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

自 序 2006，我的“熊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狗年刚刚过去，迎来又一个猪年。可对我来说，逝去的这一年似乎是个“熊年”。

本书记述的，就是我在“熊年”中考察中华熊图腾神话的始末。为一年的探究、研究做个专题的年记，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写作形式。我希望通过这个形式，把在学术论文和专著中都无法展现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也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或许能够给自己也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机会——从二十多年前译介和实践西方的原型批评，到如今探寻中华祖先图腾神话，拓展国学的新领域。这或许能见证一个人文研究者的自我超越之路。

在这一年之中，五出长城，两下长江，在我的一生中，算得上席不暇暖的时期，跑路*多的一年。仅在国内的旅程，就有两三万公里。对于从事比较文学专业的学人来说，案头工作是本职。这样的奔走，究竟为什么呢？回顾年内跑的地方，有半数是参加学术会议和活动，其余主要是在北方、中原和西北的民间考察，看省、市、县级及至学校的博物馆，探讨一些考古现场。为的是探索光靠书本知识无前往东千佛洞的旅程法解决的问题——中华祖先图腾神话的源流线索。

在如今的大众媒体里，“图腾”一词，已经被宽泛地理解为某一族群的文化符号。可是在学界，对这个外来词还存在着很大争议。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泛图腾主义：大凡在古代神话传说和今天的民俗中见到动物、植物、星象等，都要看成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对象。另一种是反图腾说，认为这个词只能适用于它的原产地——美洲印第安原始文化，不能像标签一样随意套用在其他文化中。我以为，这两种倾向都有失偏颇。图腾是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我国的人类学术语。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常见词。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泛图腾主义的贡献，引起严谨学人的反感，在所难免。这里需注意的是，区分一般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指对自然物的神圣化，把动物植物等视为神明。而图腾崇拜也同样要圣化某些自然物，但是该动物或植物还必须被看成和自己的氏族或族群具有血缘的或者亲缘的关系，被直接认同为自己族群的先祖（或者先祖之化身）。诸如印第安人的狼氏族和熊氏族、龟氏族等，一目了然。我们中国人通常习惯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但莫须有的动物龙是不是华夏族的祖先图腾呢？证明起来头绪太纷繁，难以得出统一的认识。古今学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已经汗牛充栋，过去大都倾向于从文字训诂入手，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做考证。

对于远古的神话，宗教一类文化现象，仅凭文字和文献记载去研究，很多东西是无法理解的，需要配合实地考察，寻找分析和破解的线索，再回过来对照书本中的记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对应现象。这样的多方对照的立体视野，应说是迄今为止，探讨此类远古文化问题的较周全的方式方法，比纯粹学院式的书本作业——钱钟书先生曾经讥讽为“从图书馆到图书馆的搬家工程”（大意），自然是另一种境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也许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学习、传授方式都无法替代那种身临其境的现场的体验感。这种从亲历经验中获得的体悟，是学问境界真正突破所谓语言牢房和文字桎梏的拘限，而导向活的历史情境与真世界的法宝。借用我们传统国学的一个说法，叫“格物致知”。如今的大学里，文科方面“格物”的传统完全断绝了。知识的传承蜕变成了清一色的“读书致知”。倒是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需要实验，美术需要写生，这些专业的学生还有对“物”的接触。而大部分的学院人士被所谓“学科建设”的目标假象所蒙蔽，根本没有意识到被书本束缚的巨大副作用。致使如今的学院派人士，整天陷入一种循环运动而不自知：忙于填表申报课题，编造纸上谈兵、不断重复的所谓研究成果，出版学术垃圾以便交差，换取名实不符的所谓职称。这样一种的循环，对于个人来说是浪费生命，对于国家来说是空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其荒唐之状，不亚于当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信就去图书馆和书店看看吧：各种各样的所谓“文学史”，五花八门的所谓“美学”或曰“美学原理”，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而十之八九陈陈相因，面目似曾相识，看去有根有据，读来无滋无味。换言之，单纯的读书致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认识上的悖论性质，用通俗的比喻来说，就好像缘木求鱼，或者像盲人摸象。个中关系在于：与实际发生过的过程相比，与实际存在过的形态相较，诉诸语言，就是损失，诉诸文字，更是挂一漏万。不论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庞大地下军阵，还是三星堆巨型青铜人造型，它们之所以给今天的参观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就因为它们全都是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述的，也就是靠读书致知的方式所根本意料不到的。如果你每天上午11点到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的小放映厅，亲自聆听一下出土的战国编钟模拟演奏贝多芬《欢乐颂》，你就会突然觉悟：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赞叹“黄钟大吕”，孔子那么发达的音乐感（闻《韶》后三月不知肉味）是在怎样一种高度发达的音乐背景中熏陶出来的，而两千多年前的伟大音乐生态环境在后代为什么逐渐退化甚至失传了。相对于编钟演奏的宏大深沉与丰富变化，我们今人所津津乐道的卡拉OK一类音乐实践，又多么像古代君子们所鄙夷的“靡靡之音”。我们大学课堂上讲《诗经》“钟鼓乐之”，也成了毫无音乐体验基础的纸上谈乐。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长久以来奉为神圣的所谓“历史”，也可以做新的反向理解：被有限的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东西。

