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乔姆斯基精粹9787208168343

安东尼 · 阿诺夫

从早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到著作《霸权还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和《干预行动》（Interventions），诺姆 · 乔姆斯基所写的政治评论已自成一体。[1] 《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是他的本政论文集（扉页上写着“献给拒绝加入罪恶战争的青年勇士们”），其中收录的文章在40多年后读来依然洞察入微、诙谐辛辣。乔姆斯基在该书中写道：“面对报纸每天披露的消息，人们易于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并无视了一个事实：这一切仅仅是残忍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重的罪行，造成一种注定带来无尽痛苦、耻辱和剥夺基本人权的社会秩序。”乔姆斯基的这番话把他与大多数越战评论家区分开来，后者认为越战并非美帝国主义漫长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可悲的错误”。[2]

自1969年起，乔姆斯基一边致力于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一边不断地著书讨论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力求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延续了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的以知识理性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习惯。

1928年12月7日，艾弗拉姆 · 诺姆 ·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为了躲过沙皇军队的征兵，他的父亲威廉 · 乔姆斯基早在1913年就离开了俄国，而母亲艾尔西 · 西蒙诺夫斯基（Elsie Simonofsky）在一岁时离开了东欧。乔姆斯基成长的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抬头之时。他后来回忆道 ：“我对早期的一些生活记忆犹新：家门口附近有人在卖破旧衣服，警察们暴力镇压罢工，还有一些大萧条时期的其他场景。”[3] 乔姆斯基很早就有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尽管父母是他所说的“平常的罗斯福派民主党人”，但其同辈亲属中有加入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女装工人，还有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自幼年就受纽约激进犹太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常常光顾出售无政府主义读物的报亭和书店。他后来认为，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文化是一种“具有劳动阶级价值观、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劳动阶级文化”。[4]

乔姆斯基16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中途差点退学。后来，他从语言学家泽里格 · 哈里斯（Zellig Harris）那里获得了知识和政治方面的激励，也为哈里斯身边独特的知识分子氛围所吸引。哈里斯主讲语言学讨论课，内容涉及哲学讨论、阅读和不受大学体制标准限制的独立研究。乔姆斯基师从哈里斯攻读硕士学位，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职位，并留校继续做语言学研究。到1953年为止，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现有的领域”，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开始重新审视17世纪语言学（尤其是波尔—罗瓦雅尔学派［the Port-Royal school］和法国哲学家勒内 · 笛卡尔）的丰富见地，以及普鲁士哲学家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关“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的后期研究。[5] 乔姆斯基的政治评论和语言学著作都基于一种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可以从当代无政府主义源流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唯理主义学派，尽管他有时会淡化或否认这其中的关联1955年，乔姆斯基26岁便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其语言学研究开始广受认可。此时，他在政治领域内也开始发挥影响力。他先后为《纽约书评》和《解放》（Liberation）、《壁垒》（Ramparts）、《新政治》（New Politics）、《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后改为《社会评论》［Social Review］）等左派杂志撰写翔实的长篇文章谴责越战，并批评支持越战的主流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这些文章完整地记录了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并加以谴责，更全面地把此次战争与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针对美国发动的此次战争，他是重要也是受尊敬的评论家之一，还被列入尼克松总统那份恶名远扬的“敌人名单”。自此以后，为该体制辩护的人就把乔姆斯基视为肆意诽谤的目标。后来，他因撰写有关以色列的 评论文章，也同样备受抨击。我们从乔姆斯基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逐步形成了其日后佳作的基本主题：缜密地分析美国的规划性文件、解密档案、官方声明和珍贵资料；不留情面地批评为美帝国主义打掩护的自由派、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评论员；通过分析来证明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并非因为“错误”“诚实的误解”“好心办坏事的举动”或早该被撤换的无能官员。相反，印度支那战争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特征的产物。

乔姆斯基不仅是对这场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战争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他还参与直接行动以证明自己的信念。1965年初，他参加了早期的抗税运动。同年10月，他在波士顿参加了波反越战的公众抗议。当时，抗议者人数不敌反示威者和警察的人数，乔姆斯基就是这场运动重要的日常组织者之一。他不仅关心越南，还投身于中美洲的团结运动，抗议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武力干涉伊拉克的活动和许多其他运动。乔姆斯基坚持不懈地仗义执言、提笔写作、接受访谈、在请愿书上签名，尽一己之力涉足那些他认为所能改变之处，而他对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和他人也热忱相待，在语言学领域内从未停止挑战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和研究。[6]

乔姆斯基以身作则，力求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启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醒通过“福克斯新闻”或美国对外控制的生硬手段来了解美国的全世界人民：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理想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大相径庭。在发表言论时，他遵循着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秉持异见，从为正义和社会变革而团结并投入战斗的全世界人民的立场出发。他经常与其终身伴侣卡罗尔 · 乔姆斯基一同出行，到过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家。他们四处游历，了解其他人的战斗情况，而不是去说教或指导他们。乔姆斯基的言语也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这是出色的评论和分析所能证明的力量—一种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

