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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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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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淑敏 著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0666
出版时间2015-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5元
货号23649511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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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系毕淑敏“四弦散谈”之成长篇：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她的阅读生活、成长经历、创作历程本身充满了传奇。一名作家的成长、阅读和创作史，就是她的生命史。本书节选的这些出自作家毕淑敏笔下的“生命日记”，将会给很多喜阅和有自我提升意识的人提供一个观照己身的镜子，无论你是否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她的故事都足以打动和激励你，循着更宽广的方向拓展自己的人生。
作者简介
毕淑敏：作家、心理学家、主治医师。
目录
到西藏去
信 使
昆仑之眠
昆仑之吃
昆仑之喝
装大米的汽车
特殊摄影师
雪山窃贼
藏族的花围裙
惊险的炉子
在雪原与星空之间
长寿眉
碗里的小太阳
在印度河上游
离太阳近的树
眼睛是一座彩虹桥
金丝雪片
哪个女兵十七岁
针刺合谷穴
走不出白衣
外科医生的圣殿
病中读书谱
阅读是一种孤独
择书秘诀
从今天傍晚开始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
写作是他人爱莫能助的事情
没有少作
回头是土
喜欢文学，比较地不容易犯罪
三合一
兴趣就像食物
背着药包上学堂
快乐的爱好
亲自写作
旅游预习
山妖的阶梯
银与福
在北欧游轮上
淑女书女
人可以限度地逼近真实
丘吉尔教我绘画
我不喜欢的中年人
回答海浪
平安扣
无胆之人
购买一个希望
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
溪水金砂
年龄的颜色
抵制跳窗
腰 线
台 灯
鞋带儿
有机无机冬瓜汤
内在的洁净
被迫锻炼
过年的表情和心情
内容摘要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系毕淑敏“四弦散谈”之成长篇：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她的阅读生活、成长经历、创作历程本身充满了传奇。一名作家的成长、阅读和创作史，就是她的生命史。本书节选的这些出自作家毕淑敏笔下的“生命日记”，将会给很多喜阅和有自我提升意识的人提供一个观照己身的镜子，无论你是否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她的故事都足以打动和激励你，循着更宽广的方向拓展自己的人生。
主编推荐
毕淑敏：作家、心理学家、主治医师。
精彩内容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35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员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的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作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很令我骄傲，我这才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20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作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争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篇，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呼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地富反坏”对我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味儿，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说，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着跑出去的，还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红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问说，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把你杀了？我毛骨悚然，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有什么办法？首领手一挥说，这还不好办，让他拉在裤子里……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的样子，一个劲儿地感谢我。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我阵线不清。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将心比心，觉得太难受了。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认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要泼冷水，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我强烈反对这样做，挺身而出，几乎与整个班的人为敌。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大伙儿看我这么坚决，就退了一步，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有时想起往事，还说，毕淑敏，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觉悟那么高？我说，我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儿关系，我只是想，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多冷啊！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学校有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心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3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的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11年。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那盏亚德利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儿，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批女兵，那时我16 岁。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到一下子坠落为祖国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 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我的灵魂和机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 我被雪域博大精深的深邃高远震骇住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不知道除了灯红酒绿的城市，还有这样冷峻严酷的所在。这座星球凝固成固体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尘。它无言，但是无往而不胜，和它与天同高与地齐寿的沧桑相比，人类多么渺小啊！ 我有一件恒久的功课，就是——看山。每座山的面孔和身躯都是不同的，它们的性格脾气更是不同。骑着马到牧区送医送药时，我用眼光抚摸着每一座山的脊背和头颅，感到它们比人类顽强得多，永恒得多。它们默默无言地屹立着，亿万斯年。它们诞生的时候，我也许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无意义地飘浮在空气中，但此刻已幻化成人，骄傲地命名着这一座座雄伟的山。生命是偶然和短暂的，又是多么宝贵啊！ 有人把宇宙观叫作世界观，我想这不对。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当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时候，你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宇宙，它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颗地球。但宇宙实在是一个比世界大无数倍的概念，它们之间是绝不可画等号的。通过信息和文字，你可以了解世界，但只有亲身膜拜大自然，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宇宙。 我还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汤原汁地携带着自己的旧有观念返回城市。