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籍】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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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ISBN9787516607954
出版时间2015-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9.8元
货号J9787516607954
上书时间2024-06-2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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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自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然而我国的人均收入到2011年才刚刚超过4000美元，和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35000美元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何继续发展经济以赶上发达国家，如何避免在将来经济发展成功以后出现可能因为简单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是政府、企业界、学界人士和关注我国未来命运的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国经济如何通过转型升级、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保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的日本经济取得增长奇迹，成为第一个非白人的工业化发达国家。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与其相似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激励和样板。尤其是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并且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企业的管理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在1991年前后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通货紧缩和衰退，至今20余年尚未能彻底走出困境，日本的企业制度、金融体系、市场结构、官商关系的种种弱点和弊病暴露无遗。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日本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这套由海外知名经济学家李克教授主编，由旅居日本、欧美的华人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完成的“日中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丛书”，从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日本、美国以及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社会、银行、企业、养老、风险投资、市场营销、税收制度、货币以及个人信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升级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建议，很值得我国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和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读者朋友们阅读、参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样纠结？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确实推动、政府职能的确实转变、行业和市场垄断的确实打破、国有企业的确实改革和重新定位等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当然，2013年以来，我们新一届的国家领导班子已经下定决心，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我们期待着他们将会秉承信念、百折不挠、积极稳妥地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的辉煌，走向经济发展的第二春！
不过，环顾今天的中国经济，又怎是“纠结”得了的？！老百姓日子纠结，政府也在纠结；穷人纠结，富人也纠结；老年人纠结，年轻人也在纠结；民营企业纠结，国有企业也纠结；股市纠结，房市纠结，速度纠结，增长纠结，环境纠结，国内纠结，国际纠结……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当今的中华大地上，竟然还有着这么多纠结的人和事，更不用提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啦！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和大家的生活都这样纠结？
带着大家的这些疑惑和忧虑，让我们在本书中一起来共同观察和思考一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经常需要面对的那些纠结吧！我们的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和改变？
今天的中国，在看到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甚至是危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发展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如果经过努力拼搏，相对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焉。不然，中国将有很大的风险陷入“发展的陷阱”；在逐步丧失我们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之后，“后发劣势”将愈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危机和衰退也就不远了！
要深刻了解这些纠结、认清当今中国经济的现状，首先我们需要理智、勇敢地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现今依然盛行着的“世界工厂”模式、“GDP情结”和“速度情结”；思考一下，中国经济究竟是在靠什么增长？我们追求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速度而速度吗？还是为了赶超而赶超？老百姓的生活福祉、国家民族的生存尊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形象和地位等等方面，是不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落实？环顾世界，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情形下，今天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是不是离“经济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企业而言，我们过去津津乐道于“产能”、“资产规模”，以为“做大”就等同于“做强”了，有时候甚至于近乎疯狂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在我们以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为世界贡献“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得到的依然是利润蛋糕中的最小的一块，而且常常伴随着贸易摩擦和外国的调侃，这又是为什么？
再看看当下中国国内的氛围，贫富悬殊以至于对立，常常不绝于耳；贪污腐败，越抓越普遍、越抓越激烈；国企与民企的纷争，时不时地甚嚣尘上；楼市和股市，让刚刚出现的中产阶级和白领们望“市”兴叹，也创造了“房奴”、“蜗居”、“蚁族”、“小散”这些中国话里的“新新词汇”，权当是灰色生活状态下的灰色幽默、苦中作乐吧；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工作安全、养老安全，以至于生存安全等等，正在不断挑战着今天中国人生活的忍耐极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生活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人的日子怎么会不纠结？