[1] 诺姆 · 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可从该杂志网站（www.nybooks.com）获得，但有些文章仅供订阅用户参看。另见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 Owl Books, 2004）,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 Owl Books, 2007）和Interventions（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2]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313. 另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Oakland: AK Press, 2003)。

[3] 引自詹姆斯 · 派克（James Peck）对乔姆斯基的采访。见Noam Chomsky, A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13。

[4] 引自Milan Rai, Chomsky’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8。

[5] 诺姆 · 乔姆斯基语，转引自Robert F. Barsky,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80。

[6] 例如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节选自篇目《知识分子的责任》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些同样令人忧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揭露政府的谎言，并根据政府给出的理由、动机和惯常隐藏的意图分析其种种行径。至少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自由、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为这些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闲暇、设施、培训，使他们得以探求隐蔽在歪曲枉述、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而当代历史中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下的真相。因此，鉴于所享受的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民众责任”要更有深意。

麦克唐纳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和20 年前一样中肯。我们必须自问：美国对近乎无助的越南村民发动的野蛮袭击，对亚洲人而言就是世界史上“凡斯·达·伽马时代”的暴行重演，美国民众对此负有何种程度上的责任呢？这种灾难在过去十几年间慢慢地发展着，我们当中那些冷漠无言的旁观者在史册上又处在何种地位呢？只有麻木至极的人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先大致谈一谈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这至少看似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无需置评。然而，并非如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根本不明显。我们从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 年的一篇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宣言中读到：“真相就是揭示使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上变得确定、清楚和强大的东西。”人们有责任说出的就是这种“真相”。美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1965 年11 月，《纽约时报》要求亚瑟 · 施莱辛格解释为何他发表的有关猪湾事件的叙述和袭击发生时他告诉新闻界的说法不一致，他只是说，自己撒了谎。几天之后，他又恭维《纽约时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压下了有关那次策划入侵的消息。在近所著有关肯尼迪政府的回忆录中，施莱辛格也如此谄媚地描述了这群傲慢、执迷不悟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说法被这群人解释得很透彻。一个人乐意为明知非正义的理由说谎，这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类事件鲜有反应、毫无感觉，却意味深长。比如，给某位历史学家安上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职位，他便深感己责，要说服全世界相信由美国发起的入侵邻国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这其中总有些蹊跷。在涉及诸如越南谈判等事宜上，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那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愿意了解的人来说，事实一目了然。谬误出现时，国内外新闻界已提供资料逐一驳斥。但政府宣传机器的力量十分强大，对该问题不做研究的公民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事实来对抗政府的声明。[1]

迄今为止，围绕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歪曲之词已司空见惯，也不再令人震惊。因此，尽管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在不断地达到新高度，但有必要回想的是，此前明显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被默然容忍了。有用的做法是，比较一下1954 年美国入侵危地马拉时的政府声明和十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坦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夸耀）—美国飞机是被派去 “帮助侵略者”的。[2]口是心非不只在危机时刻才被视为恰如其分。例如，即使没有号召“新拓荒者们”为进行中的行动提供“宣传掩护”，他们也很少热忱地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把1965 年初对北越的轰炸和大规模升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基于“完全合理的论断”，他写道“：……只要越共认为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显然就不 会对任何谈判协定感兴趣。”[3]日期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在六个月前提出来，人们会视之为无知。但这一说法是在有关联合国、北越和 苏联倡议（倡议在1965年2月冲突升级之前被提出，实际上在轰炸发生后的几周之内仍然有效）的详细新闻报道占据头版数月之久以后，也是在华盛顿通讯记者们反躬自问数月（他们拼命地为已披露的惊世骗局寻找减轻罪行的情况。以查尔默斯 · 罗伯特[4] 为例，他忍不住嘲讽道：1965年 2月下旬“对华盛顿来说不像是谈判的有利时刻，［因为］约翰逊先生……刚刚下达命令对北越进行首次轰炸，试图把河内带到一个双方筹码相当的谈判桌上”。[5]）以后才发表的。施莱辛格此时的主张与其说是欺骗的范例，不如说是藐视的范例——他藐视了读者，认为他们对该行为若不表示赞同，也会默然容忍。[6]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熟悉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士，看一下华尔特 · 罗斯托[7] 的一些反思，施莱辛格认为此人为肯尼迪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8] 根据罗斯托的分析，是斯大林发起了1946 年的中南半岛游击战，[9] 而河内在1958 年发动了反南越的游击战（《从第七层楼看世界》［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第39 和152 页）。同样，共产主义规划者们在北阿塞拜疆*和希腊探查了“自由世界防御范围”（斯大林在这两个地区“支持了大量的游击战”——同上，第36 和148 页），依照1945 年精心制定的计划实施了操作。在中欧，苏联并未“准备接受任何消除危险 的中欧紧张关系的决议，哪怕东德共产主义势力面临着被分阶段逐步侵蚀的风险”（同上，第156 页）。

