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释道三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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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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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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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保 杨浩 主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80659

出版时间2016-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24048805

上书时间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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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序:儒、释、道三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序

儒、释、道三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祖国统一、民族团结重要的在于文化认同。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化中国”,就是要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典型者例如元、清。我们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中断,由统一转向分裂。但中华民族却并未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一次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中华民族正是通过这种由分裂再统一的迂回形式不断发展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一个奇迹。那么创造这一历史奇迹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构造中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是一体延续,绵延不断,直至今日。而与印度相较,中国又有统一时间更长、主体民族更稳定等特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独特的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无疑是一重要基石。这在历史上表现得很明显,每当异民族以武力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中国之后,终却在文化上为主体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吸纳器,它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终抟聚铸就成一个文化统一体。

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这种持续支撑就是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好诠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看,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并不总是处于强势,由于中国北部毗邻广大草原游牧部落活动区域,这就决定了奠基于黄河、长江两河流域农业区的中原王朝长期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又由于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的机动性相对于草原游牧民族天然处于劣势地位,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发展进程经常由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而被中断,从而陷入政治解体、政权分裂的状态。典型者如东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中原统一王朝都是因为来自北方(包括西北、东北)势力的冲击,从而陷入政权解体的状态。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解体后再也不能重建的结局不同,令人惊讶的是,每次中国的统一政权解体之后,经过或长或短的分裂对峙,终都能酿造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权统一体。在这新的统一体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其生存空间,都大大地得以拓展。中华民族及所栖居的地理空间就是通过这一独特方式不断发展起来的。至于为什么中华文明及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在不断解体之后实现重建,我认为,其内在原因不在其军事优势(实际上军事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具备优势),也不在其政治、经济优势,因为这些方面世界其他解体的古代文明也曾经拥有,而在于其拥有的独特文化构造,这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核心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构造。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次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都无法击破这一三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反而带上自身独特文化因素连同其民族、土地一同归依中原主体文化,从而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这点看,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并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相反,倒可看成一次更大发展的蓄势。那种把中国历史上分裂时代看成黑暗时代的观点,乃是不懂得阴阳相生的历史原则。因此,我们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而不中断的奥秘就在于其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三足鼎立,既有分别又互相支撑。这种独特的文化结构在世界其他文明中极为罕见。