在当今的中国，即使是普通人，也已经对“世界工厂”、“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WTO等等词汇耳熟能详了；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对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 “凯恩斯主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经济转型升级”、“国进民退”、“中国模式”是否成立、“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权贵资本主义”是否在中国存在，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更是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同时，常常非常强势和高调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去，“中国式投资”、“中国式救市”、“中国式外贸”、“中国式产业发展”、“中国式增长”、“中国式消费”、“中国式创新”等等现象的背后，都能看到中国式强势政府的主导性和影响力。那么，从上而下，对经济事务这么多的关注度和参与，为什么中国经济仍然这样纠结、这样混沌呢？我们是否走出经济发展的误区，让我们的未来和子孙们不再纠结了呢？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依然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基础的可持续性已经越来越薄弱，而且政府在其中强势主导的角色也是越来越受到质疑。这种中国式的“投资大跃进”的狂欢，不仅反映在我们的高铁建设中、房地产行业中、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各类交通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而且在我们过去的招商引资工作中、各地的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于，在今天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大跃进”的一次次上演。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投资冲动，固然为GDP的增长多贡献了几个点数，可是我们都不愿意仔细地评估一下、思考一下，这些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到底能够带来什么。经济规模的扩展，姑且不去谈论投资方向对错与否，是不可能带来经济“质”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软实力的增强的！况且，在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模式中，我们常常是犯了投资方向和策略上的错误，并且是寅吃卯粮，以牺牲未来换取今天的增长！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调侃，我们的政府是以不断地“改革”来掩盖过去不断犯下的改革中的“错误”！
当然，任何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更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可问题是，我们的改革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让“市场机制”扭曲得太过度了？政府和特权是不是太强势了？作为经济基础的消费者和民营企业，是不是太弱势、太没有地位了？特别是几十年来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没有改变，民营企业的合法身份和政治前景不明，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积极性已超过“投资”的积极性，导致民营经济迅速下滑。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纠结就不会停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会有一个大问号，我们今天所热盼的经济转型升级和调整结构也将会变成指鹿为马、遥遥无期！
其实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在2011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大家兴奋之余，有没有想到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将近一千年中，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在高峰时期中国的份额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今天的美国，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的屈辱历史！所以说，一个以GDP规模衡量的“经济大国”，绝不等同于具有核心竞争力、制度效率和软实力的“经济强国”！
更何况即使是中国想做“经济大国”，目前也是困难重重：出口问题很大，内需没起色，投资也没多少家底了。过去传统的出口产业，近些年因为外部市场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国内内需，也由于“世界工厂”模式，振兴毫无起色；即使是我们经济增长一直以来真正依托的投资，包括政府引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投资，特别是像2008年的政府四万亿拉动起来的各类近三十万亿的投资，既花掉了我们的家底，也由于投资方向不是以产业升级、民生内需为目标，而导致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和各地的“投资大跃进”，以及之后的一大批重复建设项目和半拉子工程。如今的经济大萧条和人们的纠结，与我们过去几年“投资大跃进”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型发展模式所付出的代价。
大家也常常将中国和它的近邻日本作比较，日本作为“东亚模式”的始创者，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80年代后期积极推行过“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和赶超战略，而且当时有一整套有效的依托国际市场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关于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和措施，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平成衰退”，以及之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可是今天，在有些中国人嘲笑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如果我告诉大家在日本这些年真正发生的事情，可以总结为“第二次明治维新”，目标是建立一个只有“小政府”的“公民社会”，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想？如果我再告诉大家，从经济上来看世界上有“两个日本”，“地理日本”之外还有一个“海外日本”，并且拥有包括在中国的大量优质的海外资产，总规模接近8万亿美元，不知道大家又会作何感想呢？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一定是要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以“经济大国”而沾沾自喜。
与此相反，近些年来，国外的跨国企业却在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它们在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上的强势地位，并积极地兼并和控制中国本土的优质企业，以期待更多的利益和影响力。作为企业，它们的战略和行为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发展出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我们的“世界工厂”的境遇将无法根本扭转，“以中华之力为世界打工”的窘迫局面将会存续，成为“经济强国”的转型升级之路将会前景黯淡！大家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例子：治疗感冒的“白加黑”，2006年10月，德国拜耳医药与中国东盛科技的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签署协议，以10.72亿元收购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浆、“信力”止咳糖浆等业务和相关资产，东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药OTC业务。这其实只是医药行业的冰山一角，国内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中国的华药集团，早在2004年已经卖给了荷兰的DSM，后者是欧洲最大的医药生产企业。其实，就连中国人最常用的紧急避孕药毓婷，原本是北京紫竹医药的，但现在是瑞士诺华100％控股。再看我们的电池行业，南孚曾经是电池的第一品牌，在2003年8月，南孚电池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集团收购。当年的手下败将，现在成了南孚的老板。曾经，孙雯那句铿锵有利的“民族力量”，曾让南孚这个响亮的品牌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可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南孚已经不是中国的企业了？