文化概念化是有益的（表1.1）。向全国和各国受众广泛传播文化的联合大企业支配着核心领域（core domain），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核心领域的影响。电视是这个领域的重要媒体，同时还有电影、少数几家重要报纸和一些新杂志。支配边缘领域（peripheral domain）的是诸如广播网、唱片公司以及杂志和图书出版社这类组织，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文化，但它们针对因年龄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各异的亚群体由主要唱片公司生产、广播电台广泛传播的流行音乐的受众一般多于边缘文化的受众，但是，从生活方式和亚文化角度来说，前者比电视和电影的受众更加零散化。。第三个领域是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领域，它在都市背景下生产，并广泛传播给地方观众。利用比较费解和古怪的材料吸引*少受众的组织，往往是地方的文化组织，它们生产和广泛传播被那些强调联合大企业生产的流行文化的作用的人所遗忘的文化，它们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文化组织通常是文化网络——亚文化或艺术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经常是新思想的源泉，其中的一小部分新思想*终进入文化活动场所。生产这些作品是一项社会活动，在从事这项活动的过程中，文化创造者时常注视其他创造者的作品，以便证实他们本人对审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本书全面梳理了流行文化和艺术社会学领域的大量文献，以及传播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美国文明、经济学和艺术批评等学科的相关原始材料，考察了二战以来文化生产性质的转变及其发展趋势，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和事例描述和分析了在文化研究内部构架“文化生产”观点的中心问题。同时，作者也追溯了社会划分类型影响文化消费的日益复杂的方式，概述了媒体文化中主要的“意义”阐释理论，并回答了“媒体是怎样塑造和架构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这些产品的广义语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市环境是如何扶植或约束都市艺术文化的”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