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顶碗舞

有词语，足以创造爱

沈　苇

阿人初，本名麦麦提敏·阿卜力孜，我一直叫他小麦，新疆文学界的各民族朋友也都这么称呼他。

2012年初，我已主编《西部》两年，提出“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的办刊宗旨，对这本“新疆文学第一刊”进行了全新改版，有自治区主管教育的领导向我推荐了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的诗歌，说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维吾尔族青年，在“内高班”众多学子中，他的“双语写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和教育现象。

当时，小麦是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新疆“内高班”的高三学生，已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汉文诗集《返回》。潞河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十分重视学生“诗教”“美育”等艺术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小麦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主张“文学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种生态”的徐华校长，遇到了学校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小说家张丽君，遇到了（校）文学社里思想活跃的汉族同学……他们都给予他不少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张丽君女士，小麦称她是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从新疆和田皮山县偏远乡村里一位怯生生的小男孩，到北京“内高班”里的成名诗人；从连一句汉语都说不流畅，到娴熟掌握汉语去书写、写诗并出版诗集，这是小麦的一次人生的突进，一次质的飞跃。两年多后，小麦获得《西部》设立的“西部文学奖”，专程把喀什土陶制作的别致奖杯送到潞河中学，是为了报答母校的知遇之恩、培育之恩。

2012年夏天，小麦考上江苏大学，读自动化专业。从皮山去江苏上学前，他专门到乌鲁木齐来看我，带来诗集《返回》和一些新写的诗歌作品。这是一位帅气的维吾尔族小伙，双目有神，说话诚恳，有点羞怯，求知欲强，对世界、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他的汉语口语不是很好，但书写能力很强，甚至比新疆许多同龄的90后汉族青年诗人、作家都要出色。大学期间，我们一直有联系，交流文学，切磋诗艺。他投给《西部》的组诗《石头里的天空》，于2014年获得“喀拉峻杯·第三届西部文学奖”。授奖词写道：

太阳、眼睛、光明、爱情……这些张扬青春活力并具永恒光芒的字眼，屡屡出现在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的笔下，成为他诗歌的主调。由此开掘表象后的本质及其潜藏的哲学意义，使他的诗歌具有维吾尔族传统诗歌中的抒情元素和哲理色彩，结构的回旋、反复，意象的差异性指向，语言的澄澈、质朴，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感受。麦麦提敏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近、认知、欣赏维吾尔族青年诗人和边疆新生代诗歌的有效途径。

2015年，读大三的小麦出版了第二部汉文诗集《终结的玫瑰》，“理工男”这一学子身份并未困扰他，影响他对诗艺的持续求进。2016年夏天，小麦从江苏大学毕业，返疆待业。2016年底，我到新疆作协主持工作，担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在我和“双语小说家”阿拉提·阿斯木主席的共同举荐下，经新疆文联党组同意，小麦到作协工作。在作协期间，他主要负责“新疆作协”微信公众号的运行，编辑《新疆作家》杂志，协助、参与培养少数民族“双语写作”青年人才，在文学翻译这一块也倾注了心力，翻译出版了诗集《无人》、长篇小说《潮》等，个人的诗歌写作也在求变、进步，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2017年夏，新疆作协与深圳诗歌阅读馆、伊犁州作协在伊犁特克斯喀拉峻草原共同主办“对话新疆少数民族诗人”活动，研讨小麦和锡伯族诗人郭晓亮的作品，国内知名诗人、诗评家耿占春、树才、刘海星、朵渔、亚楠、阿苏等，对小麦的诗歌写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小麦的第三部汉文诗集《顶碗舞》入选中国作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为诗集写序，我便痛快答应下来。