把这些观察结果与真正关注历史事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是很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发动次越南战争的说法甚至无需反驳。至于据传河内在1958年采取的行动，情况则更加扑朔迷离。但连政府方面[10]也承认，河内在1959 年收到首批行动报告，吴庭艳把此次行动称作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1]此后，河内制定计划加入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在1958 年12 月，河内的另一个打算是想在当时形势下与西贡政府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再次被西贡和美国回绝了。[12] 罗斯托没有提供关于斯大林支持希腊游击队的证据。事实上，尽管历史记录模糊不清，但斯大林似乎不会 乐意看到希腊游击队的冒险主义势头，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扰乱战 后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格局。[13]

罗斯托有关德国的言论则更加有趣。例如，他认为不宜提及1952 年3—4 月间苏联的照会。* 苏联在照会中提出，如果能保证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加入任何西方军事联盟，就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并在一年内撤出德国境内所有的军队。[14] 而罗斯托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描述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策略： “在有组织的欧洲体系中重新武装德国，能够与莫斯科对峙，在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西方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15]——确切地讲，他是在无视《波茨坦协定》。

但有趣的是，罗斯托提到了伊朗。事实是，苏联企图通过 武力在北阿塞拜疆扶植一个亲苏政府，准许苏联获取伊朗的石油。但处于优势的英美军队在1946 年破坏了这一企图。当时，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北阿塞拜疆政府，把使用伊朗石油的全权归为己有。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50 年代初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当有些民众基础的伊朗政府试图实现伊朗石油 属于伊朗人民这一奇妙的想法时，都发生了什么。然而，有趣的是，北阿塞拜疆被描述为“自由世界防御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再评论“自由世界”的词义如何被贬低已经毫无意义。但哪一条自然 法则规定伊朗连同其资源都是由西方国家来统治的呢？淡然地假定伊朗本该如此，明显表露了西方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根深蒂固的态度。

除了日益缺乏对真相的关注，我们从近期的宣传中还发现，对美国的种种行径所怀有的或真或假的天真态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亚瑟 · 施莱辛格近把我们在1954 年的对越政策描述为“国际友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16] 如果这番话不是出于嘲讽，就反映出他理解当代历史基本现象时相当玩世不恭或无能为力的心态，并且无惧他人评说。同样，人们又如何理解托马斯 · 谢林于1966 年1 月27 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呢？谢林在证言中分析了全亚洲都“变成共产主义”后的两大危险。[17]首先，这会把“美国及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贫穷的、居住着有色人种并对我们暗怀敌意的一大部分世界中”排除出去。其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得不承认它所尝试的伟大之事——在不发达世界创立尊严、繁荣和民主政府的基础—失败了，或承认这种尝试不会再来一次，它也许就无法保持自信了”。即使这番话是对 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说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从更具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把这些说法置于过去那种伪善的道德说教语境（比如伍德罗 · 威尔逊的语境）中，否则就让人难以置信。威尔逊想把良政的艺术教给拉丁美洲人民，他写道（1902），教给殖民地人民“守秩序和自控……［以及］……对法律与顺从的训练和习惯”是“我们的特殊 职责”。或者在1840 年代传教士的语境中，他们把丑陋、低俗的鸦片战争描述为“源自上帝的伟大计划，通过冲破中国排外的壁垒，使这个帝国更快地接触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借人类的邪恶促进上帝对中国的慈悲之心”。或者往现在来说，在A. A. 伯利 [18]的语境中，在评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时，他鲁莽地把加勒比海国家的问题 归咎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19]

后举一个使这种怀疑主义无效的例子，就来看看亨利 · 基辛格在关于美国对越政策的哈佛—剑桥电视辩论中的总结陈词。他十分悲痛地说：令他烦恼的是，别人不质疑我们的判断，却质疑我们的动机—对一个做政治分析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真是不同凡响的评论。政治分析就是根据官方宣传中未表露的、或许只有 其执行人员才能隐约觉察的动机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对苏联人、法国人或坦桑尼亚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并质疑其动机，从长期利 益来解读他们隐藏在官方说辞之下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困惑。可是，美国的动机是单纯的，不应拿来做分析，这是一个信条（见第5页注释1）。尽管在美国知识史上——或就此事而言，在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通史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它所效力的强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并因此愈加擅长大众媒体每天所展示的为所欲为的恶意时，这种天真的态度就愈加令人反感。我们绝不是史上个集物质利益、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置若 罔闻于一体的强权国家。然而，长久以来使我们的知识史蒙羞的天真和自以为是的传统肯定向第三世界拉响了警报（如果还需要这种警示的话），提醒他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声称的坦诚而良好的意图。

作为具有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其50多年有关政治、哲学和语言的写作中，为现代语言学带来了变革，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蕞具原创力、蕞广博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之一。《乔姆斯基精粹》集合了他1959年以来蕞重要的作品——从他对B. F. 斯金纳的开创性评论到其畅销著作《霸权还是生存》和《失败的国家》——涉及的主题从对公司媒体和美国干预越南、中美洲、巴尔干的批评，到思想自由和有关人权的政治经济学。该书是对乔姆斯基思想前所未有的一次全面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