再有，2006年8月法国著名小家电企业SEB收购了国内烹饪炊具第一品牌苏泊尔，这个当年出身浙江的中国名牌，已经成了法国货。北京的大宝，“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多么熟悉的广告语啊！大宝几乎是大多数工薪阶级的必用品牌，可惜事实是，早在2007年4月美国强生就已经收购了大宝。别以为中低端这块市场外国企业不要，对于外来资本来说，中国13亿人，有多少是有钱人？还是以普通收入人群为主。另外，食用油领域的金龙鱼，这个牌子几乎出现在每个中国家庭的厨房里，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是位列第二名的福临门的8倍，它现在彻头彻尾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属于新加坡郭兄弟粮油私人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7年，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在资产规模、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利税等指标上曾经连续11年位居中国饮料行业首位，成为目前中国最大、效益最好、最具发展潜力的食品饮料企业。2010年，全国民企500强排名第8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因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经营能力，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等荣誉。不过，宗庆后本人已经于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等知名品牌，目的是否在于垄断中国饮料行业，也曾经在国内引起激烈谈论。还有，河南的双汇火腿肠，也早在2006年就被卖给了美国高盛集团。2008年，高盛又投资2亿到3亿美元在湖南、福建，收购了10多家养殖厂，现在只能说双汇是美国的了。另外，包括我们熟悉的中华牙膏，大多数人应该没有想到中华牙膏居然是荷兰公司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曾经占有国内市场近20%的份额，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之后，“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再来看，从整个洗化行业上来说，美国宝洁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上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仅美国宝洁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还有日本伊藤忠商社，也已经在中国的青岛啤酒、杉杉西服、山东如意、康师傅、燕京啤酒、北方车辆厂等中国优质企业中，要么参股，要么控股，正在稳步推进着它的中国经营新战略。
在这里提这些例子供大家思考，即使会有出入，我们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去指责和敌视这些外国的跨国企业，更不是去煽动仇恨和外企“阴谋论”；相反，我们在肯定外企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们对这些中国企业的股权投资是基于它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积极态度使然，而且也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不过，外国跨国企业的“阴谋”没有，“阳谋”是一定有的！也就是外企通过这些股权投资行为，一方面希望“固化”中国企业的“世界工厂”模式，将中国企业进一步捆绑在国际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等中低端环节，以“代工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为外企创造更大的利益；同时，尽可能隔断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原材料、研发机构以及核心零部件厂商的联系和潜在合作，以巩固这些外企的国际垄断地位和话语权；并且，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市场网络、品牌、行业影响力、政府渠道和公众形象，积极拓展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新盈利空间和模式。所以说，问题的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有勇气去面对和改变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壮士断臂的精神和背水一战的胆魄去解决那些阻碍和困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若不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和“后发劣势”将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也就不远了；我们现在热切期盼中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只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个飘渺的口号和念想！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升级、制度变迁，那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只能是“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举例来说，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诸如民营企业的定位问题和政治身份问题、中小企业的功能认定和作为弱势群体的扶持优惠政策的对应。要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放开审批，打破行业垄断，将更多的权利还给市场，激发企业的活力。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功能，防止政府功能和规模的无限制扩张。政府更多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组织机构，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而且必须受到社会和公众的约束和裁判，而不能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的中心，以减少官员寻租和腐败的几率。政府和企业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平等的关系，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要依法行使权力，官员们更不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父母官”，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不是谁的“子民”。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过去依靠传统成本优势的中国经济，要尽快转向，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技术创新，以效益型发展模式取代过去的产能型、规模型的增长模式。在改革中，逐步抛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强和国际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对接和合作，冲破中国企业的代工模式，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产业链”，以特定的优势行业为突破口，以我们的“产业链竞争”对应国外的“产业链竞争”，并逐步推进和提升我们的国际行业空间和市场空间。
希望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可以倒逼中国的深层次体制改革，而不要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其中各个利益集团需要学会妥协和相互约束，在妥协和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将会更加理性和稳妥。相比较而言，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中国的危机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是“后发劣势”中包含的深层体制问题，是改革不到位催生出的道德伦理和信仰的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可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积极地忧患起来。若能如此，也算是对今天大家“纠结”生活的一种补偿吧，希望未来的改革红利和收益是正值的。