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奠基于神性中心的单一文化系统例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不同,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以儒、释、道等三支为基干支撑起来的,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它们互相补充,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广泛渗透,对中国古代历史同时产生深刻的影响。南宋孝宗在《原道辩》曾说,中国文化是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以儒教治世。刘谧《三教平心论》卷上。这句话恰当地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在这三支文化力量中,儒家文化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及发展发挥主导性作用,而道家特别是其无为而治、以质化文的返本归根式的思想观念,则对于王朝的重建及休养生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佛教以其开张三世、贯通幽冥的高超的生命境界,无疑对中国人平衡其过于执着于现世的心灵,有着清醒剂的作用。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文明像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只是一种单一的宗教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三足鼎立,其支撑更牢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具有如此超强的稳定性、中国的历史又为何能延续五千年而不中断等这一世界历史中极为罕见的历史现象。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三元一体互补结构,乃是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锋,吸收其他文明价值系统之所长而形成的。这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首先是通过对印度文明的融合,改造吸收印度文明的载体——佛教的思想观念而达成的。因此,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很高的学习、更生能力。又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文化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同时又不丧失自身的文化认同,才使得她不断走向成熟,从而延续自己的慧命。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也曾遭遇异文化系统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在中外文化上曾经历两次全盘西化的过程,其中早的一次全盘西化就是印化即印度化。对此,现代很多人对于这段文化历史都已相当陌生,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现世主义为导向的礼乐文化。依据现存经典文献诸如《尚书》、《易经》、《诗经》及三礼的载述,这一文化体系在“前三代”即尧、舜、禹就已定型,而在“后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则臻于成熟。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就是表述对西周礼乐文化的向往。儒家正是因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百家竞起,实际上都是对礼乐文化进行批评、反思,而没有就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质疑。因而我们可以说,百家的论争只是在同一文化体系范围内部的争论,无论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争衡,都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中展开的,而没有从根本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随着后汉之后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之引发的三教论争,乃使中国传统文化直接面临着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战。由于印度文化具有浓厚的出世主义色彩,这对中国文化来说相当陌生。因此,佛教宣传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缘起性空、涅槃寂灭等观念在当时对中国人引起极大的震动。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此世生活,这无疑具有其特别的优势。不过与周边其他文化特别是印度相比,它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视域相对狭窄,其对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倾向。不少论者都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对来世学的探讨相当薄弱,日本著名的印度学者中村元认为,中国人没有实践深刻的宗教反省,孔子的学说中欠缺诸如“原罪”、“拯救”等观念,而这在印度和西方宗教中都是基本观念。中村元指出:“在印度与中世纪欧洲一样,生活于现世是为了更好的来世作准备的思想非常强烈。然而在中国,这种思想并不常常抬头,在这方面或许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实践深刻的宗教上的反省,那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很深的罪障意识。人们常常指出,在孔子的教说中没有'原罪'或'拯救'的观念。”《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中村元著,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72页。关于中国文化这一弱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论争中,就有不少论者予以指出。例如东晋高僧慧远就说: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三报论》,《弘明集》卷五。这就很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讨论的范围局限于此生,而对此生之外则未涉及。由于慧远等活跃于东晋南北朝的高僧本来对中国本土文化就很精通,因此他们的批评确实切中中国文化的弱点。的确,无论是儒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还是道家《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中国文化整体来说是一种现世中心导向的文化。难怪当他们碰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开张三世、究极幽冥、超迈生灭、体证涅槃等显示立体多维的思想视域时,精神为之震撼。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中、印文化之优劣进行分判时,这一时期的不少崇佛者都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广弘明集》卷一。、为“大圣”《归正篇序》,《广弘明集》卷一。,而对中土文化进行贬抑。这种独崇佛教,贬抑儒、道的态度在佞佛皇帝梁武帝身上达到。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道二教都斥为邪教,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入正: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考虑到在当时普遍将印度称为西方、西土,因此萧衍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历早一种全盘西化、印化的主张。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夷夏之辨”、执持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中国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其引发的震撼也许只有鸦片战争时期泰西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差可比拟。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这次由佛教传入为契机而引发的中、印文化交锋,乃是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另一高度发展的、成熟的文化体系的挑战。由于佛教宣传的基本教义诸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涅槃解脱、三世相续等等,中国传统思想均较少触及或者阐述不充分,因此,在这场长达八百年之久的中、印文化的冲撞中,我们看到华夏文化的中心意识次受到质疑。当然,我们进一步看到,通过三教论争,中国本土文化并未解体从而丧失其自身认同,反而是通过争论,士大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把握得更为充分、明晰。佛教也正是因为能平衡中国文化中过于强势的现世主义而得到精英阶层的追捧,并被接纳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提高了中国思想的思维抽象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此外,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经历的第二次全盘西化就是我们现在正亲历的中、西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冷战之后出现的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新格局进行反思,提出一种理解世界的新的思路。他淡化了过去那种以种族论、意识形态论作为标记符号的观点,而只讲文明之间的“交锋”,其中提到冷战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等文明之间将展开生存发展的竞争。未来世界历史将围绕此一主线而展开。该著作对文化的研究跨越了传统单纯的民族传承。这种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是,书中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并不确切,其中单纯以儒家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此外,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西文化的正式交锋并不始于今天,早在明代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就已正式拉开帷幕。

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元文明并存、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以科技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正全方位影响、冲击着中华古老文明,这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明第二次遭遇另一异质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中、西文明的正式交锋,如果从晚明算起的话,迄今已持续四百多年,而且这一过程仍未终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佛教传入为契机引发的长达八百年以上的中、印文明的交锋相比,其规模、影响度以及时间跨度都差可比肩。我们也看到,在这次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曾出现五四时期发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质疑的声音,诸如“打倒孔家店”式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与次全盘印化时期梁武帝斥周孔之教为邪教何其相似。我们也惊喜地看到,自那以后,中国文化在经历低谷之后并未完全解体,相反,我们今天在吸纳西方文化的科技、政制等诸多优势之后,中国文化再次以其博大的包容姿态主动迎接挑战,从而不断面向时代,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是我院为推动学术界三教关系研究而编辑的一部参考资料。这部资料共挑选有关三教关系研究的论文共40篇,主要选择自民国以来直至现代学界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所选论文既有发表于港、台学术刊物者,也有刊于大陆各种刊物者,另外还有少数出于国外汉学家之手、由国内作者翻译过来者。选入论文作者方面,既有前辈大家,也有近年来活跃于学界的新秀。我们编选的主题按照三教关系、儒释关系、儒道关系、道释关系等来分类,意在反映三教关系的方方面面。我们试图通过这部三教关系论文的选编为学界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窗口。至于这一目标能否达到,只能由今后学术界的反应来评判。

