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枕草子9787544786508

简体版序言

翻译的目的，简单说，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或为别人做这种“翻译”的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作为台湾人法律上是日本公民，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所以到了上学年龄，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孩子。说实在的，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
我的启蒙教育是日本语文。我读日本书，也用日本语文思想，或表达心事，似乎是自自然然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胜利，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次年，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
在陌生的故乡，我们开始了新生活。我听不太懂台湾话，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老师用闽南语解释“国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这样的习惯，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世界名人传记”和“世界文学名著”——译成了五本书。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任职大学之后，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依大会规定，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我以日文书成《桐壺と長恨歌》提出发表。其后，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月刊》刊载，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源氏物语》首帖“桐壶”，附录于论文之后，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通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答应下来，开始了逐月在《中外文学》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费时五年半，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源氏物语》全书。
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我教书、做研究，又翻译，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十分辛劳，却也感觉非常充实。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者，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相较之下，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但以近、现代作品为主，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再者，我个人具备日本语文根底，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源氏物语》（一九七三—一九七八）、《枕草子》（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和泉式部日记》（一九九二）、《伊势物语》（一九九五—一九九六）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十三夜》（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以上五本书，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后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多数会觉得很困难，所以自与谢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以降，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源氏物语》等书出版了。
我的中译本诸书，虽然采取白话文，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注释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乃至于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格外亲近动人。
《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十三夜》以简体字横排出版。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

林文月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林文月译日本古典”收入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先生所译五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包括《枕草子》《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十三夜》。
《枕草子》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推许为随笔文学之典范与嚆矢，与《源氏物语》并称平安时代文学双璧。作者清少纳言曾入宫侍奉当时一条天皇皇后定子，她将自己在宫中生活诸方面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形式记录下来，从而成就了《枕草子》。该书由三百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构成，按照形式和内容，大致分为列举、随想、日记回忆三类。题材方面极为广泛，包括四季节令、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身边琐物以及宫中礼仪人事、男女情感、个人好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