作为商学院的教授，我曾经先后执教过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教过书或是进行过合作研究，现在在日本大学商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并且是日本大学里最年轻的商学院正教授。提及这些背景，没有任何向读者朋友们吹嘘、炫耀的成分，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这些经历可以帮助我用更广阔的视角、东西方比较的眼光来审视、研究今天中国经济的纠结问题和转型升级的出路和策略。同时，在商学院的长期工作背景，也让我更加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务实的、操作层面的方向和对策。希望这本书可以带给各位读者更加客观、缜密、及时的分析和发展思路。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思索和共鸣，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特别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我曾经亲身经历和感受过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辛、混沌、冲突和迷惘。之后，遵循着圣贤的教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足迹又踏遍了大半个地球，心中珍藏着的还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并且依然在孜孜追求。时至今日，作为海外学者，我们还是在为中国的每一项新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每一个缺憾、失败而扼腕痛惜。可以说，虽然经历了风雨，至今仍然保守着一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之心，常常期待着自己的学识和热情，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分忧、解惑。这本书的出版，也体现了这一心愿。
这本书是我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几本著作的延续，权称之为我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系列丛书”之一吧。希望大家可以从本书的分析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思索。事实上，作为海外华人学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为了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加稳定长久、中国人的生活可以更加富足安康、中华民族可以拥有更多的尊严和国际地位、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也是一个受尊敬的国际强国。拳拳之心，略表于此！期待着各位的批评指正！
李克
2013年9月30日于日本东京
22．后记（有加，没有则罢）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确实推动、政府职能的确实转变、行业和市场垄断的确实打破、国有企业的确实改革和重新定位等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当然，2013年以来，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并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相信中国政府将会秉承信念、百折不挠、积极稳妥地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的辉煌，走向经济发展的第二春！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位始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海外华人学者，我希望我的研究观点能够为此进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帮助和参考。若能如此，我将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自从2011年以来，我的《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纠结的中国经济》等书陆续面世，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方面引起了国内不少的反响和热议；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中国经济研究的学者和机构的积极讨论。其中，关于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谈论、关于产业集群与产业网络的谈论、关于产业升级模式的国际比较、关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的分析、关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分析、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关于制度模仿和创新等问题，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和赞誉。
承蒙大家的厚爱和推荐，之后，我在国际会议和国内相关学术会议和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论坛中，继续阐释我的观点。几年来，我作为特约评论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栏目、中央电视台CCTV2的“环球财经连线”、“亚洲交易时间”栏目中，以及部分海外财经媒体上，继续和国内外的朋友们畅谈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问题和未来，以及东亚和世界经济的难题和走势。相关内容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使得我有信心将部分内容收录在本书中。
同时，由于国内外媒体的盛情相邀，近两年我又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等方面的新文章和专访，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网络与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企业“走出去”、“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问题的文章。累积下来，就变成为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新的拙作，也算是我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系列丛书”的新作吧。本书的特点就是更加关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各种与你我相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朱新月先生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同时，我学术生涯中的灯塔，博士时期的导师杨小凯教授、黄有光教授、詹姆斯·布坎南教授（James Buchanan，院外导师）；以及我们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各位同仁、朋友们；包括像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保罗·米格罗姆（Paul Milgrom）等一批学术盟友们，多年来始终不离不弃，在我最灰暗的时候伸出援手、指明方向。特别是用团队的力量为我构筑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让我在疲倦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少许的休息和宁静，谢谢大家啦！
我在南京大学本科、硕士阶段的恩师洪银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教授，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李玲教授，浙江大学的金祥荣教授等良师益友，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在海外学术界拼搏进取，非常感谢！
我的父母亲，南京大学的李松林教授、刘怡教授，是我今生永远无以为报的父母！一路走来，您们不仅给予我养育之恩、教导之恩、理解之恩，而且以自己的巨大牺牲给予我事业的支持。二十年来，您们一直独自承受着寂寞，羡慕着别人家的天伦之乐，可是依然鼓励着我们子女要努力工作，不要淡忘自己对民族的责任和报效之心。真心地对您们说一声：这些年来，您二老辛苦啦！
已经故去的外公，刘韧初老先生，一直是我人生当中的楷模。是外公让我真切地理解了、感受了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精神”。斯人已去矣，只期盼外公的在天之灵可以照佑我中华、照佑我家族！
在本书的成稿过程中，日本方面的朋友们，包括太田浩教授、井出亚夫教授、井川纪道教授、日中管理学院的山尾幸弘社长、MBK的田边隆一先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丁宁先生等一大批在日本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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