乍看诗集名——《顶碗舞》，还以为是一部“非遗”主题的诗集，其实不然，这是小麦的幽默感和认真选择，不禁令人想到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其中的《顶碗舞》一诗，也不具有“非遗性”、风俗化的切入点和写作特征。“地球上的人，身体负重，/拖着沉重的眼睛，/看着瓷碗在女人的头上优雅地旋转——如同地球。”这样的开篇和表达是出其不意、富有新意的，一下子有了时空的宏阔感。女性之舞，既轻盈如蝶，又沉重如山，在“天”与“地”、“轻”与“重”之间自如转换、更迭、起舞。这样的舞蹈，来自“被捕获的肉体啊，易烤的肉体啊，干柴的肉体啊”，来自“火”与“渴”，能够使观者产生眩晕感：“地球上的人眩晕，/他的蝴蝶灵魂支撑着他的肉体，/轻柔的美支撑着他的灵魂，/以其负重，如同压在大地上的大山。”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得对，“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在小麦诗中，“顶碗舞”也是女性的“水之舞”“水之梦”，舞者与观者“身体里的水为死神解渴”。而写作本身、诗歌本身，何尝不是语言的“顶碗之舞”呢？

小麦在《顶碗舞》里塑造了轻盈而负重、具有爱之普遍性和泛灵色彩的女性形象，并不断演绎、变奏、强化这一主题，因此，从整部诗集来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女性崇拜和母性崇拜，具有一种男性平等主义带来的刚柔并济的“女性意识”，甚至产生了一种由男性的“女性意识”激发的“觉”与“悟”。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诗作《我的灵魂仿佛一个吃到初乳的婴儿》颇有代表性，“我在仰卧的女人身边/我们的言说像玫瑰的绽放/于是我们的嘴唇张开/……于是我们的眼睛睁开/先是彼此交换我们的呼吸/然后，我们一起/深入一些不明事物中/我用她替换我/

而她用黑夜替换我”。这里的“替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交融”——“我”与“她”、男性与女性、阴与阳、水与土、天与地的交融、合一，一种原生而天然的水乳交融。如此，“我的灵魂仿佛一个吃到初乳的婴儿”，能够“战栗一下、战栗一下”地“支撑起整个黑夜”。在写给新婚妻子的《沉重的爱》一诗中，女性是“有花之光”和“灵魂之光”，把我们从噩梦中拯救出来，“太阳。蓝色。云/灵魂再次复位”。

写母亲，写母性崇拜，是诗集中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母亲的幻想》《母亲的乌鸦母亲的秋》《母亲的四月》等，都不断回旋、反复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无限主题”。在《母亲的幻想》中，离家的诗人对自己母亲有一种负罪感：“有罪于将我领到这一世界者，/有罪于让我听到自己的心声者。”只有将自己的爱和梦都变成一种幻想，离家的诗人才得以安心。而“母亲，/是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幻想/而不恐惧幻想的东西”。如此，诗人才能深情地道出：“母亲，我爱你。”母亲有时是具体的、独一的，有时又是抽象的、泛化的，同样是“如此不堪一击的人啊/悬于天与地之间”（《失重》）——“母亲”既像一个“秘密行进的词”，“拖得格外长的词在那里跳动”，但同样是一种宿命般的“受制”：“母亲/受制于人的道路，对意义的惩罚/受制于舌头的人，人对人的惩罚”（《母亲的四月》）。