这块地球上的土地，把一种对于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强硬地灌输给每一个抵达它的海拔的头脑。 对于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这种置换几乎是毁灭性的。我在花季的年龄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它与我摩肩接踵，举案齐眉。高原缺氧，拉练与战斗，无法预料的高原病……我看到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我有的时候，都为自己的依然活着深感愧疚。在那里，死亡是一种必然，活着倒是幸运的机遇了。在君临一切的生死忧虑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谛，与它无所不在的黑翅相比，个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 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返回来，努力完成生命给予我的缘分。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卫生员，病人都说我态度好。这样，我很快入团入党，到了1971年推荐批工农兵学员上军医大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荐了我。一位相识的领导对我说，把用不着的书精简一下，过几天有车下山的时候，你就跟着走了，省得到时候抓瞎。 我并没收拾东西，除了士兵应发的被褥和一本卫生员教材，我一无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时之内，携带全部家当迁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因为我不愿用任何未经后认证的消息骚扰他们，等到板上钉钉时再说不迟。 几天，又几天过去了。我终于没有等到收拾东西的消息，另外一个男卫生员搭顺路的便车下山，到上海去念大学。我甚至没去打听变故是为什么，很久之后才知道，在后决策的会议上，一位参加者小声说了一句，你们谁能保证毕淑敏在军医大学不找对象，三年以后还能回到阿里？一时会场静寂，是啊，没有人能保证。这是连毕淑敏的父母、毕淑敏自己都不能预测的问题。假如她真的不再回来，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培训名额，待学业有成时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热土。给我递消息的人说，当时也曾有人反驳，说她反正也嫁不到外国去，真要那样了，就算为别的部队培养人才吧。可这话瞬间被窗外呼啸的风雪声卷走，不留一丝痕迹。 我至今钦佩那时的毕淑敏，没多少阅历，但安静地接受这一现实，依旧每天平和地挑着水桶，到狮泉河畔的井边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较浅），供病人洗脸洗衣。挑满那锈迹斑斑的大铁桶，需要整整八担水。女孩其实是不用亲自挑水的，虽然那是卫生员必需的功课。只要一个踌躇的眼神一声轻微的叹息，绝不乏英勇的志愿者。能帮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里，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队里有高达四位数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数字的女兵，性别比例上严重失调。军队有句糙话，叫“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蝉”。每个女孩都确知自己的优势，明白自己有资格颐指气使，只要你愿意，你几乎能够指挥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独自把汽油桶挑满，就像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闲地挑着满满两大桶水安静地走着，换肩的时候十分轻巧，不会让一滴水泼洒出来。我不喜欢那种一溜小跑很逃窜的挑水姿势，虽说在扁担弹动的瞬间，会比较轻松，但那举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时候，有许多男性的眼光注视着我，想看到我窘急后伺机帮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会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种自律，而且是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凭自己的努力，已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我就会放弃。我并不认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生活状态，它过于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太注重后的结局了。在一切时候，我们只能顺从规律，顺从自然。 开始学做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惊心动魄的解剖课，其真实与惨烈，任何医科大学不可比。记得有一个肝癌牧人故去，老医生对我们说，走，去看看真正的恶性肿瘤。牧人的家属重生不重死，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活着的人赶着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玛米们把尸体安放在担架上，抬上汽车，向人迹绝踪的山顶开去，将在那里把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次与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还给他化验过血，此刻他却躺在大厢板上，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单子底下自由滚动。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汽车再无法向前。我们把担架抬下来，高托着它，向山顶攀去。老医生问，你抬前架还是后架？我想想说，后面吧。因为抬前面的人负有使命，需决定哪一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后的安歇之地，我实在没有经验。 灵魂肯定是一种有负重量的物质，它离去了，人体反而滞重。我艰难地高擎担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隔着被单颤动着，坚硬的指甲鸟喙一样点着我的面颊。片刻不敢大意，我紧盯着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个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几乎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交换位置。我抑制着喉头血的腥甜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老医生沉着地说，只有到了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 终于，到了伸手可触天之眉的地方。担架放下，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山顶的砂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流利地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罕见啊…… 秃鹫在头顶愤怒地盘旋着，翅膀扇起阳光的温热。望着牧人安然的面庞，他的耳垂上还有我昨日化验时打下的针眼，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张纸。尽管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轻薄的一档，还是几乎将他的耳朵打穿。牧人的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稀薄的血液像红线似的无休止流淌……我使劲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他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在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生命。 在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洞彻生死，实在是一种大悲哀，但你无法拒绝。这份冰雪铸成的礼物，我只有终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态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笔写在黑板报上的小诗，被偶尔上山又疾速下山的军报记者抄了去，发在报上。周围的人都很激动，那个年代铅字有一种神秘神圣的味道。我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我主动投的稿，我不承认它是我的选择。以后在填写所有写作表格的时候，我都没写过它是我的处女作。 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学，在学校的时候，依旧门门功课优异，这对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成了一名军医，后来，结婚生子。到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我找到阿里军分区的司令员，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十几年了。现在，我想回家了，为我的儿子去尽职责。他沉吟了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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