这一理解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一种是传统史学的路子，从书本到书本，被古人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牵着走。另一种是我所希望的，从书本到实地和实物，到被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广阔天地中去探求。相比而言，后一种路子显然更具有探索—发现的乐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年之中十次背包出远门，每一次都不会感到疲倦的原因吧。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在这里拓展成了开车跑路有益。好像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到处充满着期待，有新的未知世界在等待着你那种感觉，实在是研究者的内在动力。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潮流，可以相对地弥补和纠正纯学院式的文本研究之偏失。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从文本回到实物，对应的是现象学所说的“返回事物本身”。当然，这种认识的回归是有条件的。人们首先会发问：有多少实物可供我们去感知去格物呢？《女神文明》的作者金芭塔斯，之所以破天荒地大胆提出欧洲史前曾经存在一种女神文明，是以近10万件正式发掘出土的雕像和陶器图案的分析统计为依据的。《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2002）一书编者，汉学家戴尔·布朗做出一个估算：仅中国大陆就曾有上万个古墓被盗掘。这和由官方组织的专业发掘的数量相比，虽不能说九牛比一毛，至少也是千百倍之差吧。另据民间的估算，我国曾有数以万计的人从事和探墓-文物买卖相关的活动。事实上，真实的数据是无法统计也无人统计的。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学传统中*开创性的新领域，不是和挖掘有关，就是和“盗宝”相联系。比如说甲骨学，就发端于中药铺子里出售的安阳地下掘出的“龙骨”。再比如敦煌学，开始于外国文化人从藏经洞里盗宝出境。西夏学，始于俄国盗宝者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水城掠回圣彼得堡的西夏文书与文物。所有这些新挖掘出土和重新问世的文化遗迹，都相继成为国学传统现代复兴中*活力的新分支。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足以惊醒我们，如何到传世文献之外去寻求解决历史文化难题的途径吗？

我2005年11月在四川大学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斗胆提出“第四重证据”，强调古代的实物和图像（包括正式考古发掘的和民间传世的）资料对于研究古代文化所特有的“视觉说服力”（另外三重证据分别是传统文字训诂、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和多民族民俗资料）。这篇稿子几经周折，一年之后总算刊出（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但是作为证据的图像却全部被砍掉了。文中所举案例是鸱鸮即猫头鹰如何在汉语文本中被建构为恶鸟的误读史。意在说明，相对于大传统的文物和图像所述说的猫头鹰文化史，小传统的汉语文本所述说的鸱鸮是怎样被遮蔽和扭曲的。

本书可以说是对四重证据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尝试：在汉语书写文本的非常有限的记录之外去寻求新的直观材料，试图重构出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的线索。而这个熊图腾神话传统的深厚程度是足以让令人瞠目结舌的，因为它的由来比我们通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还要早至少三千年！

白玉雕熊母这本书中某些先发表的内容引起出版界老朋友的关注。可惜文章发表时都被删去了图像，让我的四重证据全然落空。我的看法是，在后现代知识观中，图像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唯文字至上千年代里的所谓插图，它们不再满足于充当活跃文字阅读效果的附庸或调料。因为图像所代表的实物和想象物，足以充当引领文字躯壳的叙事魂灵，成为实现对读者—观众的视觉说服的呈堂证据！在本书中，各种熊神-熊人、人罴的造型，变形和异形的熊偶像，不光是给对文字阅读感到疲劳的读者轻松消遣用的，也不光是给收藏界、美术专业人士和艺术设计者做参考的，也具有给单纯钻故纸啃文献的人洗脑子的作用，即拓展思维空间和想象力的作用。

为什么需要这种拓展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在动物园和马戏团之外，几乎是看不到熊的。在今天的儿童心目中，既缺乏对自然状态的野生熊类的真实感知，又根本不了解中华熊文化造型的悠久传统，所以笨笨熊或小熊维尼一类西化的、商业化的、卡通化的熊形象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就在所难免。而我们日常语言中的狗熊、熊包等词汇，几乎成了清一色的骂人话。面对这种现象，我既有一种文化断根的刺痛感，也希望能够在考古、收藏界、美术界和学术界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收藏更加具有历史文化品位，也让我们将来的福娃选秀之类活动更加具有本土传统底蕴，让大众的审美趣味能够有些许的学术基础或学术引导。

关于熊与人关系的新知识，狗年除夕央视10频道有个《绿色空间》节目，展示了四川山区一村民黄长学“与熊共舞”的真切生活场景，非常具有启发性。如果不是眼见为实，今人恐怕决不会相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和熊这样的猛兽之间还会建立起唇齿相依的感情关系！对于古人说的黄帝时代可以驯养熊作为战斗力量的神话，也从一个侧面给了充分肯定的暗示。

本书不是从自然科学立场，做生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熊罴探究，而是要揭示熊的文化意蕴，特别是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生灵在何时进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被先民所赋予的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更重要的是，要在整个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文化的所以然，即解说为什么人类先民会普遍地、不约而同地赋予熊这种动物以神圣品性。熊图腾信仰和相关神话背后的仿生学和生态学底蕴，究竟有多么深厚，它又能给日益远离大自然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契机？

 本书以专题调研的笔记方式，真实而饶有趣味地呈现考察中华熊图腾神话的始末，这是对“四重证据”研究方法的尝试和检验。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汉语书写文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去寻求新的直观材料，重构中国文化中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并在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究熊图腾文化的渊源和流变。 

中华祖先的图腾到底是什么？是龙还是熊？龙和熊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帝号有熊，鲧禹皆能化熊，楚王二十五位号熊？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从何而来？本书以专题调研的笔记方式，真实而饶有趣味地呈现考察中华熊图腾神话的始末，这是对“四重证据”研究方法的尝试和检验。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汉语书写文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去寻求新的直观材料，重构中国文化中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并在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究熊图腾文化的渊源和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