“水作的骨肉”与“泥作的骨肉”是对位而交互的，性别的那一边是“顶碗舞”/“水之舞”，站在性别的这一边，诗人说自己是“一个吃土长大的人”，脚下总有令人迷失的无限的土路。联想到和田绿洲一年250天以上的风沙天气，这样的表达具有气候学和舆地学的象征意味，也有了“地理心灵学”和“心灵地理学”的多重意蕴。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所以，每个人在原则意义上和本质意义上都是“土地的人”，“从降生到大地上/从地上搬到地下/他身上带着沉重的土地/带着天上降下来的土/带着脚下扬起的土”（《土地的人》）。“土”与“草”密切相关，“命如草芥”不是一种自嘲，而是道出了人之卑微、渺小。小麦虽出生于昆仑北麓的南疆绿洲，但对“草原之草”也是相当熟识的，“风吹哪棵草/都是身份的否定——”“我们移动，我们迁徙/……而风吹哪棵草/都是意义的掏空——”（《风吹哪棵草》）。在“身份否认”和“意义掏空”之后，诗人何为？我们的内心和“主体性”，如何重建？“诗性正义”又如何在时代诗篇中诞生、莅临？或许，正如小麦在诗中写到的那样，需要借一杯“还魂酒”、“夏娃给予亚当的苹果”，“与无意义的墙发生深度关系”，与现实、历史和虚拟世界等实现交互、共融、并置。而在今天的我看来，诗与诗人必须历经“爱”与“救赎”之路的崎岖、颠簸，就像《诗的乌鸦》（一首有震撼力和穿透力的优秀长诗）中的“乌鸦”，它是象征的、隐喻的、多义的、悖论的，是主体也是客体，不只是黑夜的化身、被诅咒的对象，它“比心脏重一点点”，像一朵黑玫瑰一样绽放，“乌鸦”的多向度和发散性、抒情性和哲思色彩，直接对应人性的丰富、多姿。我们必须经由如此这般复杂而幽暗的人性，才能找到诗的“获救之舌头”。

我充满了夜晚，而星星充满了我

我伸出手臂，环抱梦

太阳在一棵树上升起

一棵树在我长大

树上结满了果实

来，把这些果实摘了去吧

《来，把我摘了去吧》是诗集中的一首短诗，我把全诗摘录于此。它具有主客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味，更重要的，这里的“果实”，我视之为“爱与救赎之果”，是有梦、充满、生长、上升，是诗的果实累累、瓜熟蒂落。这首短诗，也呼应了诗集中明亮的开篇之作《爱的宣言》：“你/初升的新太阳/在心头肉”“你/石头与鸡蛋的游戏/让灵魂得到救赎”。是的，《顶碗舞》总体可看作一份诗性饱满、情感炽烈、抒情特征鲜明的“爱的宣言”，语言如“石头撞击石头”，飞溅火花与碎屑，作为一名诗人，既要“把爱也精打细算/如同数钱。//如同数钱，/也数数命运的玩笑/和仅有的十根手指头”（《儿时的花朵》），同时，要把爱写在纸张的两面：“最优美的诗：生命/最完美的诗：死亡/这两首诗写在一张纸的两面/这张纸：爱”（《六首无名情歌（组诗）》）。诗歌要记取和书写的不是仇恨、冷漠和隔离，诗人的责任与使命是“创造爱”，还有梦想、祝福、祈祷，小麦已怀抱这样的信念和决心：

而我们不是亚当和夏娃。

没有禁果。

没有毒蛇。

有词语

足以创造爱。

　　　　　　　　——《创造爱》

《顶碗舞》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探索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诗集，“双语写作”所内涵的语言/命运“共同体”意识（小麦/阿人初/麦麦提敏本身也是一个“共同体”）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而诗歌作为内心真实和情感记录，它以切片、分行方式的呈现，也可以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对象。《顶碗舞》的出版，对边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作家的“双语写作”，也无疑是一个激励。如果要说诗集中的一些不足，还是存在的。譬如抒情惯性带来的直抒胸臆、脱口而出，显得急切了些；有些短诗缺少沉淀和反复推敲，单向度的表达难以抵达复调性的多义和纵深；有的作品有筋骨，但少了些血肉，不够饱满、丰润……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写作中加以琢磨、改进，唯有上下求索、不断精进，才能抵达诗的至臻之境。

是为序。

2022年6月30日于杭州钱塘

 在诗集《顶碗舞》中，作者从自身生命体验和反思出发，围绕爱、舞蹈和死亡这三个核心词语，对人生意义、一切都可以被消费和消解的当代现实生活，进行了艺术的观察和反思，且在此基础上，从汉语和维吾尔语这两种语言中汲取营养，在语言和现代诗的表达可能性方面进行探索，用那些足够的词语创造爱，为了提供对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从而让灵魂翩翩起舞的视角和可能性而进行艺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