 

 

张广保

于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2013年12月

导语摘要

本书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为推动学术界三教关系研究而编辑的一部参考资料选编,填补了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资料的空白,为学界了解儒释道三教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具有长远的史料价值。

全书挑选了有关三教关系研究的论文共40篇,主要选择自民国以来直至现代学界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所选论文来自国内和港、台学术刊物,另外还有少数出自对儒释道感兴趣的国外汉学家之手。论文作者有前辈大家,也有近年来活跃于学界的新秀。编选的主题按照三教关系、儒释关系、儒道关系、道释关系等来分类,意在反映三教关系的方方面面。

作者简介

张广保:男,1964年8月生,号洞斋散人,江西东乡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教授。1998-1999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2002-2003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道教思想、经学思想的研究。代表性著述有《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1995曾获首届“汤用彤学术奖”)、《唐宋内丹道教》、《中国经学思想史》(合著)等,曾参与姜广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组,并独自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研究课题“纬书与东汉经学研究”。另有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杨浩,男,1981年生于陕西省绥德县。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20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著作有《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2015年)。

目录
序:儒、释、道三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


三教关系


三教异同说姚永朴


五朝学章太炎


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一九六四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论文


方东美著孙智燊译


漫议儒、释、道——中国哲学的特质[英]弗·康普勒斯东著李小兵译


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任继愈


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汤一介


“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黄心川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楼宇烈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牟钟鉴


儒、佛、道的境界说及其异同蒙培元


论六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世界宗教大同理想李中华


诸子百家与儒道佛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李存山


敬、静、净:儒道佛心性论比较之一罗安宪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韩东育


从儒释道“三教”看我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特点杨军


人类中心主义、超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儒、道、佛学之生态伦理


思想比论任俊华李朝运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李四龙


儒释关系


与蒋再唐论儒佛义马一浮


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熊十力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


儒佛异同论梁漱溟


陈碧虚与陈抟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蒙文通


三论禅宗与理学钱穆


唐代儒家与佛学高观如


略谈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唐君毅


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方立天


道学与佛教——议论的场合与范畴[日]土田健次郎著吴华译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洪修平


从存有论与心性论谈儒家与佛教的区分曾锦坤


儒道关系


老子与孔子之“道”:类别根源性质及作用蒲薛凤


儒道二家的生死观傅伟勋


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互补许抗生


论儒道两家之互为体用义曾昭旭


孔子之仁与老子之自然——关于儒道关系的一个新考察刘笑敢


中国古代道儒二家宇宙论的异同及其意义万里


道释关系


《太平经》与佛教汤用彤


佛道相通相同的形上关系抱一·凝神·真如刘光义


道教和佛教形上超越的观念——哲学对比的研究[美]苏海涵著仲曼萍、卢雪燕
译丁煌 校改


魏晋南北朝道教、佛教思想关系研究张广保


心性本体与道性道体:中国佛教心性论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杨维中


附录:三教关系研究论著目录


一、汉文论文


二、汉文著作


三、日文研究


四、西文研究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为推动学术界三教关系研究而编辑的一部参考资料选编,填补了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资料的空白,为学界了解儒释道三教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具有长远的史料价值。


全书挑选了有关三教关系研究的论文共40篇,主要选择自民国以来直至现代学界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所选论文来自国内和港、台学术刊物,另外还有少数出自对儒释道感兴趣的国外汉学家之手。论文作者有前辈大家,也有近年来活跃于学界的新秀。编选的主题按照三教关系、儒释关系、儒道关系、道释关系等来分类,意在反映三教关系的方方面面。

主编推荐

张广保:男,1964年8月生,号洞斋散人,江西东乡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教授。1998-1999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2002-2003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道教思想、经学思想的研究。代表性著述有《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1995曾获首届“汤用彤学术奖”)、《唐宋内丹道教》、《中国经学思想史》(合著)等,曾参与姜广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组,并独自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研究课题“纬书与东汉经学研究”。另有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杨浩,男,1981年生于陕西省绥德县。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20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著作有《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2015年)。

精彩内容

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任继愈